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佛学、道教的挑战而重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四书”形成的文化原因。经过历史上的外在地排佛和形式的模仿，至宋代，士人开始积极地内在地吸收、消化、扬弃佛学，也吸收本土的道教，重建适合于中国大群人生的精神系统，包括哲学的宇宙观、形上学、心性论。宋代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清代亦不例外）。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自韩愈开始，至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说是数代知识人重塑中国人的终极信念与价值系统，从高的层次与水平上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即回归“六经”、《语》、《孟》，周公、孔子的过程。朱子与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陆氏兄弟、陈叶功利派等）间的辩论，朱子之后的阳明学及明代的心学、气学诸论，乃至明末清初大儒的反省等，尽管异彩纷呈，创见迭出，派系繁复，争论不休，然合而观之，其所同大于所异，深论细节千差万别，而总体上或先立乎其大者，莫不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个中心就是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评、扬弃、消化，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信念、信仰、终极性等等）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宋明理学（道学）重建了宇宙论、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重建了道德形上学的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抽象程度很高，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进一步讨论天地万物的根据、本原和普遍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包括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
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四书”形成的社会原因。宋代与唐代及以前时代的区别，在于宋代开始了平民化的过程，传统社会贵族与庶民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开始解体。宋代的经济水平、城市规模与文化繁荣的程度，都是当时在地球其他地域生存的民族所无法企及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解体之后的平民化的社会，需要凝聚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平民所能接受的精神性的、蕴含社会理想、做人之道与终极信仰的文本或经典。于是，唐代及此前上层社会人士诵习的“五经”，逐步让位于平民诵习的“四书”。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四书”当然不可能取代“五经”，宋代以后，士子有关“五经”乃至“十三经”的研究仍然代不乏人，颇多创构，然而从整个社会文化来看，“四书”却成为家传户诵之学，成为朝野、城乡文化的主流。
“四书”与“四书学”是因社会民间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文化下移的产物。孔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一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把王官之学下移民间，开创私学，删修“六经”，在士子中开启经典整理与诠释的传统。朱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二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讲学民间，注释“四书”，在社会大众中开启“四书”的新传统。假借今天的话来说，点击率高的关键词，宋以前是“周孔”（或“孔颜”）与“五经”，宋以后则是“孔孟”与“四书”。这也是钱宾四先生说过的。北宋确有扩大经学范围和重新注释经书的文化运动，于是有了“四书”的形成与流行。
朱子穷其一生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用功甚勤，修改不辍，四十余年间，“改犹未了”，直到临终前一日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真是做到了“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特点是，以洗练的文字，逐句解释“四书”之难点、要点，先注音，再释典故、人物，包括难字难句，再解释其义理。应该说，朱子仍是以训诂为主，以疏通文字为主。《四书章句集注》有关义理的解释也不全然是宋代理学家的看法，他首先还是讲通行的看法，就先秦儒学的基本知识与道德义理加以阐发，特别疑难处，遇到一些范畴与关键词，遇到一些与汉至唐代儒家不同的看法，遇到特别方便发挥宋儒的观点处，他或引用二程及其学生或他人的看法，或自己直截加以解释。在引用了前人或当时人的看法后，如不需再说则不说，如需要加以抉择判断处，则加“愚按”、“愚谓”予以判定，或者留有余地。在章节之末，以“此一节”、“此章言”、“此言”云云，加以总结。需提醒读者注意上下文相互关联处，也特别加以说明。除哲学名词和特别便于发挥处的义理是宋人的或朱子个人的理解外，一般说来，全书注释大体上是公共性的知识，故这是非常精要、深刻的，难以替代的“四书”教材。朱子的学生李性传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我在日本关西大学访学。５月２７日，我与内子曾到大阪市立美术馆参观流失海外的中国书法展览，乃美国、日本收藏的书法精品，有一些是我在北京、台北两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未曾见到的珍品，如王右军的行穰帖等。有一件珍品尤其使我流连忘返，那就是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朱子行书《论语集注》残稿，是一位日本人１９１４年在北京文物市场上购买到的。展出的是《颜渊篇》部分，写于南宋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年）。我与内子在这一珍贵文物前伫立良久。全部展览看完后，我们又回过头来再次行注目礼。此次展出的朱子的墨宝，还有东京国家博物馆藏的朱子草书尺牍（３件合）等。
说本书“训释最精”，是非常确当的。当然，清代、近世有了其他的训释“四书”
的着作，如焦循的《孟子正义》、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等，在训诂上更加完备、准确，但仍然无法代替朱子的这部着作。读者不妨参读。朱子的这部着作无疑是宋代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朱子把“四书”体系化了。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大贡献，甚至超过了清代汉学家的贡献，借用一句话，可以说是：“先立乎其大者”，即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把握了“四书”的精髓，也是先秦儒学的精髓，并在宋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创造性地诠释了儒学的精义。限于宋代文字考据的水平，朱子的名物训诂中容或有清代汉学家所纠正的若干缺失，但在意义世界、价值体系的总结提升方面，清代学者却无法望其项背。清代汉学家重视个别、细部的考证，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他们却往往忽略了中国思想世界中最有民间性、最有影响力的儒家思想系统的主旨与精义。所以，不管朱子之后出版了多少诠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的书，都无法替代朱子的这部着作。我们现在有条件超越宋学与汉学之上，对“四书”作出新的诠释了，但现代人最大的毛病是太过轻率，并没有真正下工夫读懂朱子的这部书与清人、近人的代表性诠释，就匆匆下结论。以朱子的学养与智慧，他精雕细刻、苦心斟酌四十余年的这部书，是不可以随意轻忽的。
