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庄子所要表达的含义是这样的：你说泰山大、彭祖长寿，而我也可以说泰山比秋毫之末还小，而彭祖比夭折的孩子短寿；同样可以说我与天地一起产生，与万物一体。只是说说而已，无法断定谁对谁错。
庄子所反对的正是以大小、多少、对错来看待事物的态度，而这段话所表达的恰好是这种态度，因此它不可能是庄子正面的观点，而是他所要批驳的观点。如果以大小观点来看待事物，由于大小是相对的，那么把大的说成小的，小的说成大的，把短寿的说成长寿的，长寿的说成短寿的，都可以找出充足的理由。用一个现代的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遥远星系中的恒星是十分巨大的，可是看起来却比我们的拳头小得多。依据观点的不同，同一事物的大小就会不同，近的时候大，远的时候小。可见是没有定准的。
在《齐物论》的另一个部分，庄子也有同样的思想。有人问王倪：“你知道万物的共同道理吗？”王倪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知道你不知道吗？”“我怎么知道呢！”“可是事物就无法认识了吗？”“我怎么知道呢？我何以知道我所说的知道不会是不知道呢？”然后他举例论证说：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得腰疼病，可是泥鳅离开潮湿的地方就无法生存；人在树上感到害怕，但猴子却不能离开树。那么这三种动物中谁知道什么样的住所是标准的呢？人吃牛羊，鹿吃草，猫头鹰却吃老鼠，什么是真正的美味呢？人们见了公认的美女，就趋之若鹜，然而鸟、鱼看见她们却赶紧逃跑。它们谁知道真正的美色呢？可见不可能有一个普遍的共同的标准，能够为一切人或生物所认同。
因此，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自己指定的标准强加于人。那么，人们通常所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不是绝对的标准呢？仍然不是。因为对于人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律，没有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的规律，这样的规律即便有，也只能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是未知的；而凡是被人意识到的规律就一定具有了主观性。这就是说，所谓“客观规律”也只是某些人的一种观点、一种认识，因而也不能成为别人必须遵守的东西。退一步说，即使它的确是绝对真理，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别人放弃自主判断的权力，放弃了自由意志，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了，顶多算得上一个奴隶。
从事物本身来说，它们本来就各有其本性，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这种本性决定了它的生存方式，是其生命力之所在。既然这是它们的本性，那么不同事物之间的性质就不能互相代替。事物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其存在的根据。假如要求不同事物之间消除这种差异，结果则是可悲的。鸭子的腿虽然短，但是不能给它加长，鹤腿虽然长，却不能将其削短，否则结果将是悲惨的，它们将因无法生存而死亡。万物出乎自然，其本性都各有差异，但都是合乎自然的，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整齐划一的标准去要求它们。
人的本性原本也各不相同，同样不能以统一的标准——比如用“仁义”的标准——去规范他们。假如非要这样去规范他们，结果只能是使他们丧失本性，导致悲剧。在庄子看来，自夏、商、周以来，天下之人都是在以身外之物残害自己的天然本性，例如名、利、家和天下，都是人人所追逐的，正是人们所追逐的这些东西在伤害着人的天性。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彼仁人何其多忧也。”（《骈拇》）因为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统治者就以仁义治天下，天下之人都似乎在为仁义而奔忙，实际上却是为名利而劳作。具体地说，小人是在追逐物质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士人君子则是为了名声而牺牲自己，卿大夫则是为了家的利益而伤害自己的生命，圣人则是为了天下而牺牲自己。虽然他们所做的事不同，名称各异，但在损害本性，把自己作为牺牲品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天下之人都是这样，以自己所追求的东西牺牲自己。
庄子认为，其实，仁义也罢，罪恶也罢，都不过是一些名称而已，名称不同，但实质却无别，都是为了利益。伯夷饿死于首阳山中，为名而死，这个“名”还不是一种利益吗？盗跖由于追逐物质利益而死在东陵山，不也是为利而死吗？他们死的原因不同，但在伤害人的天性方面却是相同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伯夷是对的，而盗跖是错的呢？为仁义而殉身就被称为君子，而为财货而殉身就叫做小人，他们究竟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不都是殉身吗？从损生残性这方面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一种外在的东西而消耗生命，哪有什么君子小人之分呢！
