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进程必然是在紊乱与秩序、浑沌与协调并存的过程，但同时又不可能在普遍混乱、严重滞缓、不断反复、大规模动荡的自发社会过程中实现起飞。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经多次客观地指出保持国家稳定，树立中央权威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他早在1994年3月12日接受美国《外交》季刊记者采访时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完全不同的国家，除了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别无选择。”他指出，如果中国的动乱得逞，今天的中国会是一个比前苏联还要糟的国家。为了在相对稳定、不断更新、渐进渐变、组织演进、再组织化的社会过程中实现21世纪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就要求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突出自身在推行新政上的主导地位，因为：
（1）政府高举现代化旗帜，对于保持和提高全民族的奋发自信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2）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目标实施过程始终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激烈的冲突与不平衡，需要政府不断协调，并将这些冲突和不平衡本身可能具有的进步意义转变为加快发展的动力。
（3）政府主导地位是推进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过程中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包括有效控制总人口增长，保护整个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础，为持续发展创造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全面设计、组织和协调，缓解各阶层、各集团利益矛盾等等。结论是，中国政府在推进第二次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中，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在逐步建立新体制和政策作用新机制基础上的主导地位，主动放弃主导地位是愚蠢的。
在一个有着十几亿的人口巨国实施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发展战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驾驭这个过程。因此，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时，必须具有科学、民主和务实的精神，必须以严肃态度面对现实，运用科学民主的方法，集思广益，正确判断环境，准确把握实际和规律，以便制定科学的战略和政策。必须有成千上万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案中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方案，充分把握有限的、稍纵即逝的历史机会，义无反顾地、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第二次起飞的历史进程。
实现民主和法制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保持和创造稳定社会政治环境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政府作为领导核心的内聚力和吸引力的必要条件。健全各种民主制度，包括党内民主集中制，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新闻监督制度等。由于经济起飞阶段中各类矛盾冲突主要来自社会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必须有反映意见和要求的手段和通道，以便在政府进行重大决策时统筹兼顾地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政府通过民主的手段，对话协商的方式，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利益，适当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从而将利益冲突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各类成本降低到最小。要逐步健全法制，把各种行为都严格地纳入法制的轨道。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国家稳定性，保证政策连续性。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国家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政府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式必须率先改革，并不断创新和发展，从根本上消除自身腐败现象，增强自身净化能力。一个不能医治无能、根治腐败的政府不仅将毁掉这个政府自身，而且也将毁掉整个社会，改革事业也将可能功亏一篑。
21世纪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发展战略，必须实现持续、高效、稳定发展，除了继续发展陆上经济外，要不失时机地作好产业战略转移，通过实施技术创新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中国步入原创式经济成长，发展海洋与太空经济，走“陆海空”立体可持续发展之路。
21世纪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应面向现代化、全球化、面向21世纪的长远未来。为此，要借鉴西方强国的发展经验，从现在起就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经济成果捍卫。这就需要国家不失时机地把国家军事防务战略转向“太空──深海──陆地”一体化大纵深战略，特别是对其中信息战术和战略开发应用的研究。历史反复证明，没有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国防战略和相应的技术装备，国家防务将失去实际意义。20世纪60年代，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但由于有了核武器，才使中国国防产生了巨大的威摄力量。20世纪70年代，原苏联全力发展军事高科技，从而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制衡美国的威力。可以相信，21世纪一二十年代国际对太空军事开发和竞争达到白热化之后，新的国防视角必然转向深层海域，因为它与太空一样具有巨大信息技术开发价值。
在新的大纵深国防战略中，国防概念已不仅仅限于国土，随着中国利益走向世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手段全球化。这里暗含着一个关于国家安全的全新世界观，即国家安全不能只像传统的的那样理解为国土不被侵犯，而应理解为国家利益不被侵犯。在中国越来越开放的今天，国家利益向外拓展有多远，安全前沿就应该有多远。现在大国利益已经上了外层空间，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也必须跟上世界的形势进入外层空间。然而，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是，国家利益已经走向全世界，其中中国的外贸在国民经济的比重近60%，外贸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如此之大，但中国却在外面没有任何军事自卫力量，其结果是非常危险的。同样，抗击入侵之敌的方式也不应该再是“诱敌深入”以及过去的人海战术，而是在“太空──深海──陆地”一体化大纵深钳式合围中歼敌于国门之外。作为对策，中国应跳出过去发展常规武器的思路，全力发展走向21世纪国防战略的核动力系统、核导弹天（这是一个专门用词，怎么可以望文生义呢？--作者）基、海基、陆基发射与相应拦截系统以及信息快速传递和超强干扰。因此，未来国防模式须从应付世界核大战转向应付地域性突发战争。
