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制度变迁理论
科斯指出：“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和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效率产生影响，一种权利的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但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与合并权利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的权利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值也许永远不会实现。”[39]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当在各自为改进决策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选择时，必须注意到导致某些决策的改善的现行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失误。而且，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和转变为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应考虑总的效果。”[39]科斯对制度变迁的论述是开拓性的。此后许多关于制度变迁需求方面的论著基本上是遵循科斯的观点，即认为制度变迁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变迁所需成本时才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科斯提醒我们，制度变迁的效果在结构上并非全部都是帕累托效率的，因为导致某些决策改善的现行制度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恶化。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科斯确认了交易成本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与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着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强度，决定着制度变迁能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但是，对于制度变迁中的供给因素，科斯未作论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整个经济发展或者是说历时经济绩效的形成就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诺斯认为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和组织演进的轨迹，两者共同决定了整个经济绩效的水平。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同其他物品一样，其替代、转换与交易活动也都存在着种种技术的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即机会成本）。布罗姆利区分了制度交易和商品交易，确立新的制度安排就是制度交易，而商品交易是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中的活动。其中经济条件起重要作用。当经济和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现存的制度结构就会变得不相适宜。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就出现了制度变迁。也就是已有的制度安排所界定的个人选择集，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必须要有新的制度的选择集为之适应。所以布罗姆利将制度变迁定义为“有关界定个人选择集的关系的变化”。[40]因此，当在现有制度结构下，由于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需求产生。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在经济人假设中把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函数。制度变迁的动因不仅仅是经济的原因，利益预期、效率预期、公平预期和自由预期都是影响因素。[41]
任何制度变迁内在机制有制度变迁的主体（组织、个人或国家）、制度变迁的动力以及适应效率等诸多因素。首先，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组织的类型很多，它包括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教育组织。组织建立的目的是获得收入和其他目标的最大化。组织是具有共同目标的个人结成的集合。作为制度变迁关键的组织必须是有效组织。组织是否有效，要看组织是否具有实现组织最大化目标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也就是创新能力。在组织创新能力的形成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又至关重要。企业家包括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其次，制度变迁的经济动力是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和技术的变化等。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激励结构决定了社会在各个生产要素上的投资。制度变迁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利益集团的行动同样影响制度变迁。确切地说，相对价格的变化和偏好的变化只是改变了制度变迁的成本的预期收益。另外，有效制度要求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适应效率不同于配置效率。与诺斯提出的“适应性有效”的概念一样[42]，最重要的是，你所拥有的认知体系是否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有效率的制度应该为组织提供一种创新的机制，能够消除组织的错误，分担组织创新的风险，并能够保护产权。诺斯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要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能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发展，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43]
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供给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微观经济学理论表明，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生产最优规模的约束条件是边际转换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类似的，实际制度供给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等于制度的边际收益。正如诺斯所说：“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39]林毅夫进一步将制度变迁模型化，并给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定义。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39]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有盈利性（即出现潜在的外在利润）、自发性和渐进性。在社会实践中，它们是很难分开的，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变迁。杨瑞龙在林毅夫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制度变迁的实践，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方面分析制度变迁。出现了获利机会，从而产生制度需求。同时利益的偏好决定了制度供给的另一动力。“如果组织或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于其潜在制度收益，就可以发生制度创新。至于一个社会通过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来获取这一潜在收益，则主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偏好结构。”[44]
