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与企业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直到科斯在《企业的性质》提出具有普适性的概念“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这一框架中解释市场和企业存在的原则，认为市场和企业是由交易成本所决定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替代的两种制度安排。张五常（1983）[18]进一步论证企业是用交易成本较低的要素市场替代了交易成本较高的中间产品市场，是市场形态的高级化表现。企业作为市场的一种替代形式，虽然节约了产品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却增加了生产要素市场中的交易成本。生产要素的单位成本的下降是生产要素交易的一系列变革引致的。企业组织形态变革以低成本获得外部生产要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指出，“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达成交易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履行契约条款，这种工作常常是极费成本的”，所以交易成本是指为了达成交易并保证交易顺利进行所需的费用，其中还包含了各种损失、代价等。由于交易活动是构成经济制度的基本单位，肯尼思·阿罗给交易成本下的定义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无处不在。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都在节约交易成本。威廉姆森[19]从资产专用型、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了交易成本，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的原则，同时还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企业是一种连续生产过程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这个连续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如果通过市场交易关系相联系，就需要签订一系列的合约，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签订的合约不可能是完全合约，这就给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这样就会导致专用性资产事前投资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会通过前向或后向的一体化，把原来属于市场交易的某些阶段纳入企业内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成长就表现为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展。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20]通过强调资产所有权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含义，认为纵向一体化的水平取决于一方或另一方当事人控制专用型资产的程度，并且提出了物质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产专用性对于纵向一体化具有不同的意义。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有些交易要按这种方式来组织，而其他交易则按另一种方式组织，其合理的经济解释是由此三维度决定：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其中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因素。
（1）资产专用性：根据威廉姆森的定义，“资产专用性是对已经投入生产过程的资产进行再配置的难易程度。”并认为“企业使用专用的固定资产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往往无法使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19]投入的哪一种资产，就会有哪一种组织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讲，资产专用性是为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专用资产是为特定交易或协议服务而投入的资产，一旦形成即使能够再做他用，也会遭到严重的经济损失，产生沉淀成本。每个企业的诞生就必然会形成专用性资产，企业成长就是尽可能多地减少沉淀成本，对治理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资产专用性越强，所面对的市场交易的成本越高（如图2-1所示）。dSc/dk表示相对于资产专用性变化的市场交易成本的变化；dIc/dK表示相对于资产专用性变化的企业内交易成本的变化。当资产专用性K＞K＊时，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交易成本，这时，采取一体化的措施就显得有必要了。
（2）交易的不确定性：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交易中不仅包括外部环境对交易双方的干扰，而且也包括交易双方内部的不确定因素。因为任何合同都不可能是完备的，而交易双方又是互相依赖的。这样就有可能因一方的违约而使双方遇到麻烦，导致交易关系更加复杂化。
（3）交易的频率：指交易发生的次数，它和交易的不确定性均与交易成本呈正相关。不确定性越大，交易频率越高，交易成本也越大。一体化是为了减少交易频率和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因此，交易成本是影响企业成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分为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体现在合作成本、组织成本、员工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损失及对其的防范成本等。企业内部交易成本本质上来说仍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等因素造成的，而为此所设计、实施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来加强对代理人的制约，这往往也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市场交易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所致，人们为了防范风险，产生了交易主体之间讨价还价、监督等交易成本。只要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都会增加企业的价值，实现企业的成长。由于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减少了交易成本，那么就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企业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
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许多企业采取了一体化方式。但伴随而来的是新增的管理费用和效率的损失。其主要体现在：内部交易成本降低但组织协调成本上升，交易关系稳定但交易灵活性下降，企业内部激励弱化以及企业管理难度增加。当市场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的协调成本时，企业通过一体化来降低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盛洪[16]将交易成本定义为进行交易活动所投入的资源的价值尺度，并引入单位交易成本和边际交易成本概念帮助我们判断交易方式的优劣，坚持交易成本最小则最优的理性原则，我们以边际交易成本相等的点来推断交易方式边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位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主要依赖于交易方式的不断变革，即不断的制度创新。
2.1.5企业成长的制度变迁理论
对企业成长制度变迁理论的探讨，钱德勒[21]是从历史和宏观角度进行的。钱德勒认为从组织制度上可以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企业成长中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制度变迁是随企业经营规模扩张而出现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维持和促进规模扩张的必要条件，企业经营规模扩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大规模分配是指大批量经销商品的现代商业企业的出现，是运输和通信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结果，大规模生产的出现晚于大规模分配，是因为前者除了需要运输和通信技术变革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上的突破。二是把两者结合于一个单一公司之内的一体化，这种结合导致大量市场交易活动的内部化，结合主要是通过纵向和横向两种方式实现的。在钱德勒看来，真正的企业成长是现代工商企业出现之后的事情，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是与两项重大的企业制度变迁相联系的，一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二是企业内部层级制管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张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和管理过程复杂化，导致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分离的具体形式依企业扩张的筹资方式不同而不同。在那些依靠内部资金发展起来的纵向一体化企业中，企业主本人或其家族在企业的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所发展起来的是中层管理。在那些依靠外部资金发展起来的企业中，则是支薪经理在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钱德勒把以上过程称为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家族式资本主义的衰落。由于企业成长意味着一部分原先的市场交易内部化于企业之中，这就需要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机制的相应发达，因此，企业成长的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传统企业中没有中间管理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复杂化，相应的内部组织分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水平方向的不同职能部门的产生；一是垂直方向管理层级的产生。钱德勒认为这种垂直层级组织结构的产生是现代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13]值得注意的是，钱德勒的研究发现，决定现代工商企业成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钱德勒看到了现代企业的出现，而没有看到其他组织形式的企业并存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