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事，若想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首先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能力。唯有这样，事情办起来才不会出现众多人为的障碍和束缚，办起事来就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我们将会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环节的人为阻挠，事情办起来就会很难成功了。
老子通过百川归流的现象，揭示了一个帝王治国的道理。对一个统治者而言，关键的一点是要赢得民心，时时处处想着人民，关心人民的痛痒，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国家和人民之后，让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看起来，这样好像降低身份，失去了一时的尊严，其实，他赢得的却是人心，换来了人们的支持和拥护。这样，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不是亏本的买卖。这种非常可贵的高风亮节，似乎是一个品德的问题，其实，往深层里分析一下，实际上是个智慧问题。老子的这些主张，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宋太祖赵匡胤，是个品德较好的人，也是个相当有智慧的人。这点，从他的所作所为上可见一斑。
赵匡胤为什么要定国号为“宋”？有人说是因赵匡胤曾出任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在宋州 （河南商丘 ）。这是一个原因，但不仅如此。赵匡胤定国号为宋，还含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良好愿望。宋朝的汴梁和商丘一带是成汤的发源地，成汤是以仁义治天下的，四方诸侯都因成汤仁德归顺商。后来商纣无道，武王灭商，但是听说纣王的庶兄微子仁德兼备，就让他在他们祖宗汤的发源地商丘一带建立宋国。鉴于五代时期礼崩乐坏，动荡不安，赵匡胤以兵变夺政权，特以“宋”为国号，意思就是要在宋国的故地建立一个崇尚仁义的国家，兼取成汤之仁，微子之德。事实上在赵匡胤坐天下的十多年里，这位仁德之君，仁治天下，既体现在他作为开国之君所奠定的民为邦本的治国方针上，又充分体现在他所颁布的一系列爱民、恤民、惜民的诏令之中。历来开国皇帝打天下无不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军事打斗中，而赵匡胤在夺得后周政权后，对后周的皇室以及旧臣，并没有展开血腥的杀戮，基本上都安置得比较好。赵匡胤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其他政权的兼并，基本上是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例如在攻打南唐的过程中，宋军对南唐国都是用一年多的时间围而不打，劝降无效的情况下，才发动总攻。赵匡胤多次下令曹彬“切勿杀害金陵城中百姓”。
他是贫寒人家出身，总是不忘崇尚节俭。一次，宋太祖 17岁的女儿穿了件华丽的衣服，宋太祖对女儿的奢华打扮十分反感，就训诫她：“以后不要穿这种华丽的衣服，皇家子弟要注意自己的影响，不要引领这股奢华的风气。”公主听了以后很惭愧，连忙跪拜致歉。尽管说是一宗小事，但也看出赵匡胤做了君主后，没有忘记自己一人只是一涓涓细流，而人民大众才是汪洋大海。
老子心目中的“不争”，即要求个人在处世过程中要具有谦退而不你争我夺的品格，能在合适的位置上，即便是处在十分卑下的地方，也能始终如一地永远付出着，能够“心善渊”、“事善能”，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没有怨咎、遗憾、悔恨。
的确，有纷争就会产生矛盾，有矛盾就会造成伤害，我们只有让内心平静下来，将那些不知的争吵、纷争的事情看得淡了，才会如老子所说“夫唯不争，故无尤”。
俗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事多了也会扰乱人的心绪，动摇人的意志。人是十分脆弱的，也是经不起诱惑的，不拼命追求好事，也是对自己的爱护。人们应该有顺其自然的心态，凡事不要过于强求。
在许多企业热衷于把自己定位于行业“龙头”、集团“航母”、销量“第一”的时候，国内厨具知名品牌方太的当家人茅理翔却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不争第一，甘当老二。”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认为，老大、老二均是行业的首领，何必一定要去争老大呢？更何况第一也好，第二也罢，关键在于谁是强势品牌，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是长寿企业。尤其是正处于企业成长阶段，定位于“老二”更有助于减少浮躁情绪，稳下心来精耕细作。
