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那么多胡同：一尺大街、二眼井、三不老、四圣庙、五道营、六合胡同、七贤巷、八大人胡同、九道弯胡同、十根旗杆胡同、百顺胡同、千竿胡同、万年胡同……
胡同两边是由灰砖墙和院落门组合成的筒巷，门里面是一座又一座的四合院、三合院、独院和大杂院。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民宅，是坐北朝南、大门开在东南角，被称为“坎宅巽门”的四合院。老北京四合院的大门，多有讲究—在屋宇类中，装实榻大门、廊式过道、抱框用石鼓门枕和上楹带四个门簪的，叫“广亮大门”；门板附在金柱上的，叫“金柱大门”；门檐齐墙、门两侧有木隔板的，叫“蛮子门”；门附在贴墙的抱框上，门簪两个的，叫“如意门”，是老北京民宅为数最多的门式。在墙垣门类中，有“小门楼”—包括门顶砌立垛，垛之间用瓦连接成“轱辘钱型”的“花墙子门”；有屋顶呈前、后坡形、刷成黑灰色的“清水脊”；有门楼形如道士帽子的“道士帽”等。典型的二进四合院，门内迎面的是镶砌在墙上的跨山影壁，其上多写“鸿禧”二字。左拐到较窄的前院，其南是倒座房，其北的中轴线上为有两根下端成莲蕾且不落地悬柱的垂花门，或木制的绿色屏门，这就是旧时所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进二门就进了大约成正方形的内院，院有北边的三或五间正房，正房两边多带东、西耳房；院落东、西两侧，是东厢房和西厢房。从正房屋檐下与东、西厢房及垂花门相连的廊，叫“抄手游廊”。门、屋之间形成的空间，是老北京人栽花养鱼的庭院。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我家租住在南城一条胡同的三合院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门门板上的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当然不是我自己认的，而是大人告诉我的，意思自然不大懂。我家住的是两间东房，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老北京有“有钱不住东南房”的话，那是说南房阳光不进屋、东房炎夏临西晒。可我们家房前有花阴凉，因为窗前长着一棵高大的枣树。房东老太太屋前的台阶上，放着许多盆花，有石榴、夹竹桃、天冬草、云竹、玉簪棒；靠墙的南边空地上，栽种着喇叭花。夏天，喇叭花张开了红色、紫色、白色的小喇叭，映着粉色的夹竹桃的花和火红的石榴花，弥漫起花香的小院就姹紫嫣红了。挂在窗棂上的蝈蝈笼子里的蝈蝈，不时地叫起来；枣树的花阴凉下，灰瓦色的大鱼缸里，红龙睛鱼和墨龙睛鱼优哉游哉地吐着水泡。这时，屋顶的天空上传来了阵阵的鸽群的哨声。秋天来了，枣树上挂满红红的和半绿半红的大枣，引得我天天向上仰望。有时候一阵风吹过，树上会掉下几个大红枣，捡起来一吃，真甜。待到某个星期日，各家各户都齐全的时候，房东老太太就会叫人拿长竹竿打枣。将满地滚的大红枣收集到几个大脸盆里以后，就分成四份，一家一份。
学龄前，曾是我最无忧无虑和最自由自在的时候。父亲在郊区工作，经常不回家；母亲上班的人民机器厂虽然离家不算远，但也是一去一整天。那时普通百姓的孩子不讲进托儿所和幼儿园，似乎附近街道胡同也没有这种机构，父母一上班，我只能一个人留在家里。这也就给了我整天自由玩耍的机会。院里没有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我的小伙伴都在胡同里。那时候胡同里见不到汽车，自行车也是在早晚上下班的时间多一些，差不多整个胡同都是我们的天下。弹球、拍洋画、扇三角、拽包、跳房子，都是我们常玩的游戏；人多的时候，就玩老鹰捉小鸡和捉迷藏。耍猴的或演木偶戏的一到胡同里来，我们就像过节一样欢快。挑担、推车卖灌肠的、卖芸豆饼的、卖棉花糖的或吹糖人的来了，也很吸引我们，只可惜兜里没有一分钱，就只能在一边看看了。
刚开始，父亲把我的午饭安排在胡同口外一条小街上的小饭馆里，每餐1毛5分钱。我玩累了，或者跑饿了，就到那里去吃饭；如果有小朋友在外边等着，拿一个馒头就走。其实不去小饭馆我也饿不着，如果我在家，院里的大妈、大婶就会叫我去吃饭，或者把饭菜给我端过来。无论是窝头、馒头、烙饼，还是豆腐白菜、萝卜土豆，我都吃的喷香。我没想过自家和人家，逢年过节，或是休假日，院里的各家都是你给我端粽子、我给你拿元宵的，如果哪家做饭的时候没了酱油醋，到另一家去拿是常有的事情。父亲到小饭馆去结账时才发觉我很少去吃饭，后来干脆让我到邻居大妈家去入了伙。
