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儒家时期
我们已经看到，当佛教和其他非正统体系在印度出现之后，以吠陀传统和婆罗门教为基础的印度宗教和哲学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众所周知，欧洲宗教改革的结果是促使天主教进行自我反省并因而经历了一次辉煌的复兴。佛教传入中国也以类似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不只是由于中国人的民族个性足够坚固稳定，使他们能够适应并吸收这种陌生的外来宗教文化。儒家一开始就对佛教展开了尖锐地批判和攻击，而这却促使儒家自身的基本思想内涵得以持续发展，直至20世纪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新儒学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基本上是一致的，它构成了这一部精神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当一种新的因素闯进一个封闭的精神领域时，其结果往往是，旧有的传统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但是，如果旧有的传统具有足够旺盛的生命力，那么外来因素则会起到一种促进作用，它会促使人们深刻地反思既有的文化传统并进而增强其生命力。
在以下的论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人生观是如何显露出来的。在他们眼里，人与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人的本质属性并不是超脱尘世的。
儒家提出的反对佛教的理由最好地证明了儒家的精神．佛教教义中所称的断念无欲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一个人出家修行，只要他还在尘世上生活就永远不可能逃离人类社会。很显然，一个佛教僧徒并不能真正脱离人际关系的束缚，因为当他们出家为僧遁入佛门之后，便又在他们的寺院、修会和师徒关系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佛教僧徒对生死轮回的恐惧印证了他们的自私自利，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懦弱胆小和有失尊严的表现。企图逃避活生生的现实是无意义的；佛教徒宣称，食物、衣服以及一切外在的生活必需品皆属虚无，而他们自己每天却离不开这些东西。佛教宣扬的虚无主义理论归根结底证明了他们对世界的真正本质缺乏认识。
新儒学漫长的发展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儒学都随着朝代的更迭而衰落，所以每个阶段的儒学也是以其朝代的名字而命名的。
第一阶段即宋代的一位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朱熹，同时他也是新儒学中一位最重要的哲学家。朱熹生于1130年，卒于1200年。他收集了最古老的儒家经典并对其进行了修订和整理，他为内容广博的新儒学思想大厦的建造奠定了基础。因此，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可与印度的商羯罗和西方的托马斯·冯·阿奎纳相比。他的哲学的两个基本概念是理和气，理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气是创造万物的材料。“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圆形而上者无影无形，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所谓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混沌，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所处。有此理后，方有此气，即有此气，然后此理有安顺处。大而天地，细而蝼蚁，其生皆是如此。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无论，未有天地之时便亦如此了也。疑此气是依旁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切如天地间人物草木鸟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在宋代，除朱熹之外还出现了其他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哲学通常也被称为理学。
新儒学的第二阶段与明朝政府的统治时期基本一致。这一时期的杰出和重要的思想家就是朱熹的最大敌手王阳明，他生于1473年，卒于1529年。新儒学在他那里获得了理想主义的改造。
新儒学的第三阶段与清代同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戴震，生于1723年，卒于1777年。他试图将自古以来新儒学的全部内容综合到一起，由于他特别注重以经验为依据，因而他的哲学也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伟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溥溥渊泉，而时出之。溥溥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附，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日配天。”
以上是孔子的孙子也就是《中庸》的著者称赞孔子的话，这段溢美之词听起来似乎也并不过分傲慢。
3．老庄及道家学派
(1)老子的生平
关于老子的生平，我们所能知道的也几乎全部来源于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记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有关老子生平的记载大都带有一些传奇色彩，因而不是很可靠。在后来发展为一种宗教的道教中，人们编造了各种各样的关于老子的神话传说。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日：“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日：“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述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位关令尹和老子本人对哲学史所做的贡献都差不多一样大。若不是这位关令尹强使老子写下他的思想，那么这一部世界文献中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就不可能流传后世，这位所有时代和民族中最伟大的智者之一的思想也就会默默无闻地随老子而去，果真那样将不会为后世遗留下任何痕迹。有多少智者的命运可能还不及老子呢？
