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也常常反思，别人对自己的批评，究竟有没有道理，其实也有，莫言说“小说语言粗糙、拖泥带水不讲究”的确是自己的毛病。1997年，转业后莫言重新拿起笔，第一篇小说就是《拇指铐》。
后来，同样因为小说内容直白而被认为低俗的《红树林》也被人诟病，莫言反倒不怕了，因为这小说本来就是莫言转业到“检查系统”所写的电视剧，出版社要莫言改成长篇小说。所以这样一部歌颂法治社会，批判腐败，主旋律的作品，至少不会被质疑主题有政治禁忌。后来《檀香刑》也被骂，凡是写极端的人、极端的事，或者露骨一些的男女之事，就都会被批，像是新时代的精神“文革”。莫言也喜欢一些批评的声音或者不同的声音，比如李建军把《檀香刑》批判得一无是处，但莫言还是感激这个学者没有为他的小说上纲上线，莫言甚至觉得，要是李建军表扬他，他还不习惯呢。
“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二十多年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龙应台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视大奖·必藐之——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她说：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其实，从鲁迅、老舍、沈从文、巴金、林语堂、虹影、北岛到莫言，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道路可谓“百年一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
“我觉得中国作家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要了，这不是世界冠军。”
老实讲，近些年，我们是看得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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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了《莫言批判》，从书名上看就是从反面看待莫言以及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无疑是部泼冷水之作，出发点是要唤起国人的理性。我觉得国人看待莫言挺有理性的，缺的是知性。大家疯买莫言的书开始是因为看看，因为国人大部分不怎么读书的，后来是因为自己看不出好来，给孩子留一套吧，没准还能出个作家呢。所以唤醒国人的理性，有点牵强，要是说唤醒国人的钱包，同时让大家全面了解一个作家，听听不同的声音，这个解释倒是不错。看完这本书，我很想写一篇《莫言批判之批判》，书里有些观点和表达，我很认同，也有一些让我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至少没有看第二遍作品，也没有好好去了解一个作家的生平，所以写出来的东西经不起仔细推敲。刚刚接触莫言的作品时，我也有种想法，就是把这本评传写成批判的形式，大家都说莫言好，我不想跟大家一样。但去细细品读之后，发现莫言很多文章是不好找缺点的，比如《透明的红萝卜》，这本书本来就说不清，越看，越觉得里面的东西很多，值得思考的也多。莫言用一部中篇呈现，而把我们的那些疑问写出来，这文章就成了长篇了，而莫言的几部长篇，实在和中短篇多有重合，莫言拉长了他们，或者把材料变一变去表现不同的主题，难免赘余。
《直议莫言与诺奖》中，李建军认为莫言很不谦虚。因为1927年，鲁迅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说：
“诺贝尔奖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并且，李建军认为莫言轻狂，称：
2000年3月，在题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中，他说，“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时，就饱尝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从这种莫言多次使用的“骄倨傲暴”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意孤行的独断和不可一世的骄横，是写作领域的“无法无天”的“专制主义”，而不是真正伟大的作家应该具有的谦虚态度、平等精神和文化教养。
还拿出刘震云的话说事——
“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
首先，莫言没有“不谦虚”，鲁迅的话非常人所思。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给你，你不要，那给谁呢？留在瑞典为瑞典的国力做贡献？莫言又不是很富，鲁迅那个年代一篇文章多少钱啊？能跟鲁迅那个不缺钱的百万富翁比么？再者，这是莫言应得的，又不是抢的，陈光标得知莫言的750万只能在北京买个120平米的房子的时候，扬言送给他一栋别墅，被莫言拒绝了。而且，为这个事情，老父亲特别打电话说，不能要，不是你的劳动所得。莫言的姑姑管贻兰也说过：
“我们管家，从来对经济不在意。钱没有不中（不行），多了没用。一天三餐，你不能吃到肚子外去，人一生就是穿衣戴帽。”
可见，几十年来，莫言一直有的福利，就是父亲和家人的言传身教。谦虚谨慎，莫言也为有这样的亲人而骄傲。莫言还希望大家不要“莫言热”，要尽快忘记这件事，至于在高密东北乡上呼风唤雨，当个帝王，我想这里面掺杂着骄傲。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也因为莫言成为世界的，如果没有这点对于故乡的自信与自豪，是没法写出好文章的。刘震云呢？我个人并不欣赏，即使我承认这句话有道理，我也不喜欢他把这话说出来，说出来本身就没有风度，同是文人，何必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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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在《直议莫言与诺奖》中还认为莫言文风“其言直，其事核”的写实性不够，清代学者蒋彤所说的“文洁而事信”和“无虚假无疏漏”也没有，所以他也没什么中国传统文学的身影。说莫言获奖是因为翻译优秀。换句话说，翻译改变了莫言本来的语言，翻译家用自己的思维重构了莫言的小说，把莫言小说了那些缺点都规避了，即“脱胎换骨，由‘媸’变‘妍’，成了西方读者眼中的“顶尖”作家”。
他抬出了德国汉学家顾彬，顾先生认为莫言对小说很不负责任，43天写完的小说是“不尊重语言”，而德国作家一天就写一页，很可能十年磨一剑。他还在访谈《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中说，莫言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杰出的翻译家：
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
我想，什么是传统文学呢？一个没有书看的儿童，已经费尽心思去看他能看到的全部。幸运的是，里面有几本是古典白话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这已经是村庄能够提供的极致了，加上偶尔，他可以从评书里用耳朵阅读。或许，正是因为莫言不是捧着典籍一点点看的，他才会有现代语言的活泼，哥哥管谟贤在书信中曾经告诫弟弟最好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明清小说，通览一遍，最好看看《左传》、《史记》之类的史书，特别是《史记》，一定要好好看看，读过就知道其中奥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