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认识与知识
1．新实证主义
当奥古斯特·孔德将实证主义一词引入哲学中的时候，这个词是新的，但是它所指的事情却是旧的。这个词是他从克罗德·亨利·格拉夫·圣西门那里借用来的，他是工业社会和私有财产的批判者，因而也是卡尔·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先驱。基本来说，所有在思想史上出现的带有如下思想倾向的派别都可以被称作实证主义：除了必须遵循“既与的东西”这样一个一般的假定之外，它们在下面的观点上也是一致的，即我们对既与的东西的认识均来自我们的“感官印象”。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的特别之处是比较明显的，因此我们也就比较容易认识它的特征：它反对所有持如下观点的人，即认为在可知觉东西的背后还存在某种本质、形式或法则，并且它们也是能够被我们所认识的。也就是说，实证主义始终是拒斥形而上学的。因此，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应该被抛弃的，因为两者都试图超越实在的本质而表达出普遍的原理，这些都超出了直接既与东西的范围，因而是不可靠的。
在这里，某些读者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人的认识来自感官经验，这不是经验主义的思想特征吗？我们不是把具有这种思想特征的人称作经验主义者吗？难道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吗？不。为了弄清它们的区别，我们最好举一个例子：尼古拉·哈特曼完全从经验出发，从任何意义上他都应该被看做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的“批判实在论”主张，存在实在的东西、客体和过程等等，它们是能够被我们所认识的；也就是说，在此范围内，一个客观的、不依赖于被感知而独立存在的实在会与我们的知觉相对应。若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主张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形而上学了；它远远超出了直接既与的东西所限定的范围，因此就和康德的如下论点一样，既不可靠也无意义：在我们的经验之外，还存在着超出了我们认识范围的“物自体”。
在我们试图描述他们的原则性分歧之前，让我们首先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实证主义在前面提到的这段时间内会发展为一种影响力较大的哲学学派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时期数学和物理学的一些发展。
彭加勒的同乡埃米尔·波特路。
则走在了彭加勒的前头。他的主要论点是，自然法则决不会必然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它可以是完全另外的样子，这个论点对经院派哲学家和康德都是当头一击。彭加勒得出的结论是，数学公理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理，而是根据其简单性和目的性而选择出来的，其结果就是对自然科学认识以及由它所表达出的“规律”的绝对有效性产生怀疑。这些规律既非正确的，也非错误的，而是有用的——这是一种类似于实用主义者的立场。
物理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自从赫尔曼·封·霍姆赫尔茨指出了为认识论提供新的和更好的证明的必要性以来，物理学家们自己开始寻找一种尽可能简单的理论基础。鉴于非欧几里德几何，霍姆赫尔茨否认它是先验的基本原则，而把诸如这种几何公理看作经验原则或假说。他的学生海因里希·赫尔茨则把物理学的认识看作一种符号体系，看作外在事物的形象体系。罗伯特·迈耶尔试图把科学认识限定在一个事实对另一个事实恒定的数值关系的确定上。G．R．柯尔欣豪夫则认为，力学的惟一任务就是用完善的和简单的方式去说明运动。从上述的举例中我们会看到，自然科学家们变得越来越谦虚了，在设定科学研究的目标时，他们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了，并且对独立于经验世界或试图在经验世界之外获得有效性的原理也越来越持拒斥的态度。
在哲学方面，恩斯特·马赫和理查德·阿芬那留斯是两个思想倾向十分相近的人，列宁曾经在他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深入讨论了马赫的思想，马赫对声学、光学、力学、热动力学以及科学史也作出了贡献。他们都认为，科学的理想就是剔除科学中的一切“形而上学的成分”，正确的科学方法就是“简单化的说明”。马赫可以被看做新实证主义者的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先驱，他们的一个组织就被命名为恩斯特一马赫协会。这个协会所倡导的。统一科学最初就是由马赫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一切概念和原理的目的就是思想节约，就是通过相同经验的融合而达到的观念节约。阿芬那留斯特别反对形而上学的“虚假问题”，这些虚假问题阻碍了思想节约的实现。
至此我们就已经可以推想，被概括地称为新实证主义的理论有哪些共同的原则：
1．自然科学，或者说每一门科学的任务应该局限于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可靠的、精确的和尽可能无矛盾的描述。倘使从中得出了科学定律，那么这些定律也不是用来“操纵”现实自然进程的，这些定律只是我们人类的“发明”，是我们思想有意义的构造物，在思想节约的意义上，这种思想的构造物能够使我们的描述变得更加简单和理性。
2．如果说新实证主义对所有形式的形而上学都下了驱逐令，那么这也只是事情不利的一面。但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种对形而上学的谴责在极端性上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候，我们就必须接着去认识迄今仍未触及到的一种思想发展趋势：在新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圈子里，或者说在哲学学派的相互协作中，逻辑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对于不具备专业的数学知识的门外汉来说，若想继续跟上它的思想发展则是不大可能的，他只能跟着走开始的几步路。
2．新逻辑
