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无为击有为，如弱水推石，石虽不动根基已消；以有为击无为，如巨石入海，虽浪花与水声共舞，石却消失于瞬间。
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以无为的心做有为的事——不在乎胜负的人才能胜利。
伯乐改造马的后果
【原文】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①草饮水，翘足而陆②，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③，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④。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⑤，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⑥之患，而后有鞭荚之威，而马之死者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⑦。”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马蹄》）
【注释】
①龁（hé）：咬。②陆：跳跃。③义台路寝：指举行仪式的高台和居室。④指用烙铁在马身上烙印记，剔马毛，修理马蹄子和戴上笼头。⑤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带上马勒和绊足的绳索，圈养在马棚里，拴在马槽前。⑥橛饰：指马嚼子和马缨子、铃铛等装饰。⑦埴（zhí）：黏土。
【译文】
马的本性是以蹄践踏霜雪，以毛抵御风寒；渴则饮水，饥则吃草，怒则奔跃。这就是它本来的生活状态。即使有豪华的庭院它也不愿意去居住。可是，伯乐却说：“我会训练马。”怎样训练呢？在马身上用烧红的烙铁烙上印记，剪掉人们认为不好看的马毛，削马蹄；然后带上马勒和绊马索，牵到马棚里，拴在马槽前。经过这番修理，马差不多被折磨死了十分之三二。接着再用各种方法训练它们的技能，用渴它和饿它的方法使它听从命令，逼迫它们飞驰和快跑，训练它们排列成整齐的队形。马的前边有马嚼子的控制，后边有鞭子的威胁。经这一番训练，马几乎已经死掉一半了。工匠说：“我善于用黏土制造陶器。”他能够使圆形的陶器符合标准的圆形，使方的陶器方方正正。木匠说：“我善于用木头制造器具。”他可让弯的符合标准的弧线，直的符合标准的直线。然而，黏土和木头的本性哪里是要符合什么标准的图形和线段呢？可是，人们却世世代代称赞伯乐会训马，制陶工匠和木匠善于整理黏土和木头。治理天下的人之过错与此没有什么不同。
人类的功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改造，二是对人的改造。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开始了这两项活动，它们也成了人类“文明“的标志。人们常常为之沾沾自喜。但在庄子看来，人类的这些行为恰恰是对真正的文明的破坏。它所破坏的还不是枝节的东西，而是事物的根本。
马本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原野上，无所拘束，根本不懂得什么“规矩”。经过这样一些训练以后，马的确成了有才能的马，成了有用的马，但也成为人的玩物和工具，这种种的规矩不是束缚它的镣铐又是什么呢？木头原本是有生命的，依其本性而生长，随着境域而伸展，绝对不会、也不可能长成符合什么“标准”的木材。经过木匠的整治，有用倒是有用了，但其生命也就终结了。那些治理天下的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老百姓也与马一样，有着自然的本性。“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马蹄》）百姓如同马一样，其本来的状态不过是织布而衣，耕种而食，这就是他们的共同本性。这时他们没有什么偏爱，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庄子把这个时代称之为“至德之世”。那个时候，老百姓悠闲而质朴，山里没有凿开的通路，河上也没有架起桥梁；大地上没有人为划分的界线，还没有被区分为你的、我的。万物一起生长，土地连成一片；禽兽成群，草木茂盛；人和禽兽生活在一起，不必相互害怕。人们可以拴着野兽游玩，鸟窝可以任由人们爬上去窥视。人们哪里知道什么君子与小人的区分！这时的百姓由于没有知识，所以没有失去本性，由于没有欲望，因而保持着原始的淳朴。
那么，百姓是怎样失去了这种自然状态，而进入了混乱的状况呢？是由于仁义礼乐的提倡。圣人（即治理天下的人）用礼乐来匡正天下人的行为，倡导仁义以安慰人心。于是人们的疑惑也就产生了，不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天下的分化也就出现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欲望、知识，人人都开始为自己。人们开始费尽心机地发挥自己的才智，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至于不可遏止。所以说：“残朴以为器，工匠之过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劈开木头而制造器具，是木匠的过错；而破坏原始的道德降而为仁义，则是圣人的过错。
因此庄子大声疾呼：“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马蹄》）如果完整的木头不被破开，如何会制造出酒器来！白玉要是不被打破，怎能雕琢出玉器来！假如道德没有丧失，怎么用得着仁义！如果本性真情没有丢失，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假如没有被破坏，怎么会有图画文采！五声要是不被搞乱，哪里用得着去应和六律！
总之，人类的各种灾难都是统治者和圣人积极有为的结果——他们的本意是善良的，但结果却是恶的。
