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1
天岫死在中秋夜。我们赶到的时候，他还躺在地上，身体弯曲，五指张开，血流过瞪大的两只眼，他看见的月亮是红的。贵州人早没影了，现场都是天岫的工友，一个抱着脑袋蹲在马路牙子上，剩下的两个和我们一起站在尸体旁，摩拳擦掌咒骂下狠手的贵州人。除非你们长翅膀飞了，狗日的等着，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灭一双。谁也没伸手碰一下天岫，一个有经验的工友提醒，保持现场，留待公安取证。但我们都知道他死了。一砖头拍脑门上，倒下以后，肚子又被穿大头皮鞋的贵州人踹了几脚。天岫像只大虾，抱着肚子，膝盖和脑袋硬往一块儿凑，然后绷住的弦突然断了，他的头歪到一边，仰面朝天，月亮变成红色的瞬间，身体不动了。来找我的老六摸过他的脑门，像烤山芋一样软。
老六跑进院子时，我们正在屋顶上吃月饼。洪三万和陈兴多发了善心，中秋节放我们一天假，晚上不必去市区打广告，每人再发三十块钱，算过节费。我们把钱凑一块儿，买了月饼、鸭脖子、猪头肉、驴肉火烧和啤酒，在屋顶上一边看月亮一边吃。十五的月亮就是好，明晃晃地把天底下照得像大白天。老六从巷子里呼哧呼哧地钻出来，进门就喊：
“天岫死了，你们还吃！”
我站在屋顶上听他说，腿开始发软，啤酒瓶也拎不动了。老六说，千真万确。他摊开手掌，做了一个劈头盖脸的动作。宝来、行健和米箩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我从屋顶上弄下来。站到地上，我才觉得腿脚硬实了。我们一起往东跑。北京正从那个方向往这边蔓延。
已经报了警，戴大盖帽的在路上。通知老板的工友还没回来。闻讯到来的工人说，老板和几个工头下饭店过节了，不知在哪家馆子，正一家家找。
“都是那破电话！”老六指着立在路边的公用电话机，不锈钢听筒绝望地吊着，快垂到了地上。“天岫在等她老婆电话，那贵州杂种一分钟都等不了，上来就抢。”
第一遍打过去，老婆说，儿子前天会叫爸爸了，一兴奋，见谁都叫爸爸。天岫激动坏了。儿子一岁半，妈妈、爷爷、奶奶都会叫，就是不叫爸爸。大家都说贵人语迟，那是安慰别人的，事情没出在自己身上。天岫想听儿子叫一声，老婆让他等一下，两分钟后回过来，她到公婆那边抱孩子。已经过去了一分钟，天岫几乎看见了老婆正抱着儿子往电话前跑，等在后面打电话的贵州人烦了，越过天岫肩膀抓住了电话。
天岫说：“就一分钟。”
“一分钟能把人等死你知不知道？”
天岫再次竖起右手的食指，“一分钟。我儿子会叫爸爸了！”
“关我屁事，”贵州人一把推开他，“又不是给老子叫爸爸！”
老六说，很可能天岫并不是要去抢听筒，只是下意识地去找个依靠。他被贵州人推得失去平衡，找不到东西靠一靠肯定要摔得四脚朝天。他抓到了电话。贵州人认为他在挑衅，两人扭到一起，但很快就被别人拉开。双方都有三五个人，过节了，喝完酒，吃了月饼，三五成群到大街上走走，看圆满的月亮。他们也是建筑工，在隔天岫和老六一条马路的工地上盖楼。那样的口音隔三岔五能碰见，他们算是陌生的熟人。如果拉开后各自散去，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偏那贵州人是话痨，在众人推搡下嘟嘟囔囔地说：
“想听叫爸爸就别出来卖苦力。还爸爸，屁！你也配！”
“我儿子，我怎么不配？”天岫奇怪了。
“你就不配！”
“我怎么不配？”
“你就不配！”
两个大男人把车轱辘话说了一遍又一遍，火气跟着都往上蹿。差不多同时，两人从同伴的拉扯下挣脱出来，斗鸡似的又缠在一起。双方工友因为劝架也发生摩擦，场面眼看失控变成群殴。贵州人从行人道上抠出一块地砖，迎着天岫的脑门拍过去。天岫倒下时特别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他的血在月光下黑得发亮，大家都傻了。等他们反应过来，贵州人的大头皮鞋已经踹过了。另外五个贵州人拖着他就跑。
剩下老六他们围着天岫站成一圈，叫他的名字。血已经流满了天岫的眼。我老乡天岫，终年三十七岁。
2