新逻辑放弃了这一思想，这是因为它基于如下简单的认识：虽然每个人的每个思想过程都有独立的逻辑规律，但是这些规律却不可能永远存在于人的一切思想之外，毋宁说，逻辑是人的“陈述”及其有效性和“真值”的科学——这个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依据的，而且这个观点也是对以下简单事实的肯定，即为了客观地显露自身并从而成为逻辑考察的对象，每一个为人所思考的思想必须利用一种语言表达形式。
对于新逻辑的发展，许多思想家都作出了贡献，其中包括英国的乔治·布勒和美国的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耶拿大学任教长达33年的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高特洛普·弗雷格为这门新科学——有时它被称作逻辑学，今天人们一般把它称作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的建立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弗雷格发表的主要著作有《概念文字——一种摹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算数基础——对数的概念的逻辑数学考察》、《算数的基本规律》。
自1880年以来，人们开始对数学的基础展开批判，并进而形成了波及面甚广且富有成果的讨论，这种批判和讨论是与数理逻辑的发展同时进行的——不仅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彼此之间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一方面，数理逻辑产生自一种追求，即比过去更为严格地检验和证明数学公理体系的无矛盾性，另一方面，数理逻辑也被当做一种用于批判和建设的工具。
一场特别坚决而彻底的批判是由荷兰数学家卢依岑·艾伯图斯·扬·布劳维尔发起的。由他创立的思想流派被称作数学直觉主义。从无限这个概念出发，布劳维尔不仅摒弃了传统数学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而且也摒弃了传统逻辑的基本原则。对布劳维尔来说，并不存在“有效无限”意义上的无限，而只存在可能的无限。比如：有“无限”多的整数，但这并不是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确实作为客体存在着无限多的数，而只是说，从一个既有的数进展到一个更高的数，这始终是可能的。
作为一个极富独创性和博学多才的人物，布劳维尔对其他许多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早期的一部著作就叫做《生命一艺术一神秘主义》，他的批判思想促使数学家们努力去奠定更为牢固的科学基础。在这个方面，大卫·希尔伯特和伯特兰·罗素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同在笛卡尔以及莱布尼茨的时代一样，在罗素那里——以及在他之后的许多20世纪哲学家那里——数学与哲学重又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3．从罗素到分析哲学
罗素成为公众人物主要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公开阐明了自己的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立场，并且因此而被送进了监狱，不过不久他就被释放了。他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执拗地反对那些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念和偏见，直到晚年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这一作风。
罗素曾经把他的关于“事实结构”的理论称为“逻辑原子主义”，这是一种多元论的宇宙观。在罗素看来，原子事实是个别的感觉材料，原子事实构成了世界，或者说感觉材料构成了世界。事物是由感觉材料构成的，它只是一种逻辑的虚构，感觉材料才是唯一实在的东西。原子事实彼此之间只是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罗素已经背离了他过去的那种柏拉图式的观念，并对世纪之交英国哲学中的理想主义思潮展开了猛烈攻击。弗兰西斯·赫伯特·布拉德雷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之一，因为他认为，在事物之间存在着属于它们自己本性的“内在联系”。而在罗素看来，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也没有一个“我”，而只有感觉材料。如果把这种观点应用到道德和宗教上去，也就意味着，自然科学只能认识感觉材料，此外别无其他。对于信仰上帝或不死，自然科学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宗教也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祸害。只有那些还没有完全长大的人才会去信仰宗教。
对于道德来说，情况有所不同。罗素认为，存在着一种超越于现存的自然之上的价值秩序。但是真正的道德必定与迄今为止的基本上是建立在迷信观念基础之上的道德完全不同。理想的生活就是一种由爱来引导并求助于知识的生活。
维也纳学派几乎都是由学者组成的，他们不仅在哲学方面，而且在科学领域也具备坚实的知识基础。比如，汉斯·哈恩、卡尔·门格尔、库尔特·哥德都是数学家，奥托·纽拉特是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菲利普·弗朗克是物理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大部分曾经在维也纳小组里被朗读过和讨论过，由于维特根斯坦本人过于羞怯和敏感，所以在人多的场合他一般不参加讨论，不过他的思想对这个学派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柏林的汉斯·赖欣巴赫以及华沙的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周围也聚集了一个思想与之接近的团体，塔斯基和波兰的其他几位学者一样，也在逻辑学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活跃在西方许多国家里的哲学运动——这些运动大部分是由维也纳学派开创的——在英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以色列等国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他们在某些方面也修正和超越了维也纳学派原初的思想。因此，人们普遍采用了如下的做法，即把“维也纳学派”这个名字限定在1938年之前这段时间内，而对于这个学派后来的发展人们则一般采用一个集合名词“分析哲学”，有时也简单地采用“基础研究”这个容易引起误解的名字。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把分析哲学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是因为这个概念无法被明确地加以界定。对有些人来说，它几乎等同于“日常语言哲学”；另有人则把罗素、维也纳学派以及维特根斯坦都归入分析哲学之列；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判断标准：凡是与现代逻辑有关的哲学都是分析哲学。