庄子的这些观点不一定符合历史的事实，但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历史之所以演进到这一步，恐怕不是几个统治者或圣人所能够左右的。打破原始的宁静和淳朴的，是人类智慧本身的发展和社会机体的运行。就是说，这一过程缘自人性本身，出自社会内部，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不是某些人从外部施加影响造成的。这就意味着，道德的破坏在先，而统治者和圣人的各种人为的措施在后，是出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历史的发展也确实昭示了这一过程：既然道德已经丧失，就只能退其次而推行仁义；既然仁义已经丧失，也只能退而次之推行刑罚；而当刑罚不奏效的时候，就只有暴政了。
庄子这些观点所蕴涵的道理在于：
其一，人类的灾难大多是人为造成的，人祸多于天灾。假如统计一下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灾难，那么人为的灾难肯定远远大于自然的灾难。自然的灾难大多是短暂的，对人的伤害是较轻微的，而且伤害的多是肉体。但人为的灾难就完全不同了，往往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久，伤害的是人的精神和尊严。
其二，对人的改造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改造的结果几乎总与改造者的愿望相反。历史上种种对人的改造运动几乎都是对人性的摧残。这种改造的野蛮性在于，它必定是按照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见而进行的，而这就意味着要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整齐划一的模式，其实质是改造者以自己的强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中世纪的基督教运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人的改造运动，持续达上千年的时间，其理想是把人塑造成道德高尚的人，甚至是一尘不染的神，但最终却导致了道德的败坏。
其三，对自然的改造也同样是灾难性的。在中世纪，我国西域地区有十来个国家，那时这个地区是一片郁郁葱葱，森林遍野，河流密布，经济繁荣。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广袤的沙漠，这不能不说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有为”有关。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随处也都可以看到这种改造的恶果，河流日益干涸，不干涸的也是污水；野生动物日渐稀少；人的各种疑难病症越来越多。人对自然的改造是其根本原因。我们不尊重自然，自然也就不可能尊重我们。
当然，人不可能放弃对自然的改造，但庄子所说的道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改造自然应慎重。因为，既然大自然是无限的，那么我们现有的认识就不可能穷尽它的秘密，以这有限的认识去改造无限的自然，难免会出问题。人类在这个无限的自然面前怎么会是主人呢？在自然面前谦虚一些，对于人类没有害处。
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要管得太多
【原文】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应帝王》）
【译文】
适应事物的发展，自然而然，无心而为，则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
这里所讲的是无为的道理。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什么都不干，而是要顺其自然；所谓顺其自然，就是不要人为地进行干预，用自己的私见以偏概全。
老子对此也有过精辟论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老子》三十八章）最高的境界是顺物自然无心而为，而较低的境界是顺物自然却有心而为。这个“心”，也就是私心，是出于“知”的一种行为。它的方向与求道的方向相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章）学习知识，所采用的是增加的方法，每天学习新的知识，知识不断得到积累；而学习道的方法相反，采取的是减少的方法，是不断地减少情欲和各种人为的僵化的观念，以至于最后达到消除“人为”的东西。以这种无为的态度去有为，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因此老子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章）以无为的姿态去有为，以无事的态度去做事，以无味的心境去品尝有味。这样才能够成功，否则，过于执著，急于成功，那么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
这种无为的思想，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没落人士的一种自我安慰，是一种精神胜利法。相反，它是一种深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中的道理是非常精妙的，其意义非常深远。不仅对于治理国家，就是对于个人的生活和社会部门的管理，也都具有深刻意义。
一个国家，尤其是土地广袤的国家，情况比较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纵横交错，经济状况差异巨大，文化观念多有不同。而国家的政策几乎总是一刀切，很难制定出一种适合于所有特殊情况的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政策就失去了普遍性。因此，国家的作为或干预应尽可能减少，即使有干预也应该顺势而为。否则，干预越多，国家各方面的秩序就越容易混乱。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一个单位的领导，无为的品德就更加珍贵。因为，一个人的智慧再高明，也难以把握国家所有方面的状况，更难以预知整个国家的未来。若是把个人的爱好、理想付之于实施，就可能使个人的错误变成国家的错误，损失就难以计量了。
