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要面临的困难正如罗宾.卡拉格撰写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再有了”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其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业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供出口的初级产品为人工合成制品取代，世界市场产能大量过剩，处于饱和状态，以致新参与者已经没有多少插足的余地。在中国，不仅经典发展方式及其变种能够成功的初始条件在当今乃至未来不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的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是在庞大人口和稀少生态资源的严格限制下进行的。虽然我们有理由认为21世纪技术和工艺进步可望改变这种限制程度、范围和形式，但这些进步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限制，中国将长期面临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严峻考验。改革开放从另一方面使中国在还没有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的起飞阶段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发达国家“消费示范”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中国与发达国家已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当我们把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进程放在21世纪一个更长的视野中进行判断时，中国应当充分估计到这种西方“消费示范”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的巨大压力。事实上，起迄于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是在中国物质限制和西方“消费示范”的双重压力下推进的，中国面临的抉择就分外艰难。中国在长期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其人口在未来20年内将跃上15亿（人口总数大大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而中国现有的短缺的资源与资金又不足以支撑这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生产体系。为了改变落后面貌，21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独辟蹊径，在资源的硬约束下，从现有的发展起点出发，置身于激烈的国际性经济竞争中，寻求一种长期的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即采取节约型的资源战略，合理开发资源，充分利用资源。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容包括：（注解77，胡鞍钢：《生存与发展》，香港：科华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包括发展多熟制种植，提倡立体多层次农业，采取先进的灌溉制度与灌溉技术和科学的施肥制度等节时、节地、节水、节能，高效低耗的集约化农业。
--建立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包括采取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加强资源的综合勘探、综合开发与综合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回收率与降低能耗物耗；开展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发展规模经营，杜绝重复低水平建设等节能、节材、节水、节省资金、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节约型工业体系。
--建立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包括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建立以铁路为骨干，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有机结合，联运联营的综合运输网络；发挥水运（海运与内陆河运）的运量大、耗能低的优势；发展油气、煤的运输管道；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交通；有条件地实行人、车分流；合理布局工业，发展大集装箱运输，提倡运输社会化，减少回空率等节能、节时，重视效益的综合运输体系。
--建立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我们主张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的消费水平与生活方式，反对超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超前”消费、高消费、盲目攀比。降低食物消费水平；发展化纤、混纺棉布，减轻耕地压力；降低能源消费；提倡公寓式住宅与发展公园、公共娱乐场所；发展城市集中供热、供气；降低用水消费，采用节水型生产体系和生活体系；发展以自行车、公共电汽车和地铁为主的居民交通运载工具；在衣食住行方面提倡勤俭节约，有条件地提高享乐水平。
这种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分配；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建立与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使贸易与非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更加开放；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该发展模式的资源消耗和生活消费特点是，在21世纪上半叶，人均各类主要资源消费水平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并在上述消费数量的约束下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在积累与消费水平的长期选择上，保持较高的积累与适度的消费。
面对中国人口不断增长的现实与未来，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的发展战略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并存，即在进程推进中保证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赖以满足其需要的生存基础与发展能力构成破坏和障碍。它的含义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为目的，包括吃、穿、烧、住、行等基本生存权利；以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为手段，加快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走集约化经营的发展道路；以争取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可以保证人民生存和维持发展的资源、生态环境基础之间长期的平衡和互相适应为条件，把满足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目标结合起来，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
这一战略的具体目标和基本任务是：为今后5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以致为至少15亿人口提供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经济、社会条件，即包括吃、穿、行、烧等基本需求，也包括教育、娱乐、文化等基本享受；为今后二三十年内大约3亿新增劳动力人口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为今后二三十年内，大约8亿左右劳动者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经营环境，以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为今后二三十年内大约3亿老年人口提供基本赡养资金和社会保障，并保证他们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而且逐步得到改善；为今后二三十年内7-8亿城市人口提供商品、副食品、住房、社会生活和基础服务设施，以避免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和过分拥挤；为今后二三十年内消除2亿多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普及教育提供各类设施。
仍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把控制人口规模、合理使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包括在21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之内，任何经济增长都不会得到持续发展。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的发展战略，必须在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战略的同时，追求以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整个民族的生存战略。这种发展对遏止人口猛增，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追求的不仅仅是短短几年的繁荣，而是寻求中华民族未来长达一百多年经济永续发展。这样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适度人口目标。2020年，总人口下限为14亿，上限为14.6亿；在2030年左右，实现零点人口增长，最大规模不超过15亿；在2050年以后，实行人口超低速负增长；到2100年，总人口规模大体在12亿-14亿为宜；此后趋于最终的人口稳定。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战略。资源基本自给，有进有出的基本平衡；发展节能产业、无污染的新能源产业（如水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发展废物处理、资源再利用产业；发展环境咨询、环境科技、环境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生态和环保旅游产业；发展绿色食品、绿色药品等新兴生物技术产业。
--环境保护最终是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人民创造一个清洁、优美、舒适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同样重要的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在生态稳定而不是脆弱的基础上推进的。近期与中期目标是，基本控制自然生态破坏急剧恶化的趋势，其中某些方面得到局部改善，城市环境和工业污染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治理，逐步减轻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使其免遭破坏和污染，保存生物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发展战略需要有“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2003年的那场始料未及的SARS疫情突袭中国。在SARS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如此引为自豪的新的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等，一下子变得十分凄凉：宾馆没有人了，公路也没有车跑了。于是人们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和社会应急体制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么多年，国人辛辛苦苦搞经济，轰轰烈烈地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人的位置究竟被放在了什么位置上？所以，如果说过去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现在终于到了认识“以人为本是更硬的道理”的时候了。
平心而论，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我们对与人相关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关注不够。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中国的物质水平非常低，但在公共卫生领域方面，她却曾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全国拥有最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这就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70年代末的人均死亡率是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我在美国和加拿大读的就是人口和社会人口学专业，希望率应以千分之来论处。--作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的国际组织对中国工作的排序是这样的定位的，即中国按国内生产总值排序非常落后，但按健康排名比国内生产总值排名要高得多。然而这种曾令国人引以自豪的国家公共政策设施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堪称是世界奇迹，但在中国增长“奇迹”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那么多似乎是“越轨”、“反常”和“悖理”的现象：在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是被国人称之为买房难、教育难、看病难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连年高速增加的同时，中国贫富分化、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人文素质下降的问题也日趋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