科学理论的第二个领域就是对科学概念构成的考察，特别是对概念的定义和阐释的考察。人们用很少的几个基本原理或公理对一个科学学科中出现的概念加以整理，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公理法。欧几里德就曾经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数学中去，卡尔纳普在他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一书中也做出了令人惊赞的尝试，他将所有知识领域中的概念都放到一个系统的关联之中，从而建立一个由基本概念组成的构成系统，这样各门科学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科学也将不再分裂为许多互不相关的领域了。
我们将对科学理论的第三个领域——即经验的或经验科学的认识理论——做较为细致的考察。维也纳学派最初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所谓可证实原则或“经验的感觉标准”，关于事实的陈述，若想要被认可为有意义，就必须是“可证实的”。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形成了一个以“统一科学”和。物理主义为主题的思想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奥托·纽拉特。因为没有一种科学研究的分支学科能够脱离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所以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概念必须能够相互通用，这是一个不容拒绝的要求，这也是对一种统一科学的要求。
因为只有关于物质世界的陈述。
能够在主体间得到检验和被经验所证实，所以只有“物的语言”才能作为一种统一语言的基础，只有物理学才能作为统一科学的基础，这也就是“物理主义”这个概念的由来。他们努力追求的统一科学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陈述体系，但是这些陈述最终都能够回溯到简单的基本陈述或“纪录语句”，比如“观察者X在T时间和L地点观察了P现象”。
围绕科学认识的基础、方法和界限的哲学讨论——大约从1960年开始——发展成一种广泛的思想运动。此类文章来自世界各地，不过主要是来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与哲学史上的早期年代不同，现代思想家们能够经常会面，在国际会议和论坛上，在著作集里共同讨论问题。一个孤独的思想家旁若无人地构建自己“思想体系”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下面我们列举几个现代思想家们讨论的主题：特有对象的概念及其关系；自然与人工语言；真理、必然性和自然法则；归纳与演绎；科学认识的进步及其可检验性与可证实性；因果性与可能性；自由与必然性；心理物理学问题。
4．两个怀疑论者
1962年，美国人托马斯·塞缪尔·库恩发表了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第1版。库恩以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
为依据，得出了一个让科学理论家们瞠目的结论：自然科学认识的进步并不是逐步地和持续地进行的，而是在危急的变革中跳跃式地发生的。首先，库恩描述了“常规”科学的本质。常规科学发生于科学家共同体中，他们将过去的科学成就和认识作为他们自己的研究活动的背景而接收下来，这些科学成就和认识通常被写进了人们普遍认可的教科书里。科学家共同体忙于解答那些普遍流行的而且原则上讲能够被解答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牛顿力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科学背景。
牛顿力学被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范式”而行使着自己的职责。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科学认识进步的特点就是：平静的发展和渐进的知识增长——这种观点对于“常规科学”的时代是完全适用的。但是，有时却会出现一些与这种范式不相符合的现象，即所谓的反常现象，它需要一种彻底的思想更新，一种全新的理论起点，并最终发生一种范式转变。而这种范式转变不会发生在学者们的头脑里，不会有越来越多旧的范式追随者去“皈依”新的范式，而更多的情况是，从一开始就熟悉新范式的年轻科学家会变得越来越多，而旧范式的追随者则会逐渐消亡。
库恩的论点引起了科学理论家们的激烈争论，特别是引起了卡尔-波普及其弟子伊姆莱·拉卡托斯的激烈讨论。而保罗·K．费耶阿本德则将库恩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彻底地排除了，他否认科学方法和范式的可比性，并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在他看来，没有绝对真理，因为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达到与事实完全相符。
5．波普与批判理性主义
卡尔-莱蒙德·波普却是个例外，从他的著作的多样性、意义和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来讲，他都是20世纪哲学的中心人物之一。波普出生于维也纳，和维特根斯坦一样，他也来自一个殷实的、有教养的犹太家庭。后来，他曾经在他的一部哲学著作里详细地记述过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发展过程，可惜这本书只有英文版。
