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国内企业成长与企业治理理论
所谓公司治理，其本质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它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而是涉及广泛的利害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集团。以企业所有权为基础来研究公司治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公司类型分为四种，即公司的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单边治理是就公司治理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的，这种类型公司治理结构的显著特征和极端表现，是古典企业中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绝对权威。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但这里的人力资本，仅限于异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比如公司的经理人员，公司双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公司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委托-代理”的博弈关系。所谓三边治理，是在双边治理的基础上引入“员工参与”的公司治理形式。“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人力资本的产权。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企业股东之间博弈制衡的复杂关系。公司已不仅仅是股东的公司，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这四种公司治理类型既反映了企业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的某种历史发展趋势，也同时并存于现代社会当中。从所有权角度看，单边治理模式只是将企业的所有权赋予物资资本要素所有者，而后来的演化逐步引入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最后扩大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主要在于其所有权的配置结构上。
高闯、刘冰（2003）认为企业治理合约是社会制度基础的函数，不同的社会制度基础决定了要选择不同的企业治理合约形式。社会制度基础通过影响产权界定类型和界定效率，进而决定包括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在内的总交易费用以及交易效率，导致人们所选择的公司治理合约形式不同。因此，社会制度基础发生变化，企业治理合约形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吴家骏（2003）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各国企业的治理和治理结构存在的差异，是由产权制度的差异决定的，脱离开企业产权制度而空谈治理结构是不可取的。林篙、张帷（2004）研究了过去20年美国公司治理机制演进，得出结论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更有效地激励和更严格地约束公司的高管人员，以提高公司的业绩，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进一步而言，要想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加强对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必须均衡发展，不能厚此薄彼，是所有类型治理模式演变的共同方向。
相比而言，国内从事企业成长研究的学者和成果很少，仅有的也是在国外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的本土化。首先是对企业成长一般模式的研究。杨杜依据潘罗斯成长理论的主要观点，通过对中日大公司成长历程的实证研究，得出一基本规律：现代企业的长期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由原始的多样化小规模生产到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再到多样化持续成长的阶段。实际上，这一结论与美国学者厄威克·弗莱姆兹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厄威克数年来，通过对大小不同，行业不同、成功程度不同的公司成长过程中成功与失败的观察、分析和概括，也发现所有公司的成长基本上遵循这样一个模式：新建企业-扩张-专业化-巩固-多元化-一体化-衰落和复兴。[22]其次是对企业持续成长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持续成长就是企业生命有机体，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顺利延续与递进的过程。显然，这一观点的渊源来自于生命周期理论。这一定义只强调了企业存在生命周期，即承认了企业的成长性，但没有强调企业的持续性，因而，过于简单。第二种观点认为，企业持续成长就是企业在不耗尽财务资源的情况下，企业销售或资产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这一定义从某种程度上看，是目前对企业持续成长的认识较为普遍的观点，如李占祥认为，企业持续成长就是既追求企业生产力水平永续提高，又节约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企业成长。[23]这种企业持续成长的资源观，其实，就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化。结合现实中形形色色的企业成长状况和未来企业经营发展趋势，企业持续成长应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动态、变革的过程。
我们知道，企业组织在不断地演进，企业从个人企业、合伙企业演化到公司，公司制企业演化到现代公司制企业。企业演进既是契约制度的演进，也是产权或产权结构的演进。公司治理结构做一个操作性强的制度安排，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公司治理理论的提出及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在国外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在国内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尽管与公司治理有关的很多研究早已存在。比较典型的早期有关研究是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1932）[24]关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影响很大的论述，正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背景下，产生了公司治理问题。