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医从文”和“弃文从医”这样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成为了横亘于整个现当代中国文学话域里诸多“现代性”问题其中之一，值得深入探讨。从根本上说，二者都是“时代作家”（具体为“现代作家”或“当代作家”）思维（处世理念）上的一种有意的偏颇，但这样的偏颇恰恰体现出具体时代作家的生命本质——对于人类（包括作家自身）生命的真诚和悲悯情怀。所以，这样的“时代作家”的偏颇，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偏颇”。
引子
最近看邱华栋著的《文坛高峰对话》一书，发现其中一段邱华栋与阎连科的对话，颇有耐人咀嚼的地方。当邱华栋发问：“你说你想弃文从医，这和鲁迅刚好相反，这是怎么回事？”阎连科这样回答：“这是因为我切实地体会到，文学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社会是一堵四面不透风的墙，而文学只是从这面墙下一掠而过的微风。鲁迅是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巨大的悲哀，比如国民性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民族的疮疤，是万伤之源，他企图用文学作品来疗治这种创伤，来切除我们民族身上的这个瘤子。所以，他弃医从文，为根治国民性这个问题写作一生，也战斗了一生。其结果呢？就是如上所述，国民性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更为复杂，更为根深蒂固，这是我感觉到文学的力量不能超过文学自身的范围。我们不能希望文学像手术刀一样，能手到病除。在我十几次到艾滋病村之后，我深刻地体会到，那些农民需要的不是文学，而是医疗。我想我如果是个医生，我将给他们带去切实、具体的帮助，可是我是个作家，我不能给他们带去这些。老实说，我们写的那些小说，在乡村这个土地上生活的农民，他们是不需要的。他们决然不看我们的作品。这不是说他们看不懂的问题，而是说他们从根本上就不需要这些东西。这是一对矛盾，他们是我写作对象，是我们写作的原型，是文学的原生活、原故事，可是他们却不看这些，不关心这些。所以，我有弃文从医的念头。当然，这也都是念头而已，我年龄已经不允许我丢掉文学去做别的任何事情了。”邱华栋： 《文坛高峰对话》，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页21。
读完以上对话内容，笔者不禁产生一连串的疑问： 第一，阎连科的回答透露出怎样的作家处世理念？又该怎样来认识阎连科回答中所涉及的鲁迅现象？它们是否同样是“时代作家”的偏颇？怎样来看待这样的偏颇？第二，作家该为或能为谁而创作？更具体地，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纯粹以疗救别人（比如阎连科所说的“农民”）为宗旨的“精英文学”，在这个“文化多元”、“杂声共处”、“太平俗世”等特征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时代，还能有多少回旋余地？第三，作为“时代作家”，怎样来认识自己的“生命本质”；或者，作家生命有没有一种本体性的规定，即所谓的“本质”呢？如有，该怎样描述？等等。这些疑问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有关“时代作家”思维（处世理念）的“偏颇性”与“作家生命本体”关系这样一个总的文论话题。这样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成为横亘于整个现当代中国文学创作话域里诸多的“现代性”问题之一，值得文学理论深入探讨。
一、 “弃医从文”和“弃文从医”都是“时代作家”的偏颇显然，从阎连科的回答看，这里边至少可以挖掘出两个方面总共三个层次的偏颇。
第一个方面，鲁迅“弃医从文”的偏颇。因自己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经验——中医“害死”他的父亲，以及自己留学过程中处处亲眼看到的“看客国人”普遍麻木、糜烂了的“国民性”，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在他的那个时代，对于国家和他个人而言，切除民族文化精神毒瘤的紧迫性甚于疗救国民躯体的各种病痛。于是，鲁迅毅然决然要更弦改辙，“弃医从文”，进行一辈子的文学创作，以绝对的逆子形象，甩笔泼墨当标枪匕首，与封建礼教文化展开殊死拼杀。鲁迅的拼杀成全了他作为“中国民族文化脊梁”的生命宿愿。同时，作为封建文化的决裂者，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显然是刺刀见血、招招致命；但也因此难免有时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地方，比如鲁迅对于中医的否定，从今天的角度看，显然并非完全科学。何况作为人类生命体之一——“一个人”存在的鲁迅，因他特殊的、也是艰巨的人生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鲁迅确实没有周全地照顾好自己的生命，至少在对待自己的身体方面，作为文化斗士的鲁迅，终其一生，可谓殚精力竭，一辈子只能是一副瘦硬的忧患模样。鲁迅终于不可避免地积劳成疾，以致早早离开人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命本体性的遗憾。这遗憾多少也证明了鲁迅处世理念的偏颇。但毋庸置疑，正是这样的偏颇成全了鲁迅作为一名现代作家的伟大。