波普的主要著作有《研究的逻辑》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客观知识》。1984年，他发表了一部著作集《寻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面收录了他30年代的讲演和文章，其内容显示了他的广泛兴趣和对哲学的热爱。
波普在许多问题上都发表了自己的深刻见解，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认识的基础和基本问题，而且也包括历史和社会学问题，他与许多重要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薛定谔、弗朗克和尼尔斯·波尔始终保持着紧密的思想交流。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是贯穿于他．全部著作中的主线。此外，他的著作也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可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此详加论述。简言之，对波普来说，世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严密的规律性，它既不是被预先决定的，也不能被完全认识。任何关于历史发展的预言都经不住历史的严格检验，因此也不可能上升为科学的规律。如果我们企图发现历史规律并以此为依据制订出大规模地改造人类社会的计划，这就是违反科学的乌托邦。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一切知识始终都带有一种暂时的和假说的特点。
一般来说，我们不可能把“观察语言”转化为“理论语言”。如果我们打个比方，那就是，理论的“楼层”不是在每个地方都以观察为基础，但是它也不是毫无根基地空悬其上，两者在一些重要的地方会通过一些“依附的规则”而相互联结在一起。
但是理论概念并不是从物的语言中通过逻辑推导而得出的，毋宁说，理论概念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或者说是幻想，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表达得更为明确和彻底了：“我深信，甚至可以断言：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中所出现的各种概念——从逻辑上看——都是思想的自由创造，它们不能从感觉经验中归纳地获得。我们之所以不那么容易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把某些概念和概念的关系与某些感觉经验如此确定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意识不到有一条在逻辑上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将感官经验的世界与概念和命题的世界隔离开来。
比如说，全部数的系列显然就是人类头脑的一种发明，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它使某些感觉经验的整理变得更加容易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让这些概念能够从经验中自己长出来。我之所以在这里列举数的概念，是因为它属于前科学的思想，尽管如此，它的构成性特点仍然是容易看得出的……
为了不至于使思想变成“形而上学”或空谈，有必要使足够的概念体系的命题与感觉经验充分而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鉴于概念体系的任务就是整理感官所经验到的东西并使它变得显而易见，因此，概念体系应该表现得尽可能一致和简约。此外，这种“体系”也是一种自由游戏，它是按照任意规定的游戏规则与符号之间进行的。这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也适用于科学中有意识地和系统地构造出来的思想。”
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归纳而获得我们的理论呢？也就是说，我们能否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经验推导出某种理论假说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波普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他认为，科学假说并不是以这种简单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而更多的是通过瞬间的和直觉的灵感获得的认识，这种认识后来又转化为一种在经验上可被检验的假说。在科学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波普否定归纳的有效性，并且也对休谟为归纳法寻找心理学根据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通过归纳，我们既不能获得必然真理，也不能获得或然真理。不仅如此，“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推翻。”但是，“另一方面，我绝不认为我们要放弃寻求真理；我们对理论的批判性讨论受寻找一个真的(和强有力的)说明性理论的想法支配着；而我们通过诉诸真理观念为我们的优选辩护：真理起着规则性观念的作用。我们通过消除谬误来测定真理。我们对猜测不能给出证明或充足理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猜测到真理；我们有些假说很可能是真的。”
在德国，卡尔·波普的学说主要经由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汉斯·阿尔伯特的拥护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阿尔伯特的《批判理性主义纲要》可以作为了解批判理性主义思想和论证方式的入门书，这本书中收录了作者的5篇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批判理性观念”原本是1963年发表在《伏尔泰俱乐部》年鉴上的。
继这本书之后，阿尔伯特又发表了文集《结构与批判》。在其中，阿尔伯特进一步发挥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和论据，而且他还针对其他哲学观念展开了批判。他主要讨论了三个学派：第一，分析哲学；第二，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第三，阐释学思想。