如果我们设想一种情况，当所有的书籍都必须被焚毁，除了三本书你有权选择保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老子的《道德经》就应该是其中的一本。这一部经典著作分为上下两篇，共81章，它没有严格的次序，其中包含了老子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思想。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几乎生活于同一时代，和他们一样，为中国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的两位中国思想家孔子和老子也几乎生活于同一时代，两人之中老子稍早一些。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其中的一位是另一位的学生。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的话，那么他们或许曾经有过一次私人接触。老子是其中较年长的一位，一般认为，他生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在本书中，我们之所以将孔子放在老子之前来叙述，是因为有关孔子的历史记载更早一些。或许老子的思想也从更早些的中国古代思想遗产中吸取了营养，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所知甚少。
(2)道与世界——道作为法则
在中国较古远的宗教信仰中，作为规律或法则的道的概念已经出现，此外，孔子及其学派也使用过这个概念，当然是取其另外的意思。道是老子哲学的基本概念，意思是产生世界万物的规律和法则。但孔子没有像老子那样把道摆在一个中心位置。老子的学说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哲学和宗教派别分别被称为道家和道教。基本来说，道是深邃幽远不可捉摸的世界之本原。道是万源之源，万法之法。我们在这里一开始就可看出，老子选择了一条与孔子不同的思想道路，即一条形而上学的道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就此而言，道作为一种无条件的东西是以自身为原因的，在欧洲的哲学语言里可称之为“绝对物”。在老子看来，道是不可捉摸且难以名状的。老子不厌其烦地强调：“道常无名”，“道隐无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因为道不可捉摸，所以我们认识的最高境界就是确信自己的无知。“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是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虽然我们不能把握也不能认识道，但是我们却能够觉察到它，我们能够在自然和宇宙运行的法则中领悟道的存在，并将它确立为我们的人生标准。
前提条件是，首先，我们的内心必须摆脱一切使我们偏离道以及阻碍我们认识道的束缚，从而获得彻底的心灵解放；其次，尽管我们置身于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之中，但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却要保持宁静，并能够无拘无束地接纳天地万物。藉此我们已经开始转而接近《道德经》的伦理学思想。
(3)道作为智慧之路
老子也并非主张避世和禁欲。如果一个人认识到，除了道之外一切皆无价值，那么他就不可能教导一种以行动和功绩为目的的行为伦理学。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中庸之道，这也是所有中国思想的基本特点。人置身于世界之内并且活动于其间，但是，他同时又应该在内心中觉得似乎是超脱于世界之外。他看见并喜爱世上的人和物，但是他不应该沉迷于其中，而是应该时刻铭记：这个神圣的王国是哺育他的胸膛，而并非供他短暂享乐。
老子的学说与印度《梵经》所言的教义有某种相似之处，《梵经》认为，获得永恒的和平与解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获得解脱的主要道路是亲证“梵”、“我”，是“我”和“梵”结合成一种无差别的状态。在上述以及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道家和道教与印度宗教和哲学有着极其明显的内在相似性。有些研究者甚至由这种相似性推断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互影响。印度哲学中的概念“羯磨瑜伽”——行动并履行其义务，通过使内心保持自由和独立并从而战胜自我和外物。无为而无不为，使用物，但不占有它，劳动，但并不以此为骄傲。保罗所说的“有若无”也是基于同样的处世态度。
在实践伦理学中，老子关于人与周围的人的关系方面的见解又与基督教的观点不谋而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在这里，老子比孔子走得更远，孔子固然也主张以善报善，但是他却不主张以善报恶，而是主张应该报之以公正和法度。
老子伦理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是简朴。简朴的生活鄙夷赢取获利、自作聪明、矫揉造作、自私自利和野心勃勃。“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尽量使心灵达到一种虚极状态并牢牢地保持这种宁静，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观察宇宙自然的循环往复，这样我们就可以内省和领悟道的奥秘，从而达致永恒的宁静和顿悟。“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获得顿悟者是自然的和无拘无束的，他返璞归真，如孩童般纯朴。由于他无拘无束，或曰柔弱，他才能战胜一切。此所谓以柔胜刚。“天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故弱胜强，柔胜刚。”智者知足常乐，像水那样谦逊地生活，并乐善好施。“上善若水。水虽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一个人的行为如果符合道的要求，他就能和道合二为一。如果他达致终极目的并与道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就获得了永生。“知常容，容能公，公能王，王能天，天能道，道能久。没身不殆。”
