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去日本访问期间，有日本记者提问说如果是世界末日，有70%的日本人要像平常那样过，而中国人则大多彻夜狂欢实现自己未了的心愿。莫言解释这种生命的态度时说，日本人是一种樱花的个性，就是要在最灿烂的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因为长期在火山、地震与台风的高发期，早就学会了对大自然的顺从和适应，而中国人则没有跟大自然的默契，以及面对世界末日的平常感。
不过在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上，中国人也会像很多把根扎在自己土地上的人民一样，绝对不跟侵略者妥协。莫言说，他在电视看过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硝烟尚未褪去，就看到一个老太太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是几根黄瓜和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青菜。记者把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她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在饥饿的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村民们，就凭着这种信念活下来。农民在他们的苦难上，往往表现出更大的诙谐和幽默，当我们去同情的时候，发现他们并不总是哭的，更多的时候，他们在笑。
莫言写过一篇散文《说说俺们山东人》，里面自然是夸山东人的，我作为一个山东人，为了避免“王婆卖瓜”之嫌，这里就不说了，反正都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优点——正直、勇敢、豪爽，个头高大，体魄强健。水泊梁山、孔孟之乡，各行各业，都有能人。这是看了治疗抑郁的文章，所以建议山东人好好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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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文章中，提到了两个人，则展现了“大爱山东”犄角旮旯里的恨铁不成钢。高密东北乡有开展“忆苦思甜”大会的历史，每次开“忆苦思甜”大会，有个方家二大娘就会上台，开始讲述她的遭遇。方家二大娘是个极具政治头脑的女人，每次没上台之前，和下台的时候，她一准儿流下眼泪。她主要说的就是把孩子生在了地主家的磨坊里。批斗地主时，她表现自己的悲痛和被剥削，看，生在磨坊里，不了解内情的人肯定以为，这个善良的妇女是多么可怜，万恶的地主啊！但等到了批斗刘少奇，她竟然把从地主磨坊里生孩子的事情推到刘少奇身上，批斗林彪，就说是让林彪给害的，批邓小平，又成了邓小平造的孽……总之，千变万化，全靠一张嘴。
而事情的真相却让人大跌眼镜。原来，那时候，她穷成个“叫花子”，生孩子的时候，倒在了雪地上。正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紧要关头，善良的地主把这个女人扶到了自己家，安置在暖和的磨坊里，地上还铺了厚厚的黄色麦秸草，生完了孩子，还给她喝热腾腾的粥。看来，地主就是一个大善人，所以当全国都给“地富反坏右”摘了帽子的时候，她的口气立马变了，再也不是地主的心肠毒，而是诚恳地说，那地主是她的救命恩人。
故事很简单，但带着一股子不可抗拒的心痛。两面三刀的人最容易生存下来，在生存面前，人人像是疯魔了一般。可转念又一想，她也是可怜的，多年来的苦难，她已经习惯生活在同情里，正好有了一个贩卖“同情”的机会，还有一大帮人赞许她，认同她，将她的同情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她自然不想放弃。这只不过是“高密东北乡”中无数如她一般人物的侧影。
旧时代的平民有其生存的无奈，新时代的官僚也把无奈发挥到极致。莫言去赶集买饲料的时候，有个穿着破破烂烂衣衫的女人卖馒头，馒头也不多，就十几个，挤在小箢斗里，还没开张，夹着皮包收税的人就来了。“大公无私”地让女人缴税，女人苦苦哀求，家里有病人，没有钱看病，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好将仅有的白面制成馒头来换钱。那个皮包人自然不听这一套，将箢斗抢过来，把馒头没收了。集市上的人围着看，都有些义愤填膺，有个军官走过来，把箢斗从税官手里夺回来，送还给女人。税官看着发怒的军官，也不敢怎样，嘟嘟囔囔走了。这给莫言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自然不是什么好印象。后来，农民在包产到户之后还要交提留，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几个钱大部分都上缴，这些国税皇粮，宛如一条条吸血虫，进入农民的身体里，没有这些地里流汗，粮食里流血的农民，就没有庞大的城市运转，想到这里，我痛恨那些歧视农民的人，没有这些人，怎会有城市生活？你吃什么？喝什么？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农民和市民在同一辆马车里坐着，突然，车走不动了，农民就下车推，车因为农民的力量重新发动起来，但很快，农民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车已经走远了。诚然，当车子重新回来的时候，市民就会对农民说，瞧瞧你多土，多脏，多不懂文明。
