对于日本人的这种转变，麦克阿瑟将军和他领导下的团队所主导的美国的对日管理政策也是承认的。因此在对日管理上，美国没有用一些令日本人屈辱的手段让这种转变受到阻碍。其实，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讲，如果占领国美国强加给日本一些屈辱性的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的伦理信条认为，如果对方犯下罪行，对其施行侮辱和惩罚就是让其认识自己罪孽的有效手段，而只有认识自己的罪行才能够开始重新做人。但是在对待西方所谓的“罪行”问题上，日本的文化赋予了他们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才是一个人应当遵循的人生规则，行为和后果是错误的那就必须停止这样的行为和后果继续下去。这一准则也适应于全民族的失败，日本人也没有将这种失败看做是一种让人憎恶的屈辱。日本人所认为的侮辱是：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诽谤、嘲笑、鄙视、侮蔑和揭短。如果日本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那么进行复仇会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道德。尽管西方文化难以接受日本人的“复仇”信条，但是取决于美国能否有效占领日本的正是美军能否在“侮辱”这点上进行自制。日本人绝对不能忍受嘲笑，他们认为投降以及投降时的必然后果，如解除军备、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等与“侮辱”是不同的两码事。
日本也曾取得过对强国的胜利。当敌国投降之后而没有让日本人感受到它嘲笑自己时，作为战胜者，日本也会非常谨慎地避免让失败的对手受到侮辱。1905年俄军在中国的旅顺口向日本投降时，有一张着名的照片在日本妇孺皆知。照片上的战胜者和战败者只是军服不同，战败的俄国军人甚至武器都没有被解除，依然可以佩带军刀。据日本人流传的说法是，在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接受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而决定投降之后，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译带着食品来到俄军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其他所有的军马都已经被饥饿的俄军宰杀吃掉。带着五十只鸡和一百个生鸡蛋的日本敌人因此得到了俄军的由衷欢迎”。第二天，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会见。“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称赞日军作战英勇，乃木将军赞扬俄军防御坚韧。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此次战争中牺牲的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提塞尔将军将自己非常珍爱的坐骑阿拉伯种白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他非常希望获得这匹马，但是却必须首先将它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会将这匹马赐给他作为奖赏。他向斯提塞尔将军许诺，一旦他获得此马，一定会备加珍爱。”①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后来乃木将军为这匹马建了一所马厩，据说，这个马厩比将军自己的住舍还要讲究，在将军死后，这个马厩也成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的人说，日本人在俄国投降后就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性格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在菲律宾的残暴和破坏令人吃惊。但是，像日本这个经常根据所遇到的情况而改变其道德标准的民族来说，这种说法未必可靠。首先，日军在巴丹战役之后只是部分投降了。在菲律宾的日军后来虽然投降了，却仍然继续战斗。第二，在世纪之初，日本人没有觉得俄国人“侮辱”过他们。但在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对日本的“蔑视”，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瞧不起日本”。不管是美国颁布的移民法，还是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和第二次裁军条约中的态度都被日本人这样认为，另外美国在远东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和我们向来存在的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也被日本人认为是一种侮辱。因此，对俄国战败者和对菲律宾的美国战败者的不同态度正反映了日本人的两面性格：受到侮辱时是一种态度，没有受侮辱时是另一种态度。
不过美国人的最后胜利让日本人的态度再次转变。他们的最终失败使得他们放弃了之前所选择的方针。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没有让日本人觉得受到侮辱，于是他们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于菲律宾时期，美国的做法显然奏效了。