对于这样的说法，也可能有人会讥笑说：“你没能力拔头筹，才故意自圆其说，这是懦夫哲学。”而茅理翔的理解是：“当第一太累了，会成为众矢之的，天天战战兢兢怕掉下来。事实上，当老二也不是件简单的事；而甘当老二，更难能可贵。现在有很多大企业，扩张太快，几年后立即倒下去。有的图个盛名，内部千疮百孔，不堪一击；有的是泡沫，有风吹草动，就会破灭。所以，关键还得保持内功，真正能成为长寿企业。”
甘当老二，也是一种策略。老大最怕有人超过他，往往不惜一切手段打击和扼制，不叫老二跟上来；老三老四也往往首先把目标对准老二，以便把他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所以老二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这时，如果你表个态，不争第一，甚至还要同情第一，保护第一，老大就可能不恨你，不防你，你就可以保存精力，卧薪尝胆了。甘当第二，还有一个理由。像方太的市场定位是中高档，而中高档消费阶层不可能占大多数，从市场占有率来讲，市场份额就相对比较小。能长久当老二，就是一个成功者、胜利者。
茅理翔这种甘居第二的态度，同样是老子“不争”的智慧。然而这种智慧对于企业来说，却能使企业不急于求成，走稳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步。把根基立稳了，实力自然就上去了，便不会出现类似秦池酒厂这样的“空架标王”了，在客观上可以称它为一种“不争”中的胜利。
进一步而言，老子的“不争”并非是消极我们的头脑，而是让我们能够以冷静的心态面对那些没有意义的纷争，省出更多的时间做那些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老子的“不争”正是让我们不要去争一时的高下，而是积蓄力量去争取人生更长远的成功。
有些人做事时，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然而这些人大部分“雷声大，雨点小”、“说得比唱得好听”，就是见不到办事的效率，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鄙视这类人。
在这个社会上，做事太张扬，太露虽然能够显得自己高人一头，然而却能引来众多人的妒忌，让别人也更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 （确切地说是更关注我们的失误 ），这样就会给日后自己的工作带来众多的压力和不便。
清朝皇帝雍正也曾这样认为：“但不必露出行迹。稍有不密，更不若明而行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雍正不但是嘴上这么说，在他的执政生涯中也是如此做的。
在雍正皇帝之前，历代王朝都以宰相统辖六部，权力过重，使皇帝的权威受到了一定影响，如果一个君王有手腕驾驭全局，使宰相为我所用，这当然很好，但如果统领军队的宰相超权行事，时间一长便很容易与皇帝、大臣们产生隔膜和分歧，很容易给国家添乱子、造麻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雍正即位之初，虽然掌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举凡军国大政，都需经过集体讨论，最后由皇帝宣布执行，不能随心所欲自行其是；权力受到了制约，皇位受到了挑战。雍正设置军机处，正是把自己推向了权力的金字塔顶端。简单地说，就是皇帝统治军机处，军机处又统治百官。
军机处还有一种职能，即充当最高统治者的秘书的角色，类似于情报局，有很强的保密性。军机处的由来，是在雍正七年 （1729）六月清政府平息准噶尔叛乱时产生的。雍正密授四位大臣统领有关军需事务，严守军报、军饷等军事机密，以致两年有余而不被外界熟知，保持了工作的高效运转和战斗的最终胜利。
雍正对军机处管理得特别严密。他对军政大臣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他们时刻同自己保持联系，并留在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召入宫中应付突发事件。军机处也会像飘移的帐篷一样随皇帝的行止而不断改变。皇帝走到哪里，“军机处”就设在哪里，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现场办公。雍正对工作、对百官自有一些看法，善于察言观色，去伪存真地选用人才。在当今，雍正的这些创造，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
雍正的第二大特点是对军机处的印信管理得非常严密。印信是机构的符号和象征，是出门办事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军机处的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并将其藏于军机处以外的地方，派专人负责管理。当需用印信时，必须报告皇上给予批准，然后才能有军机大臣凭牌开启印信，在众人的监视下使用，以便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