朱子的注释，尤其是对《大学》的分章、补遗，颇为古今人所诟病。但平心而论，从近年来学术界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朱子对《大学》的结构作了“经”与“传”的分别，恰好抓住了中国经典与古典诠释学的特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李学勤、庞朴、李零等专家在对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中，也运用了这一方法，确有成效。朱子的《大学》“格物”补传难免“杜撰”的批评，但这不正表明了朱子的诠释是创造性的诠释吗？我们阅读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朱子思维的过人之处，经他的诠释，“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思想一直影响到中、日、韩诸国接受西学，走上现代化，成为一种文化土壤或背景。当然，这绝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慢慢浸润、积累起来的。
就《论语》的注释而论，何晏的《集解》、皇侃的《义疏》都具有哲学诠释学的意义，而朱子的《集注》正是在此基础上的更全面、更有时代性与个性的哲学新诠。哲学家的诠释当然带有哲学家所处时代与个人的色彩，故朱子的《论语集注》，乃至整个“四书”诠释，都必须放到宋代哲学史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他以“四书”的集结与诠释，重建了儒学系统！
儒学、“四书学”都越出了我国的疆域，是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朱子的本书在元仁宗元佑时期钦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之后，在朝野有了更为广泛的流传，影响更大。当然，一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士子登庸利禄的工具，越到后期传统社会，则越来越被僵化，削弱了原本活泼、清新、创进、健康的精神资源的价值。
朱子本书不仅是影响我国最深远的着作，也是影响东亚最深远的着作。本书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之后，当地的儒学专家有了多少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发展，赋予了富有本土意味的创新意义，在学界有很多深入的探讨，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
东亚儒学的四书诠释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生动丰富的传统。
现在对古代经典的诠释，有一些低俗化的倾向，对于民间文化来说，浅一点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提升受众的水平，努力把“戏说”、“俗讲”引导为“正讲”。有的洋学者打着学术旗号“歪讲”《论语》或“四书”，典型的就是白牧之、白妙子夫妇合撰的《论语辨》。白氏夫妻沿着崔述的疑古，扩而大之，又以索隐的手法，胡乱肢解，把《论语》解读成政治权力斗争，与考据学毫不相干，居然引起美国汉学界的相当注意而得不到切实的批评。
“四书学”在今天仍有勃兴之势。从近十多年来我与同仁在学校、社团、企业、媒体、地方图书馆等处讲授“四书”的情况来看，深感民众迫切需要，又特别欢迎，他们对“四书”有一种亲合力，而且能从生命的体验中，从生活的实践中加以理解。我相信，“四书”仍是现代中国人最好的精神食粮！
关于“四书”的读法，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朱子语类》卷第十四）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按朱子的步骤呢？我们当然可以各行其是，不过，朱子的读法符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
“四书”要用心去读，以生命对生命，以真诚对真诚。古代圣贤指点人，不是权威说教，而是启发学生或读者自己去领会。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体验、实践，身心合一。学习这些典籍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不能所学与所行脱节。
“四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教过多少遍了，反复诵读，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与收获。
“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思想，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谓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儒家教育不仅不排斥技艺，而恰好正是寓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之中。儒家讲的教育，是全面的、广义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识教育、技术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艺术教育、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的各方面，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中国教育的特征，首先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育这一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又渗透到社会各子系统之中。《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功能的两个方面：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道德风尚与人文环境。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交叉整合的。
中国人很重视家风、家教。着名学者、中外哲学与佛学研究专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汤用彤先生在讲述自己的学养时，首先讲四个字：“幼承庭训”。这就是幼儿时代所接受的家教，启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即开蒙的时候一定要端正。
四书的教育，贯穿、渗透到社会、家庭的各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培养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因此，今天的家长们不要太功利。家长自己的言教、特别是身教，耳濡目染，对孩子影响最大。
我举两位大科学家的例子：
世界着名的物理学家、１９５７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回忆录《曙光集》中说：在十一二岁读初中一二年级的两个暑假，其父（芝加哥大学博士，回国任数学教授）让他读《孟子》，并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了一位历史系的优秀学生丁则良来教他《孟子》，丁还讲了很多上古知识，是在教科书上没有的。在中学的年代，杨振宁可以背诵《孟子》全文。《孟子》使杨先生一生受益无穷。
着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２００７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征镒教授，九十多年来一直恪守父母亲“五之堂”的家训。这“五之”，就是《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吴家六兄弟中出了三个院士。《中庸》使吴家子弟高尚其志，又掌握了很好的思想方法与治学之道。吴教授恪守其母的家训，又把这治学格言传给了后辈的科学家。
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蒙学读物，通过戏院茶馆，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民间艺术的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山西乔家大院的主人教育子弟的就是《朱子治家格言》等一些善书。儒家的教育方法，绝不是今天的满堂灌，而是以启发式为主，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的“以意逆志”、“深造自得”，类似的教育方法在四书中太多了，兹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