圣人的基本标志就是，他能够摆脱自我。“身退，天之道。”“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有力，自胜者强。”“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一个摆脱了一切的圣人不追随任何人和物，并因而能够获知万物。“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徜徉于道之中，圣人镇定自若，不为外物所动。“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4)国家与社会
智者的人生信条是通过无为和深刻地领悟道的要义而有所作为，这一信条也同样适用于统治者。没有过多的辞令，没有繁琐的法律，没有戒律和禁忌，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便可一统天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兹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
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老子和孔子的某些相近之处，因为孔子也提倡统治者应该成为臣民效仿的榜样。但是，在对待知识和教育问题上，他们却存在较大的分歧。老子认为，头脑简单，思想纯朴更能使人获得幸福。孔子所极力倡导的音乐教育以及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方面的各种繁文缛节都被老子断然拒绝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就像智者所身体力行的那样，王侯统治国家也应该遵循道的原则。“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王侯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以道做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以，是果而勿强。”有道主宰的地方，便会有和平。因为智者憎恶武器和战争。如果他被迫拿起武器，那也只是出于自卫和无奈。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以道治国而产生的理想社会便是能够使人民过上简单质朴和富足安宁的生活。
(5)道家后来的发展
老子的学说带有一种贵族气派——他自己就说，只有少数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踏上道德之路，因为一个造诣高深的人闻道后会激动不已并醉心于其中，而一个没有多少修养的人则会嘲笑它。“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而《道德经》的真正的思想几乎后继无人。后来的思想家在接受和发展以及普及老子的学说时总是越来越多地掺入了自己的观念并歪曲了老子的本意。虽然道学思想在民众中传布范围较广，但是却掺入了过多的迷信色彩，诸如装神弄鬼和巫术以及寻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等等，这些都远远地偏离了老子原初的思想，其共同点仅仅在于他们帮以道为名——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对他们略过不提。在我们看来，与老子腾云驾雾般的奔放的想象力相比，或许孔子的那种有些平淡无奇的几近于老气横秋和平庸的按照人的本性量身定做的学说更适合于实践中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儒家学说——本章的最后我们还要讨论——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4．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几个学派
(1)墨子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这位哲学家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96年之间，墨家学派的名称由墨子而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起主导作用的第三种思潮就是墨家。
关于人民的普遍福利墨子解释得很清楚：他说，古代帝王统治国家其目的有二，一是国家的富足，二是子民的繁庶。是促进国家的富足和子民的繁庶还是阻碍它，这是衡量每一种理论和实践措施的标准。起阻碍作用的首先是战争，因为战争耗费国家的财富，导致人民家破人亡，并从而降低人口数量。墨子及其追随者都对战争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极力主张完全裁军。基于同样的原因，墨子也不赞成儒家对音乐和艺术的推崇。他说，音乐将会使统治者沉迷声色，这将导致国家税收的增加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如果农民、商人和官员沉迷其中，那么他们会远离生产性的劳动。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这一思想运动的座右铭。这是一种纯粹实践性的实用哲学。墨子的哲学思想带有彻底的实用主义特征，因而也是非教条主义的。一切都应合乎实际的生活经验。在他看来，每一种哲学理论都应该满足三个要求：它必须具备坚实的基础，它必须经得起批评，它必须具有实用价值。对墨子来说，古代圣贤的事迹可以作为一种理论的基础，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可以作为一种理论的检验标准。是否存在诸如“命”之类的东西，这要取决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如果人们看到或听到了所谓的“命”，那么，我就可以说“命”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如果没有人看到或听到它，那么，我就说“命”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一种学说要最终接受实践检验，那么就应该把它运用到国家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之中，并以此来检验它是否有利于大众的福利，这就是说，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有和子民的繁庶。或许墨子哲学的“认识论”部分不免会让人觉得过于原始和简单，这也是一般具有实用哲学倾向的思想家所常犯的毛病，但是，他关于伦理学方面的思想却令人瞩目。公元前400年前，他就提出了著名的“兼爱”思想。他要求每个人对待他国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国家那样，对待别人的家庭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家庭那样，对待他人都应该像对待自己那样。如果人人都遵守这一原则，那么和平与大众的普遍幸福就会实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赞成墨子。墨子所忽视的是社会混乱的原因，但是，墨子也没有忘记为这一理想的人类之爱的基本原则赋予其实用价值：“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
