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阎连科与北大文学博士梁鸿女士对话中有言：“我以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性，是作家最好的一块试金石，是作家的灵魂的镜子。一个作家的灵魂，是黑暗的还是闪光的，通过写性，是可以考验出来的，不光是考验他的艺术能力，还考验他的灵魂的纯净度。”阎连科、梁鸿： 《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页190。确实，性文学这种天然近于“下半身”的创作，对于作家来说，要想写出真正的优秀作品是非常困难的，除非具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高度的精神智慧来对“性”进行审视、穿透和超越，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高度的升华过程。优秀的“性文学作家”笔下的“性器官”绝不可以仅仅停留在“生理卫生挂图”、“展览”这样的层次上，它应该是“生命意志的焦点”，它的冲动与勃发应该成为“坚决的最强烈的生命之肯定”（叔本华语），惟其如此，性写作的作家才显现出自己的高超之处和其作为“作家”而存在的理由。但在世俗商品化社会里，已经完全甘于做“世俗中人”的作家要想真正做到这样是万万不容易的。作家李国文先生也曾有过这样的言语：“……当代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活塞动作式的性描写，很大程度上属于商业操作，而非文学行为，一句话，是金钱在作怪。”李国文： 《中国文人的活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页259。确实，世俗商品化社会到处游荡着一位妖冶绝伦的时代人妖，这位人妖往往在作家刚开始伏案的时候翩然光临，它毫无畏惧地纷纷撩起世俗作家们的衣裤裙带，肆意地挑逗，任何缺乏精神定律的作家都毫无例外地被这位时代人妖拖向欲望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最后，这些作家炮制出来的所谓“性文学”就只能是“医学书”，甚至是医学里的“兽医的文本”了——这位人妖，人们一般给她命名为“金钱”。
四、 概括性认识和应持的文化态度
概而言之，“世俗化”是“转型期”中国文学“欲望化写作”——集中体现在“性”笔墨盛行——的总体社会文化根源。欲望急剧膨胀的俗众，世俗而浮躁的作家，自愿地和不自愿地、主动地和不主动地与“金钱”合谋，共同炮制了大众文化的脱衣舞。文学是人生的艺术，文学自然可以写性，但文学中的“性笔墨”最终必须停留在人性、停留在美上。这样的提法并非说作者已经混同了文学创作与审美这二者之间的属性差别，简单地把文学等同于“美”了。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形式，艺术创作是现实人生多样可能性的形象揭示，这显然与审美浑然不可言说的生命体验本身还不是同一回事。简单地以“美”（一种观念）来要求文学显然也是理论上的一种僵化，只会带来创作实践上的削足适履……但好的创作又必须有“美”的灵光照耀、“美”的血液流淌，否则，作者写就的“文本”就只能是“文学赝品”，即笔者在前面所言的“非文学”或“反文学”的“文学”。这样的东西，要么枯燥乏味，不甘阅读，要么流于恶趣，使读者沉沦，总之，绝对不是生命存在价值的激荡；而人类所真正需要的是那种激荡生命存在价值的文学，即审美性的文学。
追根溯源，弄清面目，无非要摆正态度，进行科学的文化创作。笔者有以下一些个人的认识和感慨：仅仅保留精神而不要肉体那是西方中世纪禁欲主义者的虚妄，这种虚妄，当然要抛弃。但，人类要完全撕破精神外衣，仅仅赤裸着欲望的躯体，只身奋勇前行，那当然最终只能又是一场代价惨重的闹剧。我们看见有太多的疯子、精神病人、没有精神的垃圾人，他们毫无例外喜欢赤裸着身子在街道或马路上狂奔，但没听说过这些人当中有谁已经走出了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来。
作家完全甘于沉沦，为了迎合芸芸俗众卑鄙下流的趣味，厚颜无耻地去贩卖纯粹“性经验性形象”的营生，这样的作家其实已经失去了当作家的资格。这样的作家还不如主动退出写作这个爬格子的苦行当，抡起胳膊与街道暗处里那些兜售毛片的家伙们搭台唱戏，狠狠地捞它一把。
性这东西是可以写的，并且完全可以大写特写，但绝非毫无顾忌，怎么样都行，这里绝对需要预置一个基本的精神尺度，那就是要合乎最起码的社会公德——人性、人道主义。否则，写作就真的成为了制黄贩黄的勾当了。
作家创作，在自己的笔下，“有了快感都不能叫”，那当然是过去时代的悲哀；但不管何时何地，不管社会开放到什么程度，作家们在性文学创作过程中，在自己的笔下，在“快感到来”而自由地“尖叫”过后，总还得让读者想到什么，悟到什么，比如责任，比如精神，比如美，等等。这样的创作才能称为创作，这样的写作者也才能称为作家。因为，文学是人生的艺术，而艺术因美才具有了理想的价值存在……