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25]关于代理成本的开创性的论文给我们提供了解决公司治理的关键线索。公司治理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资金的提供者按时收回投资并获得合理的回报（Shleifer and Vishny，1997）。[26]它构成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度运行的核心。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显然对于提高中国现代公司的治理效率，从而最终推进企业改革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对公司治理的研究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内较重要的有关公司治理的文献的出现则是9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整体而言，从对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早期文献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两者的研究差别，即国外是针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研究的，国内则主要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或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前者研究的历史要比后者长得多，研究的范围广和程度深。中国企业没有经历漫长的演变，企业改革容易陷入技术层面超前而制度层面滞后的局面。因为在技术上完全可以模仿一个好的治理结构模式，但在制度上却不一定使其能顺利实施。
2.3企业成长与治理理论研究的评述
上述企业成长理论都集中论述了企业成长的某些方面，而且分析企业成长的思路是从企业整体层面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层面；从强调技术、市场对企业成长作用到突出制度因素对企业的成长的作用；从企业成长的外生性观点发展到企业成长的内生性观点具有明显理论进展。我们看到，技术和市场尽管对于企业成长十分重要，但不是唯一条件，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一个企业实行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才是决定企业成长的根本条件。这是因为，一方面，至少在理论上而言，技术还可以通过企业数量的增加来实现，并不一定表现为企业成长；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都是企业行为的结果，而决定企业行为的是企业制度，因此归根到底，制度条件才是企业成长的关键。然而在企业理论研究中把制度仅看做是企业制度本身，即企业治理结构，而忽视了与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以财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环境。
正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制度环境的不同导致公司治理多样化，一是不同行业企业需要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例如，当前现金流水平低而权益市场评价高的行业（如生化科技行业）适合英美模式；当前现金流水平高而权益市场评价低的行业适合日德模式。再如，认为日德模式更适合传统行业（如建筑、工业设备），英美模式更适合新经济行业。二是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企业最初家族式股权高度集中的发展阶段和企业广泛公开股权的成熟阶段，公司治理模式一定不同。由于股权结构不同，或者所有权的配置不同，在某企业内部，代理关系的不同，代理成本不一样，为了使公司有效率，降低代理成本，就需要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来应对。换句话说，企业存在管理者与股东、管理者与董事会，以及股东与债权人多种代理关系，不同的代理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冲突，解决不同的利益冲突要求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反过来讲，在公司治理演进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治理模式不同主要是由于治理结构契约关系的不同，而治理结构契约的差异取决于所有权结构的不同，所有权结构受到融资结构的限制，说到底是对剩余分配权和控制权等产权配置的不同所决定的。
企业成长也可称为企业增长（Growth），既包括企业规模的增长，也包括企业质量的提高，是一个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动态变化过程。根据企业成长的理论研究和成长的一般模式，我们知道，企业成长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企业的规模、企业的组织边界以及企业的业务范围的扩大。而引起企业外在形式变化的内在因素主要是：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驱使下对规模经济、交易成本、成长经济的追求所形成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环境的适应能力等。透过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企业成长涉及企业自身能力、经营规模、业务范围以及对环境的反应等。企业要获得持续成长就必须达到经营资源的最有效、最经济的积累、分配和利用。也就是需要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然而，随着企业管理实践的发展，企业经营的利益相关者正在朝着多极化变化。企业的成长壮大，不仅会影响到股东利益，而且会直接影响到经营者、员工、债权人、甚至政府等的利益。企业组织的制度结构规定和引导这些资源的流向和配置。国内外多数学者在企业组织形式既定的条件下，从管理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成长，寻找企业内部资源、营销、技术、对员工的激励等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但是企业的组织形式往往决定着这些因素的产生，并且企业组织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的组织形式又由各要素的产权结构来确定。比如控股权的多少就可定义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企业要持续发展，就需持续增长的要素产生。怎样找到培育这些要素，随机的办法肯定是不能解决的。要源源不断地得到企业成长的要素，尤其是非物质要素，这就需要产生一种机制。合理的机制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使用效率最高，投资回报最大。这个机制就是企业治理结构，包括企业治理结构本身和社会制度环境。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恰恰是本文所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