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领域则是转型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有Jerry Hausner、Bob Jessop、[49]Arthur[50]和North[51]。其中Jerry Hausnert、Bob Jessop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重新解释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建立是外部偶然性因素（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而后计划经济这种非绩效的经济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而未被富有绩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其原因就在于制度递增收益和交易成本等因素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而递增收益的来源主要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作网络效应、正规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学习和适应性效应等。另外，他们还运用退出闭锁状态的分析方法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改革方案提出种种建议。他们认为，由于原有路径的递增收益主要来自社会意识与正规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互依赖的网络效应，因此改革应当加强信息传播，改变非正规约束和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政治变革和经济的“休克疗法”消减原有制度的递增收益机制，并建立新制度相互作用的网络效应，以形成新制度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同时通过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利用私有化以减少路径转换的沉没成本，使之具有可转换性。North则集中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转型的问题，认为要形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良性自我强化机制，仅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以及各种非正规制度的建设，以形成制度耦合的自我强化机制，并通过减少交易成本确定信息的流通，使这种自我强化机制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总之，制度变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在制度的自我增强机制作用下，其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产生了大规模的收益递增，而递增的收益又决定了制度变迁的不同轨迹。公司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它们规定了“在公司中由谁作出投资决策、作出什么样的决策、投资回报如何分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不同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的差异。而路径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公司治理机制开始于不同的时间、处于不同的地点，并且每一个路径都反映了依据国家、社会、经济环境而做出的特定决策的总和。
3.1.4制度均衡与制度绩效评价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被人们称为“诺斯悖论”的命题：如果制度的作用就是降低人类合作过程中的成本，那么，应该只有低成本的、有效率的制度才能存在。“在历史进程中，无效的制度会被扬弃，有效的制度会存活下来，因此，更为有效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形式是逐渐演进来的。”[31]但是，“即使对历史和当代世界最一般的考察，也可清楚地看到’无效率‘的产权是常态而不是偶然。”[52]诺斯对此矛盾现象的解释之一是，制度的演进是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的制度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则，能为一切创造性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广大的空间。然而，单方面强调一种制度的效率并不可取，制度之间具有联系性和互补性。如克劳斯·霍普特所言：“大多数著述似乎都在竭力挖掘一种制度相对于另一种制度而言的优势所在。”[53]然而，“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同时存在”。青木昌彦认为，[32]制度间共时性相互依赖可能会作为每个博弈域的均衡结果而出现。制度互补性是制度相互依赖，互补性意味着有活力的制度安排构成一种连贯的整体，任何单个制度在孤立情况下都不会轻易被改变或设计。渐进式改革是首先改变某一域的制度，然后通过互补性关系引发其他制度的连锁反应。通常将制度分为制度环境和具体制度安排，就足以说明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很难精确的方法量化制度的绩效，这也许让过去大家忽视制度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用静态的方法来考察制度的绩效要容易一些。制度总是从均衡到非均衡，再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绩效实现过程。即是暂时的，制度在某一阶段制度能够处于均衡状态。制度均衡是指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54]制度均衡包括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和制度结构的均衡。当一种制度所提供的边际收益等于维持制度所需支付的边际成本时，制度演化停止，制度供求出现均衡，当新的条件出现时，新制度变迁重新开始，在这里制度均衡类似于商品均衡。制度结构的均衡是制度相互支持的相互稳定的均衡，制度结构是制度的结构构成。制度结构均衡反映了制度的互补性和关联性。我们先盯住制度供需求是否平衡，然后把侧重点转移在多重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单一的，都包括多层次、多方面、多种类的制度。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区分、补充而成的稳定状态，可以称之为制度结构均衡。”“制度结构均衡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均衡。一个均衡的制度结构，往往使市场制度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非市场制度能够形成有效的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55]一种制度的平衡并不存在，我们应更多地研究多重制度的融合问题。诺斯[39]认为制度均衡是行为均衡。制度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满意的选择，但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制度均衡与制度效率无关的，或者说制度均衡可能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也可能是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在经济研究中，效率是量化的经济变量。制度均衡尽管受到更多非经济因素的限制，从演化主义的观点来看，制度演化朝者有效率的方向演进。有效率的制度变迁是激励和约束功能的展现，取决于制度质量而不是取决于制度数量。制度均衡类似于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经济变量是在边界内运行并达到均衡。当边界移动时，经济变量的效率均衡发生变化，新均衡随之产生。制度变化速率过快或制度数量越多（朝令夕改的多变政策），均不利于经济发展。