当然，“文学”的存在，也有赖于“非文学”甚至于“反文学”的比衬和参照。但这种比衬和参照关系必须得进一步弄清楚，打个比方，如果把文学比喻为是鲜花，是嫩叶，那么“反文学”的东西就只能是虫枝，是腐草了，它们的位置是搞混不得的。在艺术创作领域里企图搞“精神提纯”（像“文革”时“极左”的做法）恐怕行不通，也没有必要；因为“任何文明都会有它的正负效应”，“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的混浊状况就是不可避免”吴炫： 《否定主义美学——否定学系列论著之一》，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101。，关键是对待这种“混浊状态”，是容忍、听之任之，还是科学辨析、正确引导？……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让“反文学”的东西进占了中心比重，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不用说，患了重病，必须及时医治。当然这种“医治”对于转型期的文学艺术而言最好的“措施”那自然应该是健康的、及时的、针对性强的文学批评，甚至是文学批判。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里的“批判”绝非是“取消”、“克服”、“打倒一切”，而是看到了“局限”，觉得“不满足”，要求“创新”这样的意思，这也正是吴炫先生所极力倡导的“否定主义文学批评”吴炫： 《否定主义美学——否定学系列论著之一》，页101。的涵义。
结语
回顾中国历史，有几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除了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外，还有魏晋、明中叶、现代的“五四”时期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到当下这样的一些历史时段，这些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转型的原因和转型的方向各不相同，但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状态却都有着非常相似一面： 这里有进步与落后的交手；有深沉求索与浮躁妄动的对面。一方面是自由解放摧枯拉朽生命高歌，另一方面又是神魔交配欲望狂欢人性迷乱……总之，各种文化因素空前活跃并且相互冲突激荡；既繁荣又繁芜，既活力又无序；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是极不稳定的演变过程。转型期文化因其年轻冲劲、充满张力、积极探讨的自由品性往往能给后来社会提供宝贵的文化精神血液，但转型期毕竟是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其幼稚和失范等缺陷必然要被后来相对健康的社会所替代。但，历史不是等来的，“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恩格斯： 《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506…对于转型期的文化建设，我们自然不应求全责备而应海纳百川，所谓“有容乃大”，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听之任之无所作为，甚至是追恶逐臭式地推波助澜。笔者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关键依旧是——如何实现文化价值的重建，具体而言是如何实现“多元而有序”的文化价值局面。这一具体的时代文化形势要求所有代表先进的中国现阶段的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文化行为都应该围绕这一核心工作展开；尽快寻找并创建相对于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健康适用的文化价值体系，以规范物质与精神普遍失衡了的当下社会。这应该成为转型期所有具有社会良知的人文学者包括作家艺术家们的根本努力。
文学作为审美的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一种非常特殊复杂的意识形态存在。简单的社会学文化学批评往往会有所偏颇，唯有从具体的作家行为、从具体的作品阅读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是真正科学的“审美的历史的”文学批评态度。受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认识水平局限，本文只能对转型期的中国文学进行一些粗略的分析，难免有偏颇的尴尬之处。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愿意本着探索的精神，大胆地发表自己这样的认识定论： 转型期文坛“欲望化写作”盛行，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精神失范所导致的艺术畸形状态，这种状态是必须加以认真分析和批评引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