我们可以把阿尔伯特的论战看做一种用意广泛的尝试的组成部分。在哲学内部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特别是在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在认识与决定之间，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简言之，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不同范围之间，他不是想竖起一个屏障把它们分隔开，而是想架起一座桥梁，使它们彼此相连。他明确地指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为解决这种“架桥的问题”而作出贡献。
6．解释学
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学或理解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因为它不仅对于理解古典著作和精神产品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人类的一切知识也都是最为基本的，理解是存在的基本模式，每一种知识都必须以“预先理解”为基础。他的这一思想主要是来自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明确地将此在解释为理解，理解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
因此，对伽达默尔以及许多当代哲学家来说，语言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无不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都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传达出来。人对世界的第一个认识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完成的。但不仅如此，我们在世存在的语言性最终表达出了，经验的全部范围。
对世界的解释是通过人来完成的，而对世界的理解是个创造性的过程，它不是静止的，它必须经过不断地检验和修改。在不断地与传统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人类过去对世界的认识会逐渐走向完善。
伽达默尔不仅对当代哲学产生了影响，而且对当代神学、文艺学和艺术评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7．“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者主要思考的问题是：以我们的感官印象为基础并经过大脑思维的加工，我们以为自己发现的东西就是“现实”，而事实上，它或许就是由我们虚构出来的东西，或许它就是一种我们自己的思想杜撰呢？
这里所说的虚构的现实并不是指精神病患者虚构的妄想世界，而是指“普通的”现实，在日常生活中，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以为它就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我们真的就能够知道自然是如何被创造的以及它要遵循哪些规律吗？绝不可能！首先，我们只有一种理论大厦，迄今为止，通过经验它是不能被证伪的——尚不能，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情况会不会永远这样保持下去。科学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卡尔．波普也这样认为，美国的一位控制论学者也明确表示，知识的极点就在于，一个假说被证明是错误的。其次，为了构建一个有秩序的和有意义的世界，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一种可以通行的道路，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还有一种可以帮助我们达达目的其他的更好的道路。结构主义认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认识现实本身。我们最多只能认识现实不是什么。当我们观察“自然”，当我们提出假说并依据经验对假说加以修正，当我们就这样逐渐得出自然“规律”并借助于它而发觉自然的稳定性和秩序。
让我们打一个比喻：当一个人面临着一个任务，他要对那些向他迎面扑来的感官印象进行整理，并对那些他从中得出的结论进行整理，这个人就好比一个船长，他的任务是，在一个有暴风雨的黑夜里要驾船通过一个海峡，但是，关于这个海峡，他既没有航海地图，也没有航海灯塔可以参照，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能确定他的船能不能驶过这个海峡。如果他成功地驶过去了，他的船既没有搁浅，也没有沉没，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他对这个海域的真实构造非常了解呢？当然不能！或许还有另外更好的航道呢？
如果按照恩斯特·封·格拉瑟斯菲尔特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船长选择的航线正好“适合”这个海域，这就像一把钥匙适合一把锁，我们只知道，这把钥匙能够派的上我们对它所希望的用场，但是，我们对于这把锁的构造却一无所知。那个船长选择了一条合适的航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选择的航线是这个海域里的最短、最安全和最好的航线。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会得出如下认识：对于现实，我们至多也只能知道它不是什么。
关于结构主义思维方式的基本倾向我们就说这些。在结构主义的思想先驱中，将伊曼努尔·康德确定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或许并不难，因为他曾经说过，现实——特别是现实的秩序——并不存在于“外面”，而是由我们的认识系统构造出来的，或“虚构”出来的。此外，大卫·休谟也是结构主义的先驱之一，他的论点是：如果乙总是在甲之后出现，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甲是乙的“原因”；但是，这是无法证实的，它纯粹是出于习惯，在这一点上，生物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卢泼尔特·黎德尔也持类似的观点。而且，乔治·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8．进化认识论
