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花鸟画，从形象创造上一直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彩陶文化。彩陶上有植物形纹饰以及鸟、鱼、花、草类的图案。花鸟造型由粗拙到精细，由象征到写实，并逐步从一些工艺装饰品或绘画配景的点缀中独立出来。
工笔花鸟画
花鸟画的独立成科是在中唐，以边鸾、滕昌佑、刁光胤为代表。元汤垕在《画鉴》中说：“唐入花鸟，边鸾最为驰誉，大祗精于设色，浓艳如生。”
五代的花鸟画分成两种画法体系：即黄筌的重彩写生（设色）和徐熙的重墨写意。据《梦溪笔谈》载：“徐熙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四出，别有生动之意。”又说：“诸黄画花，妙在敷色，用笔极新细，殊不见墨迹，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所画多为江湖汀花、野竹、水禽之类，而黄筌表现的则为奇花异草、珍禽稀兽。两人所画内容和表现手法迥异，诚如北宋郭若虚所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但他二人对后世、特别是宋代的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北宋前期，画院始终以黄派重彩写实的审美规范作为标准，直到神宗时期出现了赵昌、崔白等人的花鸟画，才开始逐步打破了近一个世纪“黄体”的艺术规范。北宋后期花鸟画步入全盛，这与宋徽宗“嗜玩”书画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不仅自己兼长书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而且还扩充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对绘画的发展颇有功绩。
明代后期，水墨写意花鸟十分兴盛，花鸟画有了很大的突破性进展，其中以陈淳、徐渭为杰出代表，将水墨写意风格推向成熟的高峰。他们笔下淋漓奔放的大写意花鸟画对后世影响颇大，其后如石涛、朱耷以至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无不深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