墨子对待中国古代宗教的态度是积极的，他比孔子更为坚决地维护宗教信仰，这当然也是出于其实用主义的考虑：若每个人都相信神的力量，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社会将会变得太平安定。可以说，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以及在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方面，老子是中国伟大思想家中的一个“极左派”，这就是说，他持一种批判的甚至否定的态度；墨子是个“极右派”，因为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宗教捍卫者，而孔子在这方面仍然坚持他一贯的立场，即寻求一条“中庸之道”。
(2)名家
名家最著名的是惠施和公孙龙。逻辑上的咬文嚼字使他们写出了如下的句子：“白马非马”，“飞鸟之景未尝动也”。
尽管孔子时代的统治者曾经对名家实施了武力镇压，但是名家的思想却不可能长期被压制。尤其是墨子死后的那个世纪里，名家重又出现。除了玩弄概念游戏以及由此导致的荒谬的结论之外，——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意识的吹毛求疵，因为一个“辨者”为了与自己的对手展开辩论，他必须提出一个带有挑战性的辨题——在那些古代诡辩家们的学说中，我们甚至能发现一些令人觉得带有现代意味和欧洲色彩的思想。
他们讨论诸如空间与时间、运动与静止、物体和质量等概念，并且提出了一种极为现代的理论，即认为一块石头的“坚”与“白”是与石头的物质属性相分离的！
(3)后期墨家
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都对名家展开了激烈抨击。尤其是墨家哲学，在其创始人死后便与重新活跃起来的名家展开了争论，在这种争论中他们也相互对对方产生了影响。不过，后期墨家也认识到，为了保护自己的学说免遭名家学派的攻击，他们有必要为自己的学说奠定一个坚实的逻辑基础。在这里和在后来的其他民族那里一样，虽然名家学说一方面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刺激和促进作用，他们迫使其对手对自己的基本理论进行彻底反思，并从而拓展出一条新思路。
必须认清的一个真理就是，一切都应该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造福大众并战胜邪恶”，在这里，他们又重复了墨子的思想。为了迎接名家的挑战，后期墨家也开始涉足逻辑学和认识论领域，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其中，而是试图最终能够证明，逻辑和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而且也必须服务于生活实践。他们坚持认为，人的一切认识活动，不管是研究、试验、学习还是纯粹的理解，都应该以解释具体的现实世界为目的，知识的惟一作用就是帮助他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
毫不奇怪，当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广泛接触西方科学和技术之后，名家及其辩论对手即后期墨家的思想，在中国又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因为名家的那种分析性的、为认识而认识的、对直接的现实实践不感兴趣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的思维方式极其相似。而在古代中国，这一思想运动却过早地夭折了。
(4)法家
孔子以及其他思想家所倡导的治国原则，即最好由统治者为臣民树立一个可效仿的榜样，用传统的风俗习惯作为制约民众的行为规范。法家这一名称是指中国哲学早期的一个思想家群体。但在法家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强调制定和颁布详细的法律条文的必要性，以确保人们遵循正确的行为准则。他们的基本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有共同之处。
暂时在统治者那里得宠的法家就成了公元前213年的那一场大规模焚书运动中的主要支持者。尽管基本思想存在共同之处，但是这并没有避免两个学派之间在实践中的激烈斗争。当时的统治者秦始皇下令将所有的儒家书籍从公共藏书室里清除出来并全部焚毁，私藏儒家书籍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尽管如此，许多勇敢的学者和学生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部分儒家书籍使之得以流传后世。在后来的朝代中，儒家思想经历了它的辉煌时期，其影响经久不衰。
5．佛教传入
据传说，汉明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尊金色神像飘悬在宫殿之上，于是他就差人从印度请来佛僧——佛教就在这位皇帝统治时期传入中国。尽管后来曾经遭到驱逐，但是这些佛家弟子的数量还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许多佛家朝圣者也从中国前往印度，两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印度佛教的经典被翻译成汉语，有些在印度已经散失的著作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佛教寺庙的建造也使得中国的建筑艺术变得丰富起来，佛像和佛画也为中国的雕塑和绘画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在叙述中国古代哲学时已经讲过，中国人崇尚中庸思想，喜欢化解矛盾和消除纷争。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主导动机，在老子那里也是如此，道既是存在者同时又是非存在者；阴阳学派则主张相互对立的力量的融合与相互影响；整个说来，中国中世纪哲学就是将各家学派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尝试。