因此，制度是重要的，制度是历史的，这还远远不够，众多学者从制度效率的比较，到超越制度相对效率的研究，推究低效率的制度为什么存在，探讨制度博弈均衡的效率。显然这些研究很有必要，因为同一制度的效率有明显的差异，对单一制度的效率的评价往往不够理想。曹正汉等认为核心制度受到外围制度支撑才得以生存。[56]制度的效率体现出各种制度应该有同样的目标，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激励目标是最有效的目标。所以制度的设计不能违背激励的原则。显然这是理想状态，制度的目标是多元的，制度的效率不能淋漓尽致的发挥，激励机制总是受到制度利益冲突的限制。哈耶克、阿玛蒂亚·森和诺斯对制度效率的看法不尽相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证明制度本身的无目的性，无须对制度进行评价；诺斯对制度的评价是唯一的效率标准，体现在他对制度静态与动态分析及经济增长有关的效率假说上；而阿玛蒂亚·森认为以经济效率评价制度绩效不应是唯一标准。姚洋认为制度绩效的多样性的评价来自制度目标的多元化。[57]对制度效率的评价显然与最终达到制度博弈均衡分不开，即制度结构均衡。我们会看到效率与公平平衡背后体现出的是制度均衡。
3.1.5制度的两分法
诺斯指出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正式约束是指国家规定的一系列法律规则和政策，包括经济规则、政治规则和各种契约，以及由这些规则所形成的等级结构，它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或由有关各方共同制定，正式约束具有强制力。非正式约束也称软约束，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通常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尤其是能够解决许许多多正式约束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对正式约束的补充、扩展、细化。虽然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规则体系都很健全，但还需要实施机制的完善。制度的实施机制以国家为主体，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实施。
坚持制度演化论的哈耶克认为制度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由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构成。Viktor（1993）也把制度规则分为两类。[58]内部规则是由社会成员在长期交往中通过文化及传统代代相传而逐渐演化形成的；外部规则是由组织制定并强制组织成员遵守，非正式制度包含于内部规则之中。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作用形成了经济运行的社会秩序，而且他认为相对于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来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人应该遵守自然演进形成的制度，而不应该凭主观演绎任意改变或制定制度（哈耶克，1997）。[59]非正式约束也是制度集合的组成部分，它植根于社会的文化系统，服从于类似进化论中的遗传与变异的法则。它是制度历史中的内在稳定器，使制度变革呈现出渐进的增量演进而非间断性的突变模式。文化既是制度的环境，又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文化首先作为一项制度环境影响着制度供给，因为一项制度要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必须结合具体的制度环境，只要某项制度在特定的环境里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制度的供给就是合理的、科学的、成功的，如果一项在理论上非常完美、非常高级的制度，在一定的制度环境里施展不开手脚，发挥不了作用，这种制度的供给就是无效的，文化与观念作为制度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也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制约着新的制度供给，诺斯认为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一致，否则这种制度安排难以在现实中推行，难以形成一种有效的制度供给。
尽管非正式制度安排是以意识形态和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但是它可以使个人意识转变为社会意识，由主观精神转变为客观精神，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由于“正规规则只是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它们必须由非正规制约加以补充-对规则进行扩展、阐述和假定。非正规制约解决了众多无法由正规规则覆盖的交换问题，并有很强的生存能力”。[60]因此，与正式制度安排相比较，在低成本经济发展中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以及确立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从变革的速度来看，正式约束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约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由于人的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自然性的一面往往使其行为具有随机性，而社会性的一面往往使其要遵守社会交往过程中而形成的一系列伦理规范、价值准则，即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人类行为有长期的影响性，因此在低成本经济发展的实施中要注意强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较之正式制度安排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地形成的，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因、渐进演化的文化的一部分。在正式规则设立前，非正式约束能够保障社会按照常规运转。非正式规则的约束空间较之正式规则要大得多或广泛得多。制度均衡意味着正式约束的最佳供给并且与非正式约束具有相容性。但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后者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通过上文对诸制度经济学者的简要概括分析可以看出，将非正式制度放在了与正式制度等同的地位上，有的干脆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分。一项制度发挥作用必然脱离不开相关制度的支持、协调与制约，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对此也有类似的观点。周业安就认为把制度分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是使中国部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走入歧途的重要原因。[61]正式制度是被嵌入非正式制度中发挥作用的，将正式制度抽象出来用理性选择模型加以分析只能解释一些表面现象，而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该观点确实切中了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弊端。但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在制度分析中分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仍是必要的，只要不是将其简单割裂开来孤立地分析，因为毕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起源、影响方式、作用机理和演化变迁上有较大差异或根本性不同，如果一概而论就不利于我们得出正确结论，而且也会使分析过分复杂而难以深化，故本文的分析仍使用了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划分方法，不过更注重二者的协调和联系，通过分析非正式制度的起源、演化、作用机制以及与正式制度的区别联系，阐明其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