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森回忆说，在中共领导的战区，经常组织这样的工作。他见过一些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些人起初也想自杀或故意让中国卫兵杀掉他们，但现在他们不仅还活着，而且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当他们被告知，可以重新回原来的日本部队，也可以留下来时，他们选择了后者。其中有些人还认识到，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发动的战争对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有害的。他们冒着危险，用高音喇叭对战线那边的日军喊话，过去他们忠诚于天皇的神话，现在他们忠诚于新的思想。
台儿庄取得了大有希望的、鼓舞人心的胜利，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整个战略决策没有跟上去。机动战和游击战在正面战场上并没有增加，而只是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着。在随后的一年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有毛泽东那样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这部纲领性著作中，阐述了抗日的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以及如何从防御最后转入反攻。这需要把全民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而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一心要保存实力，不用于抗日，以便将来打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
1982年，我再次来到台儿庄。在一座大桥上，我问一位遇到的当地农民：“台儿庄的人还记得那场战斗吗？”这位农民看上去有60岁，但实际上已经80岁了。他放下在附近山上砍来的柴，然后回答说：“怎么能不记得？孙连仲的西北军是从那个方向来的。云南和广西部队的从那个方向来的……”说话间他指着不同的方向。“你当时有什么想法？”“中华大国不能灭。连八国联军都没有把我们消灭掉，一个小日本又能怎么样？”他提到的八国联军曾来中国对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当时中国处于最软弱和羞辱的时代。老人家的话表明，经历了所有磨难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有不可战胜的信心。
但是当时，虽然台儿庄取得了胜利，周围地区的中国战线还是在1938年5月底开始明显地呈现崩溃状态。日军对徐州大举增兵，徐州在几周内就陷落了。
接着，日本侵略者开始向武汉推进。
1938年6月10日，蒋介石下令炸开从开封至郑州的黄河堤岸，企图用洪水阻挡日军前进。虽然使日军一部分机械化装备被洪水吞没，但并没有能阻挡多久，倒是中国的无数村庄被淹没，老百姓死了几十万。这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毁坏乡村和田野的是日本人，而人民则是努力保护家园和田地。如果城镇被日军占领，他们奋力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在台儿庄战役以后，两个战场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在战术上是如此，在基本方针上也是如此。
6月13日，安徽省当时的省会安庆被日本登陆队占领。次周末，当北方的洪水明显地使战事无法进行时，日军调集了20艘运输舰、大批海军和装载着150架飞机的几艘航空母舰，从上海溯江而上，对武汉大举进攻。按照日本的计划，长江战役将由各个兵种配合进行，除海军外，10个陆战师要沿着长江北岸推进，登陆部队将部署在长江南岸的一些战略要地。这些部队构成日军进攻武汉的左翼，这是日军进攻武汉的主力军。中国军队则部署在武汉以北的山区和长江两岸。日军有大炮，并得到海军和空军的支援。他们还配备有化学武器，在长江两岸他们经常使用毒气。而中国军队的大炮比敌人少得多。空军或略强于敌军，在打击日海军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化学武器和防毒装备却一点也没有，甚至连最简单的防毒面具都缺乏。
像在徐州战役中一样，日军这次战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占领一个城市，主要还是为了吸引中国军队参加战斗，以便趁机消灭其主力，并使战争尽快结束。
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武汉最终还是要丧失的，但抗战将继续下去。他们相信，战争的最后阶段将是装备精良的中国新的军队进行总反攻。他们打算使中国军队的骨干力量保持完好，只用部分机械化装备来保卫武汉，其余部分则留在后方，以作为将来反攻时充足的打击力量的基础。就是说，中国将顽强地保卫武汉，发动局部的反攻，但不会在战术上不利的情况下拿中国的整个军队作孤注一掷。
这个季节长江异常高的水位，助了日军一臂之力。他们的大军舰可以向武汉开去。6月25日，中国空军成功地轰炸了集结在长江的日本军舰，几天中有多艘被击中，还击落了几架日本飞机。但是他们还是在继续向武汉进发。他们必须调集更多的兵力来前方对付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可他们发现，不仅不能从已占领的华北和上海、南京地区抽调一兵一卒，而且实际上不得不从主要战场调人去对付整个占领区像野火一样发展起来的游击活动。从内蒙古到广东沿海岛屿，所有的占领区都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持下，边区的游击队扩大到了北平和天津的大门口，并进而发展到冀东和东北。在山西和河南，中国正规军利用敌人忙于长江战事的机会，收复了10个城镇。在山东，1000名流动散兵游勇打进了省会济南，并坚守了几天。游击队短时间占领沿海城市烟台时，美国的远东舰队正停泊在那里，这使日本人很恼火。在长江下游，以过去的红军为主力的新四军开始活动。在上海近郊，经常可以听到枪声。游击队在隔江与上海相望的浦东收复了许多城镇。8月13日，在上海战役一周年的时候，游击队竟然把一面中国国旗升起在日本军用机场的上空……
整个9月份，各条战线和敌后都在进行激战。
长江南岸的码头镇是武汉防御体系中的坚固堡垒之一，但经过一周的战斗，还是在9月15日陷落了。半月之后，在北岸起着相同作用的田家镇也失守了。争夺这两个据点的战斗空前激烈，双方死伤数万人之多，不过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超过日军一倍。到9月底，日军的另一翼打到了平汉铁路一线。但是，不论哪条战线上，日军都没有突破武汉的外围防线。日军的推进不但受到中国人在前线的猛烈抵抗，而且遭到敌后游击队的频繁骚扰。他们的时间表被打乱了。
但是很不幸，武汉以南中国另一大城市广州，先它而被日本军队攻占。广州的陷落加速了早就准备好的武汉撤退计划。像南京失守以后一样，中国的整个政府系统再一次向更西的地方迁移。当双方的军队在离武汉很远的地方交战时，这个临时首都的撤退工作就开始了。
我顺便从武汉去了一趟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毛泽东的故乡。在那里，我目睹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虽然简单，但却很值得注意。尽管经过残酷的镇压，这种精神仍然不死。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人力车夫为了讨好乘客，总是拉着车小跑。在长沙则不然，他们最多是快步走。如果乘客要求他们拉着车跑，他们会放下车把说：“请下车，你自己跑吧！”这是多年以前强大而且好斗的人力车夫工会举行胜利罢工的结果，虽然这个工会早已遭到镇压，但它的遗风犹存。
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它作为中国战时临时首都的作用便寿终正寝。国民党上层向右转的趋势进一步增加。在汪精卫叛变以后，蒋介石再次声明抗日到底的决心。但是，内部的投降派并没有被清除出去。
不过，中下层的积极抗日情绪仍然很高。
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中间，我并没有成为一个“最后的守望者”，因为我在1938年7月被调到中国的另一个大城市广州。那里也是一个主要的前线，经常遭到日本的狂轰滥炸。
在广州，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陷落，不折不扣地是最后一个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