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楼子九丈九”和“有钱您买前门搂子”，是我从小就听到的北京俗话。这前门楼子，指的就是现今天安门广场之南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前门”实际上是一个“俗称”。高42米的正阳门和高36米的箭楼，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距今已有572年历史。老人说，前门曾经是由城楼、箭楼、瓮城、正阳桥和五牌楼组成的建筑群。从箭楼往南，一直到天坛路，南接永定门内大街，长约1600米的一条南北大道，就是我们熟悉的“前门大街”。
我从小是在前门外的“南城”胡同里长大的。地缘关系所至，前门大街一带也就成为我最早、最多光顾的北京闹市区；它周边的街巷胡同，几乎每一条都走过。不过那时候去前门大街，多是跟随着大人，各种店铺也都进过，但我只是一个被动的“游逛者”，兜里没有一分钱，自然是什么东西也不会买。炎夏里，若是家长从街边的小车摊给买5分钱一根的奶油冰棍儿或者3分钱一根小豆冰棍儿、红果冰棍儿，就心满意足了。独自去前门大街，始于1961年的初中二年级下半学期。那时家长每月给我2块买一张公共汽车月票和1块零花钱，那时我开始迷恋图书。
我最先和经常光顾的是前门大街临街的一家旧书门市部。鲜鱼口西口往南，也就是前门大街路东，有一家临街的旧书门市部。市部里的东、南、北三面墙前都摆着装满书的书架，屋里的还放着几张大桌子，上边铺满了让人翻得横七竖八的书籍，文学类的居多。乍见这么多的书，砰然心跳，恨不能把它们全都搬回家。虽然都是折价旧书，价码很低；但1块钱的家当，再便宜也满足不了我的需要。自然得“一分钱掰成八瓣花”，找便宜的和自己最想看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分上、下册，每册5角—钱倒是正好，但只能买一种了。可是一本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更吸引我，书后标价7角2分。还是贵了点，因为我又发现了《雪莱诗选》《海涅诗选》《彭斯诗选》，还有惠特曼的《草叶集》、泰戈尔的《飞鸟集》《园丁集》……
银子太少了，我开始打2块月票钱的主意—听说大画家齐白石就有“三百石印富翁”的刻章，零花钱加月票钱，我不就是“300分钱富翁”了么？不买月票就得走路上学，家距学校4站地，上学、下学就是8站地，还有中午吃饭的往返呢，那就是16站地了。走路我不嫌累，只是午饭时间就紧了。买书心切，顾不了那许多—中午放学回家，扒拉几口饭就得往回返了。吃饭快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但过了两个月母亲发现我穿鞋太费，追问起来，我只好如实交代。那月家长又给了2块钱让我去补办月票，由此我又回到了仅有“一块钱家当”的境况。
个人“买书史”上，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在前门大街旧书店里发现了三册本的《格林童话》全集。但我只拿到了第三册，左找右寻，第一册、第二册就是不见踪影。忽然间，我发现那两册书被拿在一个中年男人的手中。屏气凝神，左右不离，我只能等那人放下不成套的书。他也在左顾右盼，肯定是在找第三册。等了许久，我终于沉不住气，走到那人身边问：“您要这书吗？”他斜睨地看了我一眼，用坚定的口气回说：“要！”。我无可奈何，又耗了一会儿，只好放下手里的一册书，转身去了。回家跟哥说起这事，哥说我傻，“你干嘛问哪？不问，他找不到后一本，也就把手里拿的放下了。”后悔也没用，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
日积月累，我的小书架渐渐丰满起来。其中有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野草》《朝花夕拾》《二心集》等，有巴金的《家》《春》《秋》《雾雨雷电》，有《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及他的《怎么办？》；有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郭沫若的《女神》；有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哈代的《还乡》、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乔治桑的《小法岱特》、勒萨日的《瘸腿魔鬼》、伊巴涅斯的《血与沙》、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
1965年底，我参加了工作，每月工资33块6毛6.终于可以用自己挣的钱买书了，可是没多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别说旧书店关了张，就是新书店里也看不到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了—都被划作“封资修大毒草”了。由日积月累而攒下并放在家中唯一的一个小书架上的书，一度使我担惊受怕。
经过几年的“如火如荼”，看文学书的欲念又开始在我心中萌动，于是私下里向知根知底的可靠朋友借书，互通有无。1971年，忽听郭沫若的新作《李白与杜甫》出版了，买书的冲动竟然还那么强烈，我兴冲冲地奔上了街头。前门大街临街的那家旧书店早已歇业，我最终在大栅栏里路北的一家新华书店里发现了目标，内心免不了有几分欣喜。虽然这书是“褒李贬杜”的，但一个“诗仙”、一个“诗圣”的地位并没有在我心中动摇。