在北京西郊，和天岫关系最近的人就是我。我们两家前后院。在他来北京之前，我还念书的时候，一有数学题不会做就去敲他家的后窗户。天岫理科好，照我小姑的说法，不是一般的好。他和我小姑同学，那一届最有前途的就是天岫，但他就是没考上大学，连着复读四年依然没有考上。他们那一届同学，和他一起复读到四次的，最差的也念了我们市的电视大学。这事不诡异。等他彻底放弃高考，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回到花街后，我们才知道，他的心太大，非要到大城市，念中国最好的大学。那只能说死得其所。没有人因此责难他，就凭那副厚如瓶底的眼镜，他在花街上也是英雄，各家教育孩子都以天岫为榜样：看看人家天岫！
戴眼镜的都是知识分子，镜片厚的是大知识分子。花街上，除了老花镜和装模作样挡太阳的蛤蟆镜，近视镜就天岫一副。小时候我数过天岫的镜片上有多少个圈，每一次数目都不同，换个角度圈就变了。天岫理科的确好，我把在课堂上没听懂的题目从窗户里递过去，三下五除二，他就把算式从音乐声中递出来，比老师的方法简单易懂多了。他在家听歌。
有几年，他买了一台二手录音机，整天往里放花花绿绿的磁带。我爸妈不喜欢那些歌，唱的啥呀，嗷啊乱叫，披头散发的。那些歌我也听不出好来，但我喜欢那股热闹劲儿，一个人唱歌弄得像几百号人一起喊，是门艺术。所以问完了题目，我就从家里溜出来，磨磨叽叽转到天岫家，坐在他门口的太阳地里听一个人唱很多人的歌。他家的院子很大，特别适合冬天的上午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天岫基本上是个喜欢在冬天晒太阳的人。他趿拉一双黑条绒千层底手工棉鞋，鞋带早不知道丢哪儿去了，露出穿尼龙袜子的脚面；棉袄随便扣几个纽子，有时干脆一个不扣，随手把一边的对襟裹到另一边对襟上，双手插进袖笼里。一看见他这样，我就很想给他递一根草绳。天岫很少梳头，一整个冬天都有两撮头发支棱着，不是前额上的就是后脑勺上的。他把一本印满高楼大厦的书翻上几页，放到门前的石阶上，然后摘下眼镜放到书上，两只手蒙住脸，对着太阳揉两只眼。能揉半个小时不吭声，我总觉得他在手后面哭。他没哭，歌一直在唱，嗷嗷啊啊，他把手拿下来，刚睡醒似的，一脸新鲜的表情，他会对我说：
“哦，你还没走啊。”
天岫大我十九岁，在他看来我肯定就是小屁孩，不搭理我也正常。搭理也没用，大人过日子我们经常看不懂。那些年他的生活很逍遥，但我后来觉得，其实是充满悲壮的孤独感。每天都能睡懒觉，起床后，如果不是拿着本书坐在太阳底下，就是斜着身子走在各种路上。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都是一个人走，影子更瘦更长。他长了一张书生的脸，所以斜着身子走看起来也很体面。他在各条街上的台球桌前打球，很少说话，不用球杆比画方向，只是右眼稍微眯一点儿，一杆子出去，球折射、反弹，拐多少个弯最后都得进洞。他几何学得好，知道怎样在桌面上画出最科学的路线，所以打台球能赢不少钱。拿到钱，他就骑上他爸在山东临沂买的旧金鹿牌自行车，以花街为中心，往四面八方骑。有时候一出去两三天，骑到几百里地外的一个城市再骑回来。
在念高中之前，我从没离开花街超过五十里地，所以没法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在那些地方都看见了什么。反正是城市，这一点不会有错。天岫他妈经常跟我妈隔着窗户说话，说，又去哪儿哪儿了，整天游尸。她对天岫的现状显然不满意。我妈就劝她，带着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最朴素的崇拜，说：
“让他去。他有他的想法。”
“他有什么想法？”天岫他妈说，“吃饱了倒头就睡。没见他笑，我也没见他哭啊。再说，这都多久了，又不是他一个。”
倒也是，距最后一次高考已经好几年了，就算憋屈，那劲儿也早过了。何况，五次落榜的人全天下也不独他一人，西大街的繁仓也五次，现在老老实实在家干活儿，种出来的胡萝卜每年都能卖出好价钱。
天岫他妈叹口气，说：“都是惯的。”
我妈说：“可是——”
这个漫长的破折号基本上也是整条花街的态度：戴了眼镜就算游手好闲，肯定也有游手好闲的理由。
有一天半夜，我爸从外面气喘吁吁地回来，进门就抚着胸口说：“乖乖，差点没跑掉。”他在米店的孟弯弯家看人赌钱，派出所偷偷摸摸过来抓赌，他眼疾脚快跳了窗户。“就我和天岫跑掉了，一屋子人都被堵上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天岫赌上了。“那是高手，”我爸说，“天岫算牌，脑子像计算器一样好使。”我爸转着圈看各人手里的麻将，都理不出来个头绪。天岫就盯着自己的牌，一算一个准。天岫能夜以继日地赌，不吃不喝，一泡尿憋十几个钟头。他赢多输少，赢了要走，大家也很少拦着，输给天岫他们都认：人家四只眼，咱们只有俩。猛赌一阵，赢了一把钱，过两天他妈就会隔着窗户跟我妈说：