设立军机处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前每办一件事情，或者有关的奏折，要经过各个部门的周转，最后才能够送达皇上。其中如扯皮、推诿、拖沓的官场陋习使办事效率极为低下，保密性能也差，皇上的旨意无法贯穿始终。而自从设立军机处以来，启动军机大臣，摆脱了官僚机构的独断专行，使雍正的口谕可以畅通无阻地到达每一个职能机构，从而把国家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设立军机处将“生杀之权，操之自朕”的雍正推向了封建专制权力的顶峰。军机处由于在皇上的直接监视下开展工作，所以处处谨小慎微，自知自律，奉公守法，营造了一种清廉的官场形象。军机处的设置，保证了中央集权的顺利实施，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统一，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民族的分裂，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
无论在雍正的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中，雍正帝都是一个喜欢秘密行事的皇帝，然而这也正是他高明、智慧的一方面，故而在他死后的乾隆年间，才会继续康乾盛世的局面。
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事，若想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首先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能力。唯有这样，事情办起来才不会出现众多人为的障碍和束缚，办起事来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我们将会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环节的人为阻挠，事情办起来就会很难成功了。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们往往认为作为人来讲，站得越高越好，所以有“节节高”的祝愿，至于处低处下，那是水的事情。如果有哪一个人说：“我愿意像水一样‘善下之 '。”那只怕会被别人当成是没出息、没理想的懦夫。
但事实上，只有真正能够效法于江海，善于处下的人，才能够真正丰盈起来，会聚力量，成为百谷王。
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一位霸主，未即位时曾因争权而逃亡在外，历尽艰危险阻，吃尽苦头，几乎连命都丢掉，流亡了 19年，最后才复国。
在晋文公成为春秋霸主之时，翟 （在今山东 ）这个地方有人进献给他一件很大的狐狸皮和豹皮，都是普通百姓穿不起的名贵之物。晋文公收到后，就十分感慨，长叹说：“狐狸和豹子活得好好得，也没犯什么过错，就这样被人给杀了，只是因为它的皮毛长得太漂亮，所以引来灾祸。真是可怜可叹啊。”
晋文公身边有一个叫架枝的大夫，曾经跟随他流亡多年，听到晋文公的感慨，就说道：“一个国家拥有广大的土地，可是分配得不够平均；君主的内府里财帛那么多，可是并没有分配给百姓，所以百姓仍然没饭吃。这岂不是和被杀死的狐狸、豹子一样的可怕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国家的土地很多，你私人的财富也很多，这就像狐狸和豹子的皮毛一样，华美而惹人惦记，说不定哪天就要因此招来灾祸啊。
晋文公是个聪明人，他听了架枝的话以后，就说：“你说得很有道理，请把话都讲出来，不要含含糊糊有所顾忌了。”
架枝就接着说：“地广而不平，就会引来百姓的怨恨，将来他们会为了争夺土地而起来替你分配的；你宫廷中财产那么多，只是聚敛在一起供自己享乐，而不是给社会谋福利，将来没饭吃没钱用的百姓就会来将你宫中的宝贝都拿走了。”也就是说，只有君主富有，而百姓穷困，那么当百姓生活过于困苦的时候，人们就会起来造反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到时候君主就会被百姓给推翻，什么都将要失去了。
晋文公说：“你说得很对。”于是马上实施政治改革，“列地以分民，散财以赈贫”。
这也就是“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的道理。
能处下，也就能吸纳，能会聚，能丰盈。
关于晋文公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咎犯的人，和架枝一样是跟随晋文公流亡过的亲信，有一天晋文公和他讨论施政上的事情。
咎犯说：“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贫。”
意思就是说：比如我们要分配一块肉，煮熟了来分，不如生着的时候分给人家好。因为生着的时候分，别人拿到了可以炒着吃，可以炖着吃，这都很方便。如果一定要煮熟了再分，那人家就只能吃煮熟的，不能按自己的口味来吃了。这就是有着强迫别人顺从自己意志的倾向了。而且，分肉给人又不如分地给人自己去耕种好，想吃什么就种什么。不但分配给他土地，使之生活安适，而且给他适当的职务，使他有事情可做。这样一来，虽然表面上是把自己的财产都分给百姓了，好像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但其实百姓富了，也就是王室国家的富有。因为国家的土地和财富都分给百姓了，那么万一有人想侵略我们，百姓不用号召自己就会起来作战，保卫自己的财产，这是因为百姓的命运和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