起初印度佛教的各家宗派都曾传入中国，但是只有那些符合中国人个性特征或知道如何去适应中国国情的宗派才得以长期保存下来。在选择宗派这一问题上也显示出中国精神的鲜明特征，那些带有极端主义倾向的教派不可能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在中国延续至今的五个主要佛教宗派都带有反对走极端的特点。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禅宗——这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在叙述印度佛教时我们已经提及过这一教派。
6．封建时期的中国哲学
中国的封建时期或曰中世纪是指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0年这一段时期，要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期里找出一种普遍的特征是较为困难的。虽然在这一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出现如孔子和老子那样杰出的思想家，也没有出现如中国古代那样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哲学思想并没有停滞不前。在儒家以及在较小范围内的道家学派中，出现了一些承袭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并试图在某些方面寻求发展的思想家。
通常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的黑暗时期。儒家僵化为一种国家文化形态。如前所述，道家沦落为一种炼丹术和迷信。对《易经》的注释和增补蔚然成风，人们利用神秘的八卦占卜未来，并使其发展为一种伪科学，有时甚至会依赖它做出国家的重大决定。在焚书坑儒运动中，墨子及其学派的著作也遭到排斥和销毁。与儒家学派后来所经历的辉煌的复兴相比，墨家可谓是一蹶不振。这样，儒家和道家便成为中国中世纪时期的思想主流，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土地上广泛传播的佛教形成了第三股势力。我们不想对这些学派的思想发展和变化作分门别类的细致地讨论，而是特别强调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主要因素：首先是与中世纪封建迷信作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的批判性思潮，这一思潮在王充那里达到了顶点。
其次是其影响日益深远的阴阳学说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派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混合。
最后还有佛教在中国所经历的改造过程。
王充“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无异于把天当成“农夫桑女之徒”。王充生活于公元1世纪，他是延续达数世纪的一个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用一种冷静的批判理性对中世纪僵化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他依据经验和理性对所有类型的迷信展开了批判。他嘲笑那些迷信思想，认为雷电是因为天公发怒，认为生活中的每一种不幸都是上天对人的惩罚，认为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古代在所有方面如儒家所言都胜过当今时代，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荒唐可笑的。
他否认人会长生不死，也否认存在天命，因为他认为，如果天是有计划地创造万物的，那么天就应该能够教导他的造物彼此相爱，而不是相互抢夺和残杀。
王充所代表的这种客观理性的批判精神使得人们能够对流传下来的古典文献进行较深入地批判，但是，他却不可能打破儒家那种教条式的僵化状态，也不可能阻止道家的衰落。
阴阳学说《易经》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宇宙万物都是在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一种是阳性的、主动的力量，谓之阳，一种是阴性的、被动的力量，谓之阴。这一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中世纪哲学中的中心思想，部分是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但是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书中所表达的思想与中国人的情感意识极其吻合。虽然基于这一思想产生的一个学派也是使得阴阳学说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原因，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家吸收了阴阳学说里的内容并将这一思想置于其世界观的中心地位。
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哲学家董仲舒这样写道：“凡万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与天。”道家哲学家淮南子也有类似的思想，王充也认为阴阳相交产生万物。
阴阳学说为各家意见不同的学派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土壤，使他们得以相互交融和彼此接近。
7．中国哲学的思想特征
中国哲学在发展表现出如下一些共同特点：
(1)我们可以把追求中和看作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主题。在儒家思想中——但也不仅仅在儒家思想中——我们总是会遇到“中”、“和”、“中庸”这些概念，其目的就是追求一种和谐的平衡。
(2)这样的愿望使中国所有的哲学学派都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
(3)这种愿望还使中国哲学家——尤其是老子一产生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思想。
(4)与这种愿望相适应，中国人厌恶任何形式的片面和极端。与“不是——就是”相比他们更喜欢“不仅——而且”。他们不是停留在对立物面前裹足不前，而是能够看到对立面相互之间的制约性，并且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使对立的双方和谐统一起来。
(5)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两种原则相互作用的思想。我们看到，以阴阳和理气概念表达出的主动和被动原则几乎存在于中国的所有哲学学派之中。
