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可不能把“识时务”和契诃夫小说之《变色龙》中那位专横跋扈、媚上压下、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奥丘梅洛夫式的人物混为一谈。如果弄不清这个区别，你们就很难评品历史人物。
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赞扬孔子，“圣之时者”。时者，识时务也。识时务者为俊杰，亦为我们祖宗之宝训。可识时务又往往会成为一些人投敌叛变的借口。因此，守气节与识时务，似为两难。我读明代大学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深感如何处理识时务与守气节为评价大变动时期中国历史人物的一大难题。
黄宗羲有生之年正值晚明清初的大变动时期。他父亲黄尊素惨死于阉党，而他自己又遭有拥戴之功的阮大铖的迫害。按一般常理，明朝对黄氏父子刻薄寡恩，与黄宗羲有杀父之仇。可是，清兵入关，黄宗羲一直起兵抗清。他不应清康熙皇帝征召，拒绝博学鸿儒科考试，潜心著述，成为一代宗师。他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政治学的扛鼎之作。就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言，明朝的灭亡和清朝入主中原是不可避免的。明代自万历之后日趋腐朽，始亡于李自成的最后一击，终亡于清兵的入关。效忠腐朽的明王朝，抗拒不可阻挡之势的清朝，可以说是不识时务；可反对异族入侵，维护已经不可救药的明王朝，又可视为有民族气节。这样在历史大变动时期必然陷入两难之中：抗清是民族英雄，还是迎清兵入关是识时务？究竟是史可法、黄宗羲等人冥顽不化，还是洪承畴、吴三桂等人识时务？这是个重要的历史观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明末清初的历史要重写，而且有关类似问题的全部历史都要重写。这可是考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水平的试金石。
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具有历史观点。在历史上，战争有三种不同情况，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把“识时务”与“守气节”抽象化为一种可以不分情况普遍适用的道德范畴。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有入侵与反入侵之分。站在维护民族利益立场，抗拒入侵者是正义的，拒不降敌为此而牺牲者是有气节，否则即为变节投降。秦桧与岳飞忠奸之分正在于此。按例，明末抗清者为有气节，而洪吴之流非识时务而是卖身求荣。尽管北宋灭亡，偏隅江南的南宋也朝不虑夕、意图苟安、屈辱求和以自保，但是如果认为主战派为顽固派，认为投降派为识时务者，就是颠倒历史。明末清初的抗清与迎清人物的评价应亦如此看。当时并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两个政权，各有保护自己的人民免遭入侵者杀戮和土地不被侵占的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侵略与被侵略、占领与反占领之分。尽管西方工业文明高于中国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高于封建社会形态，但是这不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正当理由。它们不是输送文明而是侵略。因此，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是爱国。此时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重合的。把义和团视为仇外的野蛮人，把鸦片战争中的反抗视为拒绝贸易、闭关锁国，都是站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立场说话。此时，所谓“识时务”者则为卖国，而反对帝国主义则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情操。当时清末确有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但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他们注定是一群悲剧性的人物。
第三种情况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被压迫者反抗统治者的斗争。这是正义的、合乎历史规律的斗争。此时，“识时务”就是弃暗投明，转到人民这边来。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就是这样做的。国共内战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中起义人士都属于这种“识时务”者；相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为国民党尽忠者并非明智者，因为他们分不清究竟应该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还是忠于个人和党派。
历史情况不同，对守气节和识时务应该具体分析。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读懂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就能弄懂何谓气节，何谓顽固，何谓识时务，何谓变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