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把自己的个人嗜好和意图明确地暴露出来，那么就会脱离实际。因为领导者权高位重，下属就会有意无意地投其所好，只说他爱听的话，只做他喜欢的事情，他永远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因而看不到事情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一些君王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却犯下致命错误的原因。反之，如果领导者少些作为，学会沉默，那么下属就对你的内心难以有真正的了解，这样他们就无法去投其所好了。
历史上和生活中的许多经验都说明，过分喜欢有为的人不见得成功，而那些少有作为的人却有可能路途平坦。这其中的道理在于，一个人的作为过多，犯错误的概率也就多，即使你做了十件事，只错了一件，也可能会使你前功尽弃。因为人惯于看到别人的过失，而不是成就，况且总有对手在盯着你。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犯错误的机会的。
我们常会看到，那些大刀阔斧地干事的人往往得不到提升，而那些什么事不干的人反而晋升很快。历史上那些有作为、有才干的改革者多没有善终的，而那些庸碌之徒倒是稳坐钓鱼台，原因就在这里。他没有做事情，所以没有犯错误，就显得“稳重”。人们对他也就没有意见，他于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而有作为的人必定会得罪很多人，起码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这都说明，有为是需要慎重的。
作为个人来讲，有为的害处在于容易被他人利用和控制。在你的有为中，你的意图暴露无遗，同时你的短处也容易为人所把握，成为他人利用的对象。在与他人的交往和辩论中，处于守势的人或者说消极的人其实处于主动的地位。你对对方并不了解，如果过早说出自己的看法或想法，就处于劣势。在辩论中，你所说出的观点就会成为对方攻击的靶子。如果你什么也没有说，对方就无可攻击。而等到对方说出自己观点时，你就处于主动的位置了。
在经济活动中，先说出自己想法的人往往吃亏，对方由于知道了你心中的定位，就处于优势地位。有一个人想卖掉自己的旧房子，当一个买主要询价的时候，他还没有先说出自己的期望值，对方就说愿意出八十万美元，他立即答应了，因为他的期望值只有五十万！这就是消极、被动中的积极和主动。
无为的境界，是领导或管理水平的最高层次，而有为则是较为低级的层次，由此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帅才和将才的区别。最好的领导者并不是那些事必躬亲的人，而是那些远离第一线的人。他们运筹于帷幄之中，却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只是在那里思考，他思考的问题都是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他只是确定大的方向，所以显得很空灵，并不直接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表面上看，或者从形体上看，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做，但整个团体离开了他就会失去灵魂。而后者，所谓的将才，只是技术型的人才，是实干家，只适合于做具体的工作，解决具体、局部的问题，一旦遇到全局性的问题就会手足无措。
这种人才的特点是善于领会帅才制定的战略，把它落实为具体的操作。因此，这两种人才的地位是不能颠倒的，否则必败无疑。因此，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究竟是帅才还是将才，这是很关键的，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给自己的定位不准，成功就比较困难。
工作中常常可以看到，当无为型的人才（即帅才）把握了一个单位的最高领导权的时候，不仅这个领导者气闲若定，非常轻松，而且整个单位也井井有条，几乎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当技术型的人才（有为型的人才）占据了一个单位最高领导权的时候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他自己窜里窜外，什么事情都要亲自插手，以致劳累不堪，因为总是有干不完的事情。不仅如此，他的单位也不安宁，总是忙乱无序，一会儿这里出事，一会儿那里又有事。最高领导忙得不亦乐乎，而各级领导倒显得很清闲，各在其位，但不谋其职。
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最高领导者管得太多，没有弄清自己的角色和作用，把应该由部下干的事情当成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结果当然是费力不讨好。管得太死，手下当然就失去了主动性和灵活性，不敢自作主张，而是事事都来请示。这个道理在和平状态中不太明显，但在战场上却显而易见：那些在第一线上的人由于身临其境，能够直接感受到身边出现的局部战机，然后作出相应的决策。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就可以抓住机会取得胜利；而那些身处后方的最高领导，远离前线，不可能体会到这些稍纵即逝的战机，因而无法指挥具体的战斗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管得过死，手下没有主动权和自由度，事事过问，那么必定会贻误战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