关于天皇是否要在日本战败后继续保留的问题非常重要。美国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做得十分到位。战败之后，天皇首先访问了麦克阿瑟将军，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比起麦克阿瑟将军先访问天皇，这件事让日本人有了一次全新认识，其对于日本人的影响意义可能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据说，当战胜国企图否定天皇的神圣地位时，天皇是持异议的，他说让自己抛弃其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十分为难。天皇很真诚地告诉战胜国，日本人从来没有把天皇看做西方意义上的神。但麦克阿瑟司令部对天皇说，西方人却很难改变自己的看法，这可能会损害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于是天皇接受了这种为难，发表了否认神格的声明。发表声明之后，天皇要求看到世界各国对此的评论，并在读过这些论评之后，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满意。很显然，外国人从没想象到一个“神”将自己否定之后还有可能会表示满意。
美国的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了日本人得到某种满足。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指令上写道：“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劳动、工业、农业诸团体，我们将鼓励它的发展并为其提供便利。”于是，很多工人和农民重新被组织起来。在很多日本人眼里，能够通过自己主动努力让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让他们在战后的新体制基础上获得了更大的自尊，或许这也是日本在战败后的收获之一。一位特派到日本的美国记者曾经告诉我，有一位参加罢工的东京工人曾经盯着美国士兵高兴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这类的罢工很像战争开始前的农民起义，农民之所以起义是因为太过沉重的经济负担让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生产，而工人罢工也有相似的动机。这与西方所说的阶级斗争完全不同，日本的反抗者从来没有准备将制度本身进行革命。而且，罢工也没有让日本企业降低生产，日本人最喜欢的罢工办法是：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让经营者无地自容。在三井旗下的一家煤矿发生的‘罢工’中，工人将所有管理人员赶出矿井，同时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了620吨。足尾铜矿出现的‘罢工’同样也增加了生产，并让工资提高了两倍。”
美国的政策虽然没有给日本制造更大的困难，但是作为战败国，它的行政总是举步维艰的。战后的日本，在粮食、住房、国民再教育等问题上有着尖锐的矛盾。如果说这是因为日本政府管理不力的问题，若由同盟国主持会更好些，那将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无论是谁面对战后日本问题也都会感觉非常头疼。比如，美国曾经十分担心无法解决日本军队的复员问题，可正是因为日本原有官员的努力，让这个问题的压力得到缓解，虽然解决起来仍然有很多困难。日本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困难是非常了解的。去年秋天，就有一家日本报纸发表文章，用十分同情的语气说到，对于那些备受艰辛、英勇作战的日本士兵来说，战败是一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酒。报纸希望他们别因为战败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大多数情况来说，被遣返的复员军人都表现出了相当正确的“判断”，没有因为战败而从此消沉堕落、敌视社会。可是也存在一些因为战败、失业的窘境让他们加入了坚持国家主义信仰的旧式秘密结社。这些人常常愤慨于自己现在所处的地位，因为日本人已经没有必要再向这些军人毕恭毕敬赋予他们特权了。如果在以前，民众在街上遇到身穿白色衣服的伤残军人是要行礼的；在他们刚刚入伍时，全村成员要为他们开欢送会，等到他们退伍时还要开欢迎会，并用无数美酒佳肴来款待他们，也会有很多美女歌舞会为他们助兴。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得不到这种优厚的待遇了。除了自己家里能够安置他们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待遇”。在很多城市和村镇中，他们也被人冷落。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的变化，就可以想象他们正在经受多么痛苦的挣扎，而一向喜欢与昔日的同伙相聚的他们又会多么缅怀曾经的军人时代。而且，不时会有一些日军又在爪哇、中国山西和东北与盟军作战的传言传到他们耳朵中，他们会说：为什么要绝望？他们可以再去打仗！这些收留失落人的以国家主义为信仰的秘密结社其实很早就存在，它们的宗旨就是“洗刷日本的耻辱”。当一些人没有了却复仇宿愿又感到“世界并不平衡”的时候，便很可能去参加这些秘密团体。类似黑龙会、玄洋社等秘密社团所采用的暴力，在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中可以被认为是“对名誉的情义”中的一部分，因此是允许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在今后若干年内，日本政府想要消除这种秘密社团的暴力必须继续以前的长期努力，即突出对履行“义务”的强调，贬抑对“情面”的宣扬。