“又走了。”
“这次去哪儿？”
“谁知道。背个大包，说要十天半个月。”
我到北京以后，天岫来看我，我又问起那几年他跑了哪些地方。他笑笑说：
“跟着腿走，瞎跑呗。”
“都看了些啥？”
“早忘了。老皇历了。”
那个时候天岫过着一种与花街男人相反的生活：别人是跟着船出门，挣了钱回家花；他是攒足钱就背个包出门，花完了再回来继续赌。
二十九岁那一年，天岫突然让我们不习惯了，不再出远门，整天背着手在八条路的庄稼地里转来转去；此外还一个巨大变化，他把眼镜摘了。摘了眼镜的天岫让我们觉得陌生，多年近视让他的眼球深陷进眼窝，看上去像他身上还住着另外一个人。他必须眯着眼才能看清别人。一个秋天的傍晚，天岫他妈端着饭碗在窗户后面叫我妈。
“天岫要当生产队长了，”她说，“农民就农民，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的。他心定了，我跟他爸也踏实了。他婶儿，有合适的对象给咱家天岫说一个呗。”
3
好长时间我都转不过来这个弯：落榜生、游手好闲、赌钱鬼、游魂，然后是拿掉了眼镜的生产队长，现在成了在北京西郊盖楼的建筑工，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到了北京，天岫带着工友老六来看我，我们一起坐在屋顶上聊天。远处的北京城正以高楼大厦的方式向这边推进。“城市是台巨大的推土机，”山东人老六重复着天岫的话，“也是瘟疫，战无不胜。”我不关心这个。我问天岫，你怎么就成了个盖楼的？
“生产队长我能当，为什么就不能盖楼？”
“是啊，你怎么就当了生产队长了呢？”
“路上人多，”天岫说，“太挤。跑累了。”
“那还不是又跑出来了？”
“这还不简单，”老六用他舌根发沉的普通话插上一嘴，“歇过来了呗。是吧天岫？哈哈。”
“那几年往城里跑的人真多，遇到一个是，遇到两个还是。”天岫捻着一根“中南海”转着圈看，“都去找钱。那天我在武汉的江边，突然觉得很累，就地坐下来。江水涌上来脖子都打湿了，我懒得动一下，由它湿。天黑了凉风一吹，我开始哆嗦，不想动，就叫了辆三轮车拉我去旅馆。车夫是宜昌人，家里的地给别人种，自己出来蹬三轮，钱比种地多，就是觉得人浮着，夜里总梦见自己在半空中一圈圈踩脚踏板，怎么踩车都跑不快。他只顾说话，路拐了急弯他才看清楚是个陡坡，猛一刹车，车停了，他从车把前一头栽出去，上嘴唇豁了，磕掉了半个门牙。我让他去医院，他说没事，从车篮里捡来的报纸上撕下一团，裹到嘴唇上，要先送我到旅馆再说。”
“送到没？”老六问。他们在一起干活儿两年了，从没听天岫说起这事。
“当然不能让他送。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他，全被江水湿透了。走回到旅馆，就感冒了。回家的火车上一路高烧。突然就不想再跑了，我就想，在花街上过一辈子会死人吗？我爷爷是个农民，我爸是个农民，我为什么就不能是农民？正好需要个生产队长，我说我看过几本种庄稼的书，想试试。就当了，其实队长就是个召集人，遇事喊一嗓子就行。”
那时往城里跑的人多，现在更多，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可能会越来越多。天岫还是又来了。
两年前天岫跟着山东的一支建筑队到北京，我已经念了高中，住校。放假回家，遇到不会做的数学题，习惯性地又去敲天岫家的后窗户。他老婆打开窗户告诉我，天岫去北京盖楼了。她把“北京”和“盖楼”两个词咬得很重，好像天岫是在另建一座天安门。
“队长不当了？”
“土坷垃里能长出大钱来？”他老婆说，“你看，都到城里去了。”
其实他老婆不赞同他来北京，尤其有了孩子以后。她比他小十岁，身边有个爹一样的大男人疼着多好。但是天岫还是想出来，待不住了。好吧，他老婆看着男人一天到晚板着张不高兴的棺材脸，家里的确也需要钱，就咬牙跺脚让他走了。周围的男人们都出去了，自己男人去的还是北京，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