21世纪中国国防必须全力建设一支具有一定战役突击力、攻防兼备，能打赢和控制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现代化快速反应部队。目前，中国国防当务之急是作战能力结构的调整，将原来“总体战”框架内的以陆军为主的作战能力转变为以快速反应能力为前锋，以高科技创新和应用能力为核心，以太空、深海、陆地协同作战能力为后盾的作战能力结构。而在海陆空三维作战空间此中，应优先发展战略空军和战略海军。
历史的伟大进步总是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观念、思想为先导的。无论是世界文明史、中国近现代史，还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都已一再昭示：没有观念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便没有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变革旧观念，创造新观念。21世纪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战略目标的实施，也向中国社会主体--当代中国人提出了新的观念要求和达到新的观念高度的发展机遇。“观念和文化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然而，要由承继下来的既有历史演化出一个新型的历史进程，由作为既定观念的承担者来变革已有观念又谈何容易！对于古老而欲创造性再生的中华民族来说，这恰恰是一次充满艰难、风险而又富有跨时代意蕴的飞跃。有鉴于此，21世纪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的发展战略，必须从理论思维高度来关照当代中国社会观念的变革，从其深刻的文化涵义去认识、探讨观念变革与中国21世纪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实施的关系，改革传统的和既定的思想观念（包括社会生活层面和理论思维层面）中一切不适合这一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价值要求的因素，从而建立与21世纪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进程相适应的新观念群。从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实际需要出发，总结、创造和确立能积极反映、促进和引导亿万人民群众投身于这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的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
最后，21世纪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不能无视世界舆论。世界在中国崛起中最想要了解的是中国的意识，中国将计划采用哪些价值观，相应的会采取哪些政策来发挥这种世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当然，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在决策过程中，在同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中具有更大的责任。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并因此意识到政治决策的责任，这是中国要想在未来持续今天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顾问、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美国政策教授兹比格纽提出，除了中国周边各国正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崛起之外，中国经济外交势力的扩张是否与美国的全球利益发生冲突，已成为当今世界唯一霸主--美国的担心。（注解77，赵忆宁，“中国崛起”是否和平“，《21世纪经济报导》，2004年10月9日。）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组织2005年国际会议议题从多个视角思考中国的崛起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即：第一，中国是否真的和平崛起？第二，中国崛起的障碍和危险；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可持续性？第四，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第五，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卡内基总裁杰西卡·马秀丝（JessicaMathews）在该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和平崛起‘是抓住中国发展现实的一个总结性术语，代表着美国政策面临的挑战。中国在所有国际事务领域，尤其在亚洲，正在并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自视为具有影响力的、合作型的、自信的大国，而不是闭关锁国的并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同时，中国崛起也面临着严重的国内挑战，治理恶化、社会不稳定、经济转型尚未完成和环境恶化等困扰着中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会议主题上使用’问号‘的原因之所在。”（注解78，与注解77同。）
杰西卡·马秀丝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探究的是，未来25年，中国能否成为领先国家？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的贸易是否会保持持续的增长，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中国能否克服国内问题，确保其可持续增长？中国的国内政治是如何影响其总体崛起的？中国如何利用其增进的经济和外交实力来影响美国利益的？美国会因此担心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吗？如何对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做出最佳反应，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崛起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关心的重中之重。
中国应有接纳世界的胸怀，包括他们的疑虑，尤其是要考虑欧美方面的意见，因为中国和平崛起在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将直面棘手的“美国因素”和“欧洲因素”。
可以想见，21世纪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进程，将以实现“中国世纪”作为最激动人心的主旋律，从而将这一起飞推向高潮。在21世纪里“中国世纪”的最终实现，不只是为了了却唐盛强汉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中心而后日益边缘化的悲壮情怀，它更将是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出路，是在国际社会中积弱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的重新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