首先让我们简要地了解一下进化认识论的基本论点：
我们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认识到，在这个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有某种秩序、等级、规律和规则。努力去认识这些东西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需要，因为，作为生物，缺少它们我们将无法维持生存。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思维中所独有的推论方式、结构和范畴应用到周围的世界中去，那么，我们会由此而获得对于“真实的”世界的正确的认识吗？倘若回答是肯定的，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认识系统适合于正确地反映现实呢？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认识系统将规律、秩序和规则强加到了世界的身上呢？如果在现实世界与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之间不存在任何一致性的话，那么就很难解释，在千万年的时间内，我们作为生物能够在这个并不十分友好的世界里坚持存活下来。因此，我们会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的认识系统与实在世界之所以能够相互配合，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维在这个世界进化过程中能够不断地自我进化，并逐渐地适应了周围的世界。
人是进化的产物，并且人也是人的认识系统。是谁首先表达了这一基本思想呢？这很难判定。一般都认为卡尔·波普是第一人，虽然他的《客观知识》一书有一个副标题“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但是书中只有4页是讨论进化主题的，标题是“进化认识论概要”，而且他一开始就确切地表示，“进化认识论”这个概念来自心理学家唐纳德·T．坎贝尔，而这个基本思想在19世纪的许多生物学家那里就已经出现了。
除了洛伦茨之外，我们还应该提到的是动物学家伯恩哈特·仑石和鲁泼尔特·黎德尔以及心理学家让·皮亚杰。通过观察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皮亚杰对人的空间、时间、速度和数的概念是如何逐渐形成的进行了研究。对黎德尔来说，整个进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获得认识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把动物也看作“假说的现实主义者”，它们也会通过不断地摸索去认识自己周围的世界。空间和时间的形式——在康德那里，它们先于一切观念——也是进化的产物，这既说明了人伟大的创造能力，也说明了人的能力的限度。当我们遇到物质的基本粒子或宇宙的整体结构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进化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进化过程中，这样的问题对于个体以及种群的保存并不是性命攸关的。
进化认识论思想家们的基本观点大致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假说的现实主义”。这也符合卡尔·波普极力主张的论点：人不可能获得最终确定的知识。人是有缺陷的，在认识能力上他也是有缺陷的。这个结论也适用于整个科学领域。
对科学认识来说，下面的假设是适用的，这些假设有其必要性，尽管它们的有效性并没有得到最终证实：
(1)有一个实在世界，它独立于我们的知觉和意识。
(2)这个世界是有结构和秩序的。
(5)在实在世界的所有范围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地(或似乎持续的)联系。
(4)人和动物个体具有感官印象和意识。
(5)我们的感觉器官会受到实在世界的刺激。
(6)思想和意识是大脑功能。
(7)科学陈述应该客观，主观陈述没有科学效用。
(8)科学假说应该能够促进科学研究，而不是阻碍它。
(9)经验现实的事实可以被分析，可以通过“自然规律”被描述和解释。
(10)应该避免不必要的假说 。
9．认识的边界
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会发现，把我们的认识无矛盾地编入一个公理体系中去，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对于数学门外汉来说，哥德的理论较难理解，但是他的理论却是通往如下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即我们的认识原则上是有限度的。哥德的“不完全性定理”认为，科学根本不可能精确完整地描述实在世界。
此前不久，也就是在1927年，维尔纳·海森伯格在量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测不准原理”，这是现代科学认识的另一个里程碑。他指出，在原子范围内不存在精确测量的界限。某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被测量出来，对其中一个参数测量的越准，由于测量的干扰，另一个参数便会变得更不准。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预测基本粒子的行为轨迹。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认识的界限，而且更多地也涉及到自然变化过程本身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因此，因果性这个概念也就被相对化了，一种完美无缺的决定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过去的哲学家们思考科学问题时通常考虑的是如何获得较为确定的认识基础和如何采用正确的方法，那么，到了20世纪，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则是认识的界限以及科学的意义和目的，一言以蔽之，人们更加关心的是无节制的科学进步的意义、目的和正当性，以及技术的实际应用所带来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核能或核武器，或许还有基因技术。但是另外还有许多思想事件也成为促使人们逐渐关注科学的界限(和科学的边界！)问题的动因。我想“简要地提及其中的几个重要思想事件。