把仁义与盗贼相提并论，人们可能很难接受，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仁义是高尚的，而盗窃是卑鄙的，而且仁义与盗窃是界限分明的。然而这只是概念上如此，事实却不然。按照庄子的理解，正如盗窃一样，仁义也是改变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自从尧舜以来。“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骈拇》）即使天下的人都致力于仁义，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人的本性会被这仁义所扭曲。
人本来的存在状态是无所谓仁义与不仁义的。仁义的出现恰恰是由于已经出现了不仁义，人性已经被扭曲。如果没有不仁义的出现，也就根本不需要仁义，也不可能有仁义。从这个角度说，仁义与不仁义都是扭曲人的本性的。况且，仁义与不仁义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清楚：圣人以仁义取天下，博取天下的名声，不也是一种盗吗？只是与盗贼取天下的方式不同罢了。那些打着仁义旗号的人真的仁义吗？谁能够说他们不是在盗取人心、盗取天下呢？
人的自然存在状态本来是简单的，没有什么善恶、美丑、好坏之分，一旦有了这样的分别，人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复杂得看不清人的真面目了。人们都在趋善避恶，连盗贼都会说自己是正义的，谁还弄得清它们的区别呢？这种种的区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规范人的行为的繁复制度，日益遮蔽了人的本来面目，以至于人连自己都认识不清了。
那么什么是自然本性呢？自然的本性就是无为。无为，天下万物就能够各自按照其本性存在；君主无为，人人就都可以依据自己的特性而自由发展。有为则相反，它往往掩盖了事情的真相，以人为的东西代替了自然的东西，使事情朝违背本性的方向发生了改变。而且你越是执著于某种有为，你就越是觉得你的有为合理，因此，这样你就陷入了一种视野陷阱：凡是与你的既定看法不一致的东西，你都看不到，你只能看到与自己一致的东西；如果你具有一定的权力，那么你的“正确”就会得到更彻底的印证，周围的人都会向你证明你的伟大和英明。最终你将掉进自设的虚幻陷阱。
人一有为，就必定有所求，必定是为了得到什么，不管他是以什么名义进行的。小人有为是为了获得利润，君子有为是为了得到名声，卿大夫有为是为了得到家族的繁荣，圣人有为是为了得到天下。为什么说这种有为是损生伤性呢？这是因为，人的自然需要中并没有这些东西，人无须利润就能够生存，利润是多余的。名声也非人所必须，家的繁荣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的努力。人本也不是为了天下而活着。为了利、名、家、天下而去劳心费神，岂不是在伤害自己的生命吗？得到了这些又怎么样呢？生命就变得有意义了吗？我们之所以觉得追求这些东西理所当然，是因为我们生活于这种状态中太久了，已经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状态，于是就认为离开了这种状态无法生存。要看清问题的实质，最好的办法是把它推到极端。我们可以设想，当我们一个人生活于深山老林的时候，是否还需要这些东西？金钱、名声、天下都将毫无价值！
有个故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从前有一次发大水，在逃走的时候，穷人没有什么可带的，只能带一些饼子之类的东西，而地主却把金元宝带在身上。碰巧，他们俩躲到了同一棵树上。饿了的时候穷人就吃饼子，而地主却不能吃元宝。地主想用元宝去换，穷人不干，最后饿死了，那些元宝也就归穷人所有。
己之所欲，勿施于人
【原文】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①而觞②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④，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⑤，浮之江湖，食之鳅⑥，随行列而止，委蛇⑦而处。彼唯人言之恶闻，奚以夫⑧为乎！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⑨闻之，相与还⑩而观之。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11}而福持{12}。
（《至乐》）
【注释】
①御：迎接。②觞：以酒接待。③太牢：最高的祭祀规格，祭品为牛羊猪。④脔：小块的肉。⑤坛陆：即坦陆，广袤的大地。⑥鳅（tiáo）：泥鳅和苍条鱼。⑦委蛇：逶迤，自由自在的样子。⑧（náo）：嘈杂声。⑨人卒：众人。⑩还：通“环”，即围绕。{11}条达：条理通达。{12}福持：得到幸福。
【译文】
从前，有一只很大的海鸟停留在了鲁城的郊外，鲁侯亲自到郊外以最高规格的宴度接待它：演奏只有在最隆重的场合才可以弹奏的九韶之乐，献上了牛羊猪皆备的最高祭品。但是，这只鸟看得眼花缭乱，以致情绪忧伤，连一块小肉也不敢吃，一杯水也不敢喝，三天后死去。这就是国君以养自己的方式来养鸟，而不是以养鸟的方式来养鸟。怎么样才算是以养鸟的方式养鸟呢？
以养鸟的方式来养鸟，就是要把鸟放归深山密林，使它们自由自在地在大地上遨游，在江湖上飘荡，饿了就找泥鳅、小鱼吃，吃饱了就随着鸟群自由飞翔，从容自得地相处。它们一听到人的声音就厌恶，哪里喜欢听什么九韶之乐之类的嘈杂之音呢！咸池、九韶这样的音乐被认为是最高级的音乐，但若在洞庭之野演奏，鸟听见了就飞走，兽听见了就逃跑，鱼听见了就沉入水底；可是，人们听见了，却聚集到一起，围绕着观看。鱼处于水中才能够生存，而人在水中却会死亡。人和鱼本来是不同的，所以好恶也不一样。因此，以前的圣人不把不同的人看做是一样的，不让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名要与实际相符，根据人们的实际情况来设定相适宜的制度，这样就能够使人们心情舒畅，生活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