1980年，我在报社副刊当编辑，多次到北纬饭店看望复出的大诗人艾青。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看过艾老的名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也曾在前门大街的旧书店里买过他的《诗论》；和心目中崇敬的诗人见面，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天，我走进艾老的房间，发现屋里还有其他客人。艾老站起身来说：“来，小刘，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说着，他指着身边的一个中年人说：“这是诗人孙敬轩。”握着手，我对孙敬轩说：“我看过您的《海洋抒情诗》。”很显然，孙敬轩吃了一惊，然后很激动地把手握得紧紧的，不住地摇。这诗集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在1957年初出版，当时他才20多岁；但不久他便被划“右”，书也被下了架，从此失去写作的权力。“文革”后他才复出，自是万万没想到在二十多年后还会有人看过并且能记住他的诗集。我是在前门大街那家旧书门市部的书堆里发现《海洋抒情诗》的，当时捧在手中读过，想买，但因钱紧而不得不放手。我自己也没想到，将近二十年前匆匆读过的诗集的书名，怎么会在瞬息间在脑海里涌现出来。后来才发现我习惯于“单向记忆”—凡是感兴趣的，看一次或听一次大多经久不忘；凡是不感兴趣的，记几次都会转眼间忘于脑后。
一年以后，诗人孙敬轩又一次来北京，还特意到报社来看我。那时他已经出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依旧很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孝存哪，跟我到四川去吧！”几年以后，我在一家文学杂志工作，到成都去组稿，孙敬轩得知后，热情邀请我到他家中叙谈、吃饭。
说起往事，熟悉前门大街的老人告诉我，在20世纪50年代，从正阳桥到珠市口的前门大街上，有四家新华书店的面脸儿。是吗？我很惊奇。老人如数家珍地说：路东从北往南，单说名声大一些的—大北照相馆、正阳德食品店、永义合乐器店、庆林春茶叶店、天盛号酱肉铺、通三益海味店、庆颐堂药铺、力力川菜餐厅、天成斋鞋店；在崇文呢绒服装加工部和都一处饭馆之间，就有一家新华书店。再往南数：正明斋饽饽铺、便宜坊烤鸭店，在老正兴上海餐厅和普兰德染洗店之间，又是一家新华书店。再往南走，亿兆棉织百货商店、前门理发馆、北京钟表厂门市部，在前门邮局报刊门市部和耀华诊所之间，还是一家新华书店。听老人这么一说，我常去的旧书书店，应该就是前门邮局报刊门市部旁边的这家，大概是在其后改为“旧书”门市部了。“还有路西呢。”老人说，从北往南：月盛斋酱牛羊肉铺、华孚钟表店、庆颐堂药店、一条龙羊肉馆、盛锡福帽店，在谦祥胶鞋店和洪盛兴竹柳什物店之间，也是一家新华书店……一条繁闹的商业大街，原来也充溢着浓郁文化气息。
北京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啊！你不仅在我饥渴的青少年时代给我提供了“精神食粮”，而且还给我带来了与此相联系的友情和亲切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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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北京的书肆，多在大明门（清代“大清门”，民国时期“中华门”）之右，即后来被称为“棋盘街”的右侧。著名的书肆，有“金台书铺”等。东城的灯市和西城的城隍庙（复兴门内成方街）的书摊，则属于应节和赶庙会式的。
清初的庙会书摊，设在广安门内大街慈仁寺；康熙以后，因地处偏僻，慈仁寺书摊被琉璃厂书店和春节庙会书摊所取代。内城庙会书摊，则设在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清末，卖唱私刻唱本的用蓝布包裹背到庙会或市场去卖。到庙会的，先把包裹皮儿铺在地上，再将唱本平铺于上，就地“划锅”。有的自带“节子板”，或以瓦片当“竹板”，边打板边唱，以作吆喝。买唱本的，可以与卖唱本的学唱。书铺则在铺门前挂字号“匾”，如清同治年间创办的“宝文堂”；该铺在前柜卖书，后柜木印、装订，编辑、校对、出版等事务则在楼上做。
民国时期，中轴线上的书摊有地安门外大街义溜胡同口外的徐文玉书摊。此外，还有设在东安市场东南角丹桂商场和南端南花园的书摊，及东安市场北门内梢东的书摊。西单商场的书摊，多设在商场南端。安定门内大街谢家胡同口外，有刘振海书摊。隆福寺书店，有“宝会斋”“粹雅堂”“三友堂”“带经堂”等。30年代初，琉璃厂最大的新书店为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门面。从琉璃厂到杨梅竹斜街，还有上海世界书局分店、大东书局分店。著名旧书店有“来熏阁”“邃雅斋”等。隆福寺旧书店有“修绠堂”“东雅堂”等。
旧时书铺、书馆、书局，不仅售书，还自行刻印书籍；一些书摊除卖书外，还以租赁书籍为副业。
新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老北京中轴线上的旧书书店有：前门大街鲜鱼口西口往南临街的旧书门市部、地安门大街路东的旧书门市部。其他旧书书店，有：大栅栏街路北新华书店二楼、东安市场内靠近北端的书摊、隆福寺街路北门市部、琉璃厂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