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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莫言也写看客，因为没有看客，刽子手们还演什么戏。莫言对于满清的看客没有经历，但对于“文革”的看客有经历。莫言对于“文革”仅有的记忆，是一场狂欢的大戏：
“文革”对于我这样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讲它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完全是狂欢式的享受。那个时候当然对走资派来讲是他的苦难，他本来是县委书记，一下子就变成了牛鬼蛇神，任何一个小孩都可以按着他的脖子对他进行批斗。这实际上是把神降为人，把人升为神。对我们这种小孩子来讲就感觉到像节日一样，那么多人集中到一块儿，把过去神圣的不得了的人头上戴上高帽子，脖子上挂上破鞋子赶着他来回走，有时候也把他动物化，给他岸上一条狐狸尾巴，有时候给他戴上一个假面具，在集市上走来走去。而且有些走资派配合得很好的，他很识时务的，不会和红卫兵作对。
或者就好似因为有这样“狂欢化”的看客心理，莫言才能把看客写好。良善的老百姓一旦开始了对于直面残酷和死亡的狂欢，你也不得不同时承认他们的确也是人，也有道德，也善良。
莫言把看客、犯人、刽子手的三方补全了。他笔下的刽子手有着一个他认为的心理，就是跟罪犯合演。罪犯呢，要表现得勇敢，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喊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才够味。这与他本来的罪行没关系，即便是十恶不赦、奸淫掳掠、死十次都不够的，只要在临死的时候表现出气概，观众就会为他喝彩；即便是纯粹被冤，本是个好人，只要临死的时候表现得窝窝囊囊，贪生怕死，观众和刽子手也不会买账，觉得真是窝囊废。
观众们最喜欢看到的就是“好汉”碰到“有俊活”的刽子手，这简直就是棋逢对手，很带劲儿。《檀香刑》里，凌迟的这手绝活也不是轻易能够练就的——
为了练出一手凌迟绝活，狱押司的刽子手与崇文门外的一家大肉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遇到执刑的淡季，师傅就带着他们，到肉铺里义务帮工。他们将不知多少头肥猪，片成了包子馅儿，他们最后都练出了秤一样准确的手眼功夫，说割一斤，一刀下来，决不会是十五两。（第九章）
这活也当真不好干，犯人如果流血少还可以继续凌迟下去，如果多，就要用别的办法止血，比如浇一盆冷水，或者放犯人腿上的血，而对犯人最好的尊重就是把凌迟的活干得漂亮。
师傅说，宋朝时一个粗心大意的刽子手执凌迟刑时多割了一刀，被罪犯家属上告，丢了宝贵的性命。所以这个活儿并不好干，干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你想想吧，既要割得均匀，又要让他在最后一刀时停止呼吸，还要牢牢地记住切割的刀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啊，要割整整的一天，有时还要按照上边的吩咐，将执刑的时间拖延三五天，这就使执刑的难度更加巨大，一个铁打的刽子手，执完一个凌迟刑，也要累倒在地。师傅说，后来的刽子手们学精了，不再把割下来的肉摆放在案子上，而是随手扔掉。老刑场的周围，总是有大群的野狗、乌鸦和老鹰，所以每逢执凌迟刑，就成了这些畜生们的盛大节日。（第九章）
看客与牲畜，被莫言安排在同一种节日当中。看客们不抢食，但他们兜售虚伪的同情心。就像赵甲的师傅：
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娟、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刀育割着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师傅说，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
刽子手和犯人，莫言对这“敌对的双方”有不一样的揭示。莫言说，《聊斋志异》里就有人被砍头的时候说，“你活儿利索点。”刽子手说，“没问题，当年你请我喝过一次酒，我欠你个人情来着，我今天特意把这把刀磨得特别快。”一刀砍下去，这个人头在空中飞行时喊：“好快刀”。
甚至，把杀人这件事情做得漂亮，才是对囚犯的尊敬。刽子手一边这样安慰自己：
不是我在杀人，而是皇上在杀人，是国家在杀人，是法律在杀人，我不过是一个执行者，我是在替皇上完成一件工作……我是一个手艺人，我是在完成一件手艺。
一边也被逼无奈。《檀香刑》里，姥姥带着赵甲用阎王闩处死小虫子，处处小心，生怕触怒了龙威招来杀身之祸，其实统治者是有要求的，比如想让一个人慢慢死，就要求刽子手想办法做到，做到了，奖赏越多，倘给了囚犯痛快，那刽子手说不定也当到头了，或者离死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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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对刽子手心理进行写作的时候，特意问过一个刽子手。他认识一个山东人，是公安系统的，恰好是当时张志新案的执刑人员之一。莫言就问“到底是什么人把张志新的喉管给切断了？”他当时支吾其言，后来张志新平反后，莫言再问：“把张志新喉管切断了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会不会忏悔呢？会不会感到他的一生当中翻了一件沉重的罪行呢？”这个人回答他：“不会的，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切断张志新的喉管是为了防止她说出反革命言论，即便你不切，我不切，总有一个人要来切。”