另一个方面，阎连科“弃文从医”的偏颇。这包含有两个互为因果关系的层次： 其一，阎连科对于鲁迅看法的偏颇。从阎连科的言语来看，他显然认为鲁迅所有的努力已经失败并且完全没有意义，相反，还导致了更坏的局面。因为，鲁迅“弃医从文”、“写作一生”、“战斗了一生”，但他欲解决的“国民性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更为复杂，更为根深蒂固”。这里，阎连科的话语中显然存在着逻辑问题。国民性问题仍然存在并且更为复杂和根深蒂固这样的“果”，绝非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所种下的“因”！假使从一开始没有鲁迅以及众多像鲁迅一样的新文化运动先贤大师的出现，我们今天的中华大地且不说还有没有所谓的“国民性问题”，恐怕就连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存在都成了问题。当然，阎连科并非是仅仅针对鲁迅一个人，他无疑是从根本上对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创作所具备的巨大历史文化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这样的质疑，在国人文化界绝非仅仅阎连科一人；中国新老“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包括“五四”在内的新文化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质疑甚至是发难，可谓“至今已觉不新鲜”，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阎连科当然没有完全地否定文学，但他明确地表达了“文学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我感觉到文学的力量不能超过文学自身的范围”。按阎连科的说法，文学就只能是无足轻重的“自恋”把戏了。这显然是有些偏颇的，因为与历史事实不甚相符。历史一再告诉人们： 社会的每一次巨大变革，其实都少不了文学力量的强烈参与。举个最近的实例，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时代初的新时期中国社会，首先就是由文学打开局面，是由“文学的新时期”然后才带动出来“整个社会现实生活的新时期”，这就是明证。其二，阎连科自己“弃文从医”念头的偏颇。阎连科亲眼目睹了“中国艾滋病村的灾难”，了解到病患对于医药的急需和作为一名作家对于这一切灾难的无能无力——阎连科还深深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决然不看我们的作品”、“他们从根本上就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悲凉现状。于是，阎连科说出自己欲“弃文从医”的念头。当然，念头也仅仅是念头罢了，阎连科并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认为“年龄已经不允许我丢掉文学去做别的任何事情了”，所以阎连科只能是无奈地继续把他的作家当下去了。这一点上，阎连科那样地“言行不一”，偏颇也就明摆着的了。简而言之，阎连科是一名“文学创作的悲观主义者”无疑了。而所谓的“悲观主义者”，其大多是对事态的严峻性具备了清醒的认识，但其作出的反应却是无奈的，甚至是彻底的失望。毋庸置疑，阎连科的偏颇显示出了其作为一名当下作家身份的卑微和行为的尴尬。尽管阎连科也是睿智的，但他已经不太具备鲁迅式的决绝和勇气。
仅仅从对话的文本来看，不管是鲁迅的“弃医从文”还是阎连科的“弃文从医”，二者显然都是偏颇的。医学与文学，从常理上说，它们都是人类生命的真正需要，但它们却基本是各管各的： 一个管肉体，一个管精神，彼此之间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万不可凭此一端来否定另外一端。不然只能说是“偏颇”无疑了。但以这样的目光来评判鲁迅和阎连科，显然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鲁迅也好，阎连科也好，他们都是真正的现代人，他们都具备了常人所无法比拟的理性素养。按理说，他们都绝对不至于愚蠢到把医学和文学混为一谈，但却偏偏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于是，鲁迅和阎连科的偏颇到底蕴含着怎样特殊的意味呢？这样的提问便成了问题的关键。
二、 转型期“时代作家”“有意味的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