也有在胡同里找不到小伙伴玩的时候，我就坐在门坎上等母亲下班。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就跑去找母亲。我曾随母亲去过她的单位，有两站多地的样子，过条马路，再转几条胡同就到了。我说找我妈，门卫故意问我男的女的，我说是女的，他还会问姓什么，我回答了姓任才让我进去。进了厂门，我就独自去找母亲所在的那间大房子，然后隔着窗玻璃向里边张望。母亲发现了，就会跑出来，到厂外边找一辆洋车，花一毛钱把我送回家，洋车临走的时候母亲还会给我塞一个大白馒头。记得母亲一再嘱咐拉洋车的那位叔叔，叔叔也一再说：“您放心，您放心。”
童年时代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胡同里的一位“老大爷”。一个星期天，父母带我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去做客。那地方在后来叫“宣武区”的一片胡同中，我记得那家的大门上写的也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因为和我家住的那门上写的一样，所以一进门我就看见了。到了屋里，第一次见面的婶儿非往我手里塞一块钱不可，母亲拦也拦不住。他们喝着茶，说起话来。我一个人没得玩，觉得没意思，忽然想起进胡同的时候看见路边上有一家杂货铺。趁着大人正聊得高兴，我悄悄地溜出屋，又出了院子，拿着婶儿给的钱去买糖。买了糖我就往回走，左走不到右走不到，不知不觉就转了向。在小胡同里走哇走哇，怎么也找不到“家”，这时候天上下起了雨。我终于害怕了，忍不住哭起来。这时候，一位撑着雨伞的“老爷爷”（现今想不起“老爷爷”有多大年纪，应该比我父母大一些）站在我的面前，把伞遮在了我的头上。当他知道我走丢了以后，便把我抱起来，挨门挨户地找。胡同深深，七扭八拐，纵横交错，一个门又一个门，左一个门右一个门，家家问“有姓刘的吗？”我早就不哭了，在老爷爷的怀里，我感到温暖，也塌塌实实。不知走了多少条胡同，也不知找了多少户人家，我终于看见了急忙从屋里跑出来的母亲，她的身后紧跟着父亲和叔叔、婶儿。
将近六十年的时光如烟而过，但老爷爷抱着我在雨中找“家门”的情景却永远不会抹去。在胡同长大，也曾在胡同里走丢过的我，对胡同的感情是说不尽的。前些年，我曾走访过许多胡同，见到了不少青史留芳的遗迹。三不老胡同，是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曾经住过的地方；东不压桥16号，是我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曾经住过的地方；达智桥的松筠庵，是康有为、粱启超召集1000多名进京举人集会，反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实施“公车上书”的地方；清末爱国志士谭嗣同，出生在宣武门外烂漫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1917年，陈独秀从上海来京的寓所和《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在箭杆胡同9号；马神庙的学生宿舍，是北京大学学生在“五四”前夜准备宣言、电报、传单、标语、大旗和小旗的地方；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两个华表下，喊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此后，东交民巷西口、已经消失了的老户部街、三座门大街及东长安街、米市大街、石大人胡同、南小街、大羊宜宾胡同、宝珠子胡同、赵家楼胡同，串起来就是“五四”运动爱国学生游行的路线。我也曾想在宣南一带寻找当年我走失的那条胡同，甚至想象着偶遇那位曾抱我找家的老爷爷。但后来我就不去找了，不仅仅是因为找不到，而是我突然悟到，那条具体的胡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留在我心中的北京人的传统“厚德”，是古老胡同所承载着的历史文化及其演化而出的“北京精神”。
北京有那么多有趣的胡同—耳朵眼胡同、狗尾巴胡同、大枕头胡同、石头缝胡同、针鼻胡同、鸡爪胡同、嘎嘎胡同、流水巷、百花深处……
北京有那么多寄托着人们心愿和道德理念的胡同—国强胡同、国兴胡同、民旺胡同、太平胡同、真如镜胡同、永善胡同、义留胡同、礼让胡同、诚实胡同，德善里、忠厚里、忠信巷……
胡同深深深几许，载道百代千年续。问君祖上哪里来？五湖四海汇京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