(6)不是排斥自己的对立面，而是寻求一种综合之路，去化解矛盾，中国哲学的这种倾向与中国人宽容的处世态度大有关系，其宽容大度达到令西方人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中国人常说：三教为一家。意思是儒教、道教和佛教能够和睦相处和兼容共存。虽然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频繁激烈的论争，但是除了几次例外情况，他们很少使用暴力手段压制对方或是胁迫对方改变信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民众不像欧洲人那样固定地信奉一种宗教。只有那些道教、儒教和佛教的僧侣和教士才宣誓忠诚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普通民众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口味时而到这个宗教教士那里寻求安慰，时而到那个宗教教士那里寻求安慰，而且，每当遇到悲苦的事情，他们大多是求佛祖保佑。
(7)如此的宽容大度当然很难用中国人冷漠的处世态度加以界定，这种宽容与印度人的宽容完全不一样。虽然印度人一般都坚信，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都能够获得极乐致福——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学说或许只能反映神的真理的一个侧面——但是印度人一般都会确定地信奉一种宗教，而不会随意改变自己的信仰。中国式的忍耐和宽容显然与这个民族普遍的处世态度有关，和印度人相反，中国人更关注今生今世，因而中国哲学的特点还在于它的现世性。
(8)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中国人的这种入世的思想特点密切相关。在中国的思想体系里，没有哪一种体系不是把人放在中心位置的。虽然方式不同，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主要派别儒家和道家都是以人为本的。他们的主要兴趣都在于人的现世生活及其正确的处世态度，其区别仅在于，老子认为，只有通过顺应自然并尊重自然规律，才能获得圆满的人生；而孔子则认为，圆满的人生是通过人的自我完善才能达到的。不管怎么说，中国学者在这一点上还是意见一致的，他们总是强调中国哲学的这个共同点。
(9)我们看到，知足、节制、内心平静和灵魂的安宁在中国人眼里是人生幸福的必要前提。
(10)就人性而言，许多中国思想家都同意孟子的那句话：人性本善。
(11)中国人几乎从来都不把追求纯粹的知识作为人生的理想。中国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为人处事，所以，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
(12)由于中国的哲学家们不仅看到人的自然属性，而且还总是把人放到家庭、社会和国家中加以考察，因此，中国哲学又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
(13)最后，中国思想也和中国文化一样带有某种封闭性和自我满足的特点。直到近代之初，佛教是唯一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的外来文化。这种特点究竟是与中国人恒定不变的个性有关呢，还是与中国在地理上的与世隔绝或与其历史命运更有关系呢，对此我们很难说得清。不管怎样，当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后，某些阶层的中国人简直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西方思想；而且，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也显示出了令人瞩目的适应能力。
当代中国革命性的转变将会把中国的宗教和哲学引向何处，对于这个问题，即使是西方的中国通们或中国人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但是，或许有一点可以肯定，和过去一样，如果不懂得如何去适应上述的中国思想特征所显露出的那种中国精神根深蒂固的特殊性，那么没有哪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会长期在中国存在下去。
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很晚才被欧洲人所了解。
13世纪末，对欧洲人来说，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迷人的章节成了一段小插曲。那时的威尼斯的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在一次经商旅行中经过近东最后抵达中国皇帝的皇宫。他们在中国逗留了几十年，回到欧洲之后，马可·波罗报道了这个人口众多文化昌盛的遥远的东方帝国，但是他的报道却遭人嘲笑，被认为是痴人说梦，是瞎吹牛。
莱布尼茨把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观与欧洲的做了比较并得出如下结论：“在我看来，由于我们这里的道德败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境况实在令人堪忧，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请中国给我们派遣使臣过来……所以，我相信，当一个智者被任命为法官……由他来裁定这个民族的优秀与否，那么他就会向中国人献上金苹果。”他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遥远国度的伟大文化成就的欧洲思想家，他曾经试图使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为促进这一交流，他建议俄国沙皇修建一条从俄国通往中国的陆路。
沃尔夫、狄德罗、伏尔泰和歌德都曾研究过中国哲学并对其给以很高的评价。狄德罗写道：“从历史、民族精神、艺术、智慧、政治等方面来看，这个民族要优于其他民族。”伏尔泰评论说：“中国人功绩卓著是有目共睹的，此外，中华帝国的国家体制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当代的一位学识渊博和思想自由的哲学家格拉夫·赫尔曼·凯瑟琳写道：“中国塑造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人性……就如现代西方人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技能文化，古代中国人则创造了一种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生存文化……”这些文化成就的取得与那些伟大思想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著作对过去和现在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