重建日本，如果只是号召不要进行错误的“判断”是不够的，还应该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让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能够找到谋生之路，能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各得其所”，还应该让农民的处境有所改善。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当遇到经济不景气在城市找不到谋生之路时，便会回到农村故乡。可是在农村中，往往地狭人稠，而且可能有很多债务，所以不可能容纳过多的人口重返农村。农村中盛行着反对将遗产平分的新观念，传统上只有长子可以继承遗产，其他孩子就需要到城市中寻找发展机会。所有这些背景已经决定了回农村的不可行性，如果城市工业得不到发展，日本的问题将会非常严重。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是今后充满困难的漫长发展之路。若是国家没有重整军备的预算开支，那么他们仍然有机会让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要知道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大约十年内，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都是花费在军备及维持军队上。如果他们现在停止这些开支并逐步减轻农民的赋税，则完全有可能重新为经济发展打下基础。日本曾经把农产品生产的40%用来缴纳租税及支付佃租。而与日本一样的其他以种稻为主要农业生产的国家，如缅甸、暹罗则是将90%的农作物产品留给耕种者。日本农民的这些高额租税没有别的用处，全部成为了巨额军费的一部分。
我们以为，在今后十年中没有扩充军备压力的国家都会比搞军备的国家更有发展优势，因为省出的军费可以用来发展经济。但是这一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我们所注意。这也是因为我们从来不会陷入在国防计划上因为动用巨额费用而使国家经济陷入贫困的困境中，另外我国也很少蒙受战争灾祸。我们国家的生产并非以农业为主，我们出现的问题反倒是源于过剩的工业生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大规模的军备建设、奢侈品生产、福利事业及研究设施的建造和生产，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但是其他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包括西欧在内也无法与美国的情况相一致。战败的德国需要进行巨额战争赔偿，但是他们没有重建武装的压力，假若在未来的十年，德国的近邻法国，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扩充军备，那么德国就可以建设起一个法国没有能力建立的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在东亚方面，日本也完全可以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在全力实行军事化目标，其野心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日本却不用把巨大财富花费在军事化目标建设上，这将为日本在不远的将来重新繁荣奠定一个基础，它可能主导整个东方世界未来的贸易。日本战后的经济完全将以和平利益为基础，其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将得到实质意义上的提高。这样的国家会获得国际声誉，如果美国能够利用自己的势力支持日本朝这一方向前进，对日本来说将产生很大的帮助。
假如美国试图用命令方式创造一个民主自由的日本，这是无法办到的，任何国家也办不到这一点。无论哪个被统治国家，强制的办法从没有成功过。一个外来主宰者根本没有可能使一个与自己习惯和观念都不相同的民族按照自己的模式生活。条文明确的法律不能让日本人承认被选举人的权威，也不能让他们忘记等级制中“各得其所”的理念。这一点已经被部分证明了。日本人不会因为法律规定就改造自己的传统性格，便会具有像我们美国人一样自由随便地与别人交往、放任强烈的独立愿望、自由地选择配偶、职业、住房和承担各种义务的习惯和热情。目前，能够肯定的是，日本人已经明确认为他们应该向这个方向改变。他们的为政者说，日本需要鼓励男女国民去主导自己的生话，尊重自己的内心。虽然他们没有公然宣称质疑传统中“耻”的作用，但实际上所有日本人心中都明白，他们将来的奋斗方向是从对“世人”谴责和追究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建立一种新的自由。
我们虽然能理解日本人的心甘情愿，可是无论怎么说，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要求都属于太苛刻了。一个日本人被要求隐藏个人感情，丢弃个人欲望，以家庭、团体成员或民族代表的身份在社会中生活。日本人证明了，无论社会给他们多大约束，他们都能够在忍耐这种约束要求下进行自我训练。可是，即便能够接受这种训练，负担也实在太沉重了。他们不能要求有一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这给军国主义滋长提供了机会，走上了一条牺牲巨大、漫无希望的痛苦之路。他们自以为是，蔑视那些有着比较宽容道德观念的民族。
好在，现在的日本已经迈出了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那就是承认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错误”、是失败的。现在的日本最希望得到在和平国家中受尊重的地位。其前提是世界必须是和平的。在将来的数年内，俄国和美国可能会致力于军备扩充，如果它们准备战争，日本也将凭借其军事理念加入其中。但这不是说，我们对日本成为一个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有所怀疑。毕竟日本的行为往往是随机应变的，假若世界保持和平，日本应该继续在和平世界中谋求其地位；假若世界发生大战，日本也可能仍然成为武装阵营中的一员。
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彻底失败，但是日本人还会关注其他国家的军国主义会不会同样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将会重新燃起他们的好战热情并向世人展示其能够为战争做出的贡献；如果所有国家的军国主义都是失败的，那么日本会证明，自己汲取了一项深刻的教训，即：指望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是绝对无法实现荣誉之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