想来这很恐怖，却也是所有刽子手的心态，“你不杀，我不杀，总有人来杀。可能我杀得比你杀得还要好，那不如我来杀。”就算是莫言，也为自己在“文革时期”批斗尚老师和校长，感到深深的自责，但那时候你不打，你就会被孤立。所以，其实刽子手比受刑者更痛苦，刽子手为了缓解痛苦，不得不寻找精神解脱。
莫言会忏悔，有些人则不会去忏悔，甚至可以追问，即便是他要忏悔，别人允许吗？允许切断了张志新喉管的公安人员忏悔吗？允许他发忏悔文章吗？允许他披露事实吗？我看到莫言这样问，特意去查了下历史资料，1979年3月26日，当年下令割断张志新喉管、执行枪决的辽宁省委就不得不作出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决定》上说“张志新同志惨遭杀害，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阴谋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搞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我们要把千仇万恨记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身上。”三个月后，有人意识到张志新的遭遇会让人们怀疑整个制度，后悔的人再次让张志新成为一种禁忌，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历史教材开始屏蔽张志新。
莫言还谈到了北大才女林昭，又一个美丽而凄惨的姑娘。莫言叙述：
她在被枪毙的时候，有人发明了一个橡皮球，塞在她的口腔里。在你说话的时候，这种橡皮球会膨胀，你越想喊出什么话来，它就越膨胀，直到最后把你的整个口腔给撑起来。我想这不是科学家发明的，这就是我们天才的狱卒们发明的。
莫言用这个例子来讨论狱卒们的奴才心理，只要主人有需要，他们就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积极贯彻，得到一个经过智慧打磨的刑具，折磨一个他们认为的罪犯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然不会忏悔，说不定还想着为自己的刑具申请专利。其实在《檀香刑》中，“阎王闩”就写了这种心理，姥姥和赵甲费尽心思去打磨，还反复试验，都是为了在处死小虫子的时候表现得精彩。莫言说，自己面对史料时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两位女烈士给了自己启发，让自己以一个说书人的身份将故事娓娓道来，也把关于历史、人文等方面各各种思考加进去。其实，莫言对于自己驾驭这种残酷题材的能力也感到迷惑，同样爱恨交织。他反思自己如果可以换个别的方式，避开这种“自然主义”，“又能塑造人物，又能避免这种过分激烈的场面描写”，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高密农民的爱恨难分
面对家乡人，莫言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困惑，他究竟为什么人而创作？他曾说为了农民而创作，但在家乡人那里，很少有人看他的小说，他的一位老师看到后还说觉得没有他小时候的作文写得好，没有中心。
其实，莫言对于高密东北乡的农民也会有鲁迅的那种困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其实是一种良善的愚昧。当德国人开始侵略这片土地的时候，德国技师搬着测量仪器来测量这片土地，中国的小工被他们剪去了辫子，剪去了辫子的中国小工看上去仿佛少了灵魂一样麻木，还有荒谬的说法，有人说火车用了一个巨大的金炉子，否则怎么会这样烧也经久不息。所以因为“真金不怕火炼”，有人卸走了一根铁轨，使火车翻下了路基。当他们拿着家伙钻进火车头切割黄金时，才一发现火车的锅炉里连半两金子也没有。最离谱的是，有人竟然以为火车是吃草的，竟然在铁路边上挖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上门放上青草，妄图将火车引诱进陷阱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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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面对伤痕累累的高密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为故乡的历史，为家族树碑立传的时候，怎样来看待苦难的制造者其实是人们自己。20-30年代的国共战争，30-40年代抗日战争，后来是国共内战，山东正是主战场，再后来就是还乡团、土地革命，60年代的大饥饿，沉重的体力劳动，不断的社会动乱，大跃进，“文革”……这些灾难细细想来都是人祸，没有天灾。身体上的伤痛倒在其次，还有就是精神上的，我在农村呆过，村里人讲话很大声，应该是在田间地头劳作，习惯了，可是据莫言的爷爷说，1947年，村里的人讲话像欧洲人，特别小声，悄悄地，人是被吓怕了，说话也不敢大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