或许，莫言一早就厌烦，所以他希望永远都不要和这些黑色的东西打交道，成名后也拼命逃避，还庆幸中国的版税是由出版社代缴的，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是不用缴税的，这都让他感到开心。莫言说，税，其实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要唤醒每个公民的纳税人意识，政府的钱也来自纳税人，那么，很多东西都要跟着改变，比如建了一处公共厕所，就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说，这是政府又做了什么好事。官员如果真的是“人民公仆”，就不该为主人做了一件事情，还大张旗鼓地宣传，说主人啊，主人，我给你做了件天大的好事。可是，实际上，我们不是这样的，主人永远不是主人，仆人也永远不是仆人，像是童话故事里，公主喜欢上了一个什么游戏，跟小丫头做了角色替换，所以，看上去，是战战兢兢的主人和趾高气昂的仆人，而且那个小丫头还不贪婪，没想有一天，她真的可以代替主人。
那些试图代替格格的，在取代了格格之后，就把从前做丫头时候在一起受苦受难的同胞喊过来，说，咱们玩一玩角色替换吧。历史，就这样，慢慢地消逝，时间的灰烬里，这种游戏不知玩了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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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故旧的小事情，听上去透着些许不一样的色彩。就像是我们在缅怀自己的故去岁月时，难免也会因为那个年代感到心寒。
高密东北乡总有一些口无遮拦的人，这些人是傻子、光棍、装疯卖傻的、和假扮光棍的。“文革”时期，人与人见了面，也不像往常那样打招呼，而是把一些口号拆解开，一个人喊上半句：“毛主席——”，另一个人就要接着“万岁！”有一回，一个女红卫兵到莫言村里去，见到村子里的傻子，就喊：“毛主席——”傻子愤怒地对她说：“操你妈！”女红卫兵当然生了大气，还揪住傻子不放，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反革命”，竟敢辱骂领袖。要知道，一直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全国人民还都因为国家要灭亡了，好日子到头了，而深深恐惧。村里的革委会就说：“他是个傻子！”于是，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这风平浪静的背后，仿佛可以看到关于死亡的凌乱的脚步。
莫言还在《猫事荟萃》里，提到，1964年左右，村里来了“四清工作队”，为工作队做饭，是无上的光荣。“地富反坏右”是没有资格做饭的，原因也可笑，怕这批坏分子毒杀革命同志。工作队来了一批又一批，比如“整党建党工作队”、“普及忠字舞工作队”、“斗私批修工作队”……有一些以前得到过这样差事的人，后来得不到了，还惶惶不安地去求情，也不白求，夜里提着酒去找村里的管事人，争取这“派饭”的资格。
莫言家是“富裕中农”，得到了这样的差事，也是因为表现比较积极，那些表现不积极，绝对得不到这样的好差事。工作队里的陈姑娘被派到莫言家，个头不高，戴近视眼镜，黑黑瘦瘦的，一口江南话。“神”请来了，拿什么敬“神”呢？爷爷有骨气地说，“咱吃什么就让她吃什么！”莫言家那时候吃的是“霉烂的红薯干、棉籽饼、干萝卜丝子”，这都是算好的，要是差的，更没法吃。还是奶奶英雄，她想得远，况且莫言的父亲是大队干部，请人来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奶奶就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生了虫的白面拿出来，杀了唯一的一只鸡，还吩咐莫言跟着爷爷去捞鱼。祖孙二人捞了半天，只捞到一些黑黑瘦瘦的癞蛤蟆。初冬季节，又是寒风又有薄冰，总算是捞到一条死了的大黄鳝，虽然有一点点臭，但肉还是硬的，舍不得扔，就拿回家。奶奶很高兴，莫言说，是臭的，奶奶还说，什么臭的，你小孩子嘴臭。奶奶和母亲一起把这一条黄鳝斩成十几段，沾上一层面粉，往锅里滴上几十滴豆油，把黄鳝煎了，鸡也炖好了，还烙了饼。
陈同志终于来了，看了一眼，说：
“你们家生活水平这样高？”
这句话显然把大家都吓坏了，本来就是“富裕中农”家庭，招待陈同志也是法外开恩了，这是天大的殊荣。可万一革命同志的所见所闻造成一场“仇富”事故，那可万万不能的，所以父亲的脸都白了。这时候方显“姜还是老的辣”——
祖母真是英雄，她说：“陈同志，您别见笑，庄户人家，拿不出什么好吃的。看你这姑娘，细皮嫩肉的，那小肚，肠子也和俺庄户人不一样，让你吃那些东西，把你的肚和肠就磨毁了。所以呀，大娘要把那只鸡杀了，他媳妇还舍不得，我说，‘陈同志千里万里跑到咱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不容易，要是咱家去请，只怕用八人大轿也抬不来！’他们都听话，就把鸡杀了。这鱼是你大爷和小狗娃子去河里抓的，冻得娃子鼻涕一把泪一把。我说，‘为你陈大姑姑挨点冻是你的福气，像地主家的富农家的娃子，想挨冻还捞不着呢！’这面年头多了点，生了虫，不
过姑娘你只管吃，面里的虫是‘肉芽’，香着呢！快脱鞋上炕，他大姑，陈同志！”
即使莫言看不到陈同志的表情，也能忖度出陈同志的内心，应该是感动了。现在想来，工作队来了，家里拿出可以招待的一切，多少有些扰民。可是，在那样的氛围中，没有人觉得工作队是折腾人，反倒觉得是必须、光荣的。时过境迁，莫言恐怕忘不了祖母见陈同志喂猫吃鱼时候，哆嗦的脸，忘不了哥哥踢猫的时候，说，你也吃了一块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