在演化理论框架中，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发展表现出几方面显著特征：第一，历史的重要性。它不单指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把变迁过程看做是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其中包含着复杂系统演进开放性的思想。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显著不同的结果。第二，制度演化的多样性。这里的多样性包括演化路径的多样性和结果的多样性。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不可逆特征，每个社会的制度演化基本上是特异的。这表明，制度具有文化根植性，在一国行之有效的制度被“复制”到另一国后，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土壤和执行机制，多数是不能成功的。第三，制度变迁结果的非最优。与生物界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化路径不同，制度变迁的路径是曲折的，中间可能出现倒退和中断。偶然的历史因素可能会造成一个社会长期锁定于某种状态中，无法解脱。[45]从总体上看，经济演化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包括技术、企业、产业、市场结构和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作为整体的经济系统演化。
3.1.3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应用
从微观经济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来看，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长期演进会朝一个方向收敛，也就是说结果是趋同的。但实际上，不同社会的社会经济演进方向是不同的，经济绩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是诺斯认为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具有路径依赖性，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尤其路径依赖是对长期经济变化分析的关键。一般来讲，路径依赖是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表明某些结果是由于这种结果的特定的事件所决定的。对经济运行而言，路径依赖意味着，经济系统的均衡取决于引导均衡特定的资源配置决策。[27]路径依赖，即系统演进的路径决定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对初始状态中的偶然性事件十分敏感，系统一旦采纳某方案，该系统的演进路径便会呈现前后连贯、相互依赖的特点。它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甚至长期地锁定在这一路径上，即使之外还存在有更加有效的路径，因为存在转换成本。可见“锁定”（Lock-in）状态并不是好事，或者说是将一些好的事件拒绝。锁定所解释的是，现实中的经济为什么常常会长期地陷入一种（可能是无效的）均衡；路径依赖所阐述的是，经济又是以什么样的过程从一种均衡（或非均衡）转变到另一种均衡。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利益的因素。当一种制度形成以后，紧接着就会出现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有着强烈的偏好，不希望现有制度有所变革，哪怕是新的体制较之更有效率。所以，转轨国家通常会碰到路径依赖的问题。
路径依赖现象对于由非线性动力学引致的一系列问题来说极为典型。描述系统的历史性发展时，未来时间的路径依赖于已经存在的替代基础。用一个更形象的隐喻来说，人们可能会想到（多维的）随着引起注意事物基础的复杂性改变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46]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最先被运用到技术变迁路径分析之中。其核心思想是，几种使用功能相同的技术在市场运用推广上，由于技术在运用过程中具有学习效应、协作耦合效应和技术网络效应以及初始投资专用性等特点，使某一技术一旦因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而被采用或在竞争中稍占优势，便会最终占据市场，将其他甚至更优的技术驱出市场。企业是技术创新技术选择的主体，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引起了人们对企业制度变迁路径的思考，因此技术变迁的分析应当能被运用到企业制度变迁分析之中。戴维以QWERTY键盘为例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经典的路径依赖的技术变迁案例。[47]QWERTY键盘是通用键盘，面市早，占据市场优势，但使用的有效性并不强。Dvorak键盘的字处理速度较QWERTY键盘快20%，尤其QWERTY键盘的触及难度是Maltron键盘的256倍。但市场还是选择了QWERTY键盘。其原因就在于，QWERTY键盘在技术变迁中形成了以成本投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适应预期为基础的自我强化机制。案例说明了技术选择中的路径依赖问题，也就是说，当一种技术由于偶然的因素被选定，随后的技术选择便被锁定在这一路径上，而这条路径未必是最佳的选择。后来的研究指出了报酬递增对路径依赖的影响，并描述了导致报酬递增的自我增强机制。诺斯在此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将路径依赖的概念引入对制度的分析中[31]，并建立起了分析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绩效的一般理论框架。主要解释“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生存了相当长的时期”两大理论问题。诺斯认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中实质上是分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的竞争，而竞争的主体是内含于技术间的竞争组织，每种技术增进的方式都与组织（制度）演进相类似。因此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也能运用到制度变迁之中。诺斯认为，一方面是偶然性因素和上述两种力量决定了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存在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制度的路径依赖产生的两种力量是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的存在。需要说明的是，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而是选择范围的缩小。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是“历史是重要的”。为了从更深层面解释路径依赖，诺斯最终转向了认知科学。但诺斯指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经历的个人将会共享合理收敛的心智模型，并因此可以更好地交流和分享知识，意识和制度都可以视为共享心智模型的种类。新的经验不断地重新确定心智模型，这种学习也被称为表象重述，其过程包括概括、推理和类推。个人为了解决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问题必须与他人交往，从而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型，而文化遗产则提供了减少心智模型分歧的途径，并使统一的认知在代际间的转换成为可能，这种机制可以称为文化学习。一般来说，当共享心智模型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就会产生认知上的路径依赖，进而造成制度的路径依赖，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实质上反映了心智模型的演化。[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