事情最初一般都是不那么引人注目。1930年，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在维也纳科学院做了一次报告，次年，这次报告的内容以《论数学原理及其相近体系的不确定性》为题发表在一份杂志上。哥德的论点必须放到当时数学中出现了基础危机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特别是我在新实证主义一节里曾经提到的非欧几里德几何。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哥德认识到，对自然数理论来说，《数学原理》中所说的公理体系包含的原理虽然是真的，但是它在体系的范围内却得不到证实。
上述论点毕竟只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对于宏观物理世界来说，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仍然还是能够被认可的，正如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在他那著名的《魔鬼》一书中所说：“如果一个东西能够在某一个时刻认识宇宙所有微粒的位置和速度，那么它肯定也能够认识宇宙的整个未来。”我们还要补充上一句话：倘若这个魔鬼还具备有关自然规律的所有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能够预测宇宙未来的状态，而且还能测算出宇宙过去每一时刻的状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得上述论点失去了根基。它表明，对于整个宇宙谈什么“某个特定时刻”是没有意义的，这里所说的同时性这个基本概念也是站不住脚的。此外，当今的物理学也知道，对未来发展进程做出精确预言的可能性是有条件的。譬如，决定我们太阳系天体运行的规律是众所周知的。在这里，我们把外星系对太阳系产生干扰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了。在这个前提下，只要我们能够对现在的太阳系在某一特定时刻的状况做出精确的计算，那么我们或许也有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它的未来发展。但是即便如．此，一种不确定性也是不能排除的，因为微小的计算错误也是难免的，从长远来看，这种微小的计算错误可能导致对整个发展过程的预测错误。这样看来，我们决不可以把太阳系的运行与一个精确时钟的运行相提并论，而更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不精确的时钟，起初的一点细微的干扰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误差，对太阳系来说，甚至会导致“决定性的混乱”。
我们会期望那些能够做出有充分根据的判断的人物回答如下问题：科学发展已经走到尽头了吗？自牛顿时代至今天，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这种辉煌还会继续下去吗？对于这些问题，他们给出更多的是悲观的答案。当我们阅读美国人约翰·霍根的《知识的极限——自然科学的胜利凯旋与两难困境》一书时就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霍根是《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专职记者，他与一大批著名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对话，其中许多人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可以说，他们——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也是科学前沿的精英人物。
我在这里列举几个例子。1989年，在美国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大学举办了一次科学讨论会，会议的议题是“科学的终结”。共特尔·斯滕特是与会者之一，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学家，1938年时他还是个孩子，因为他的犹太血统而被迫离开德国。1969年，斯滕特就已经向人们宣告了他的一个论点：科学正在走向终结，虽然科学在上个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正是由于这种辉煌成就科学才走向了它的终结，在一至两代人之内，科学将处于停滞状态。诸如牛顿、达尔文、孟德尔的划时代的发现，或者弗朗西斯·克里克与詹姆斯·沃森于1953年对DNS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随后对遗传密码的破译，对这样的科学成就我们几乎不能再有所期待了。
另一个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声音则是来自英国哲学家柯林·麦金：我们人类有能力表达出重大问题[如恩斯特·海克尔所言，“宇宙之谜”，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解决它。丹麦伟大的物理学家尼尔斯柏曾经怀疑，那些试图寻找一种终极的包罗万象的理论的物理学家能否会获得成功。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作为一个著名的美国社会的激进的批评者和“那些权威们的敌人”，他主张，在理解人性自然和非人性自然方面，我们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的成功导源于“客观真理与我们认知空间结构的机缘巧合。之所以是一种机缘巧合，是因为发展科学并非出于自然选择的设计，并不存在什么遗传变异上的压力，使得我们非得发展出解决量子力学问题的能力不可，我们只是具备了这一能力。它的产生，与许多别的能力的产生，都出自同样的原因：某种没人能理解的原因。”。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然而，也有一些重要的科学家，他们并不认为科学进步已经走向终结或没落，而是恰恰相反，科学正在走向一个顶峰，生物学家爱德华·O·维尔逊就持这种观点，在下一节里我们还要讨论他。当然，倘若这样一个目标将要达到的话，那么，科学进步不也就走到终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