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不台察觉到这是进行决定性一击的大好时机，便指挥蒙古重装骑兵加入战斗。这些盔甲更厚重、武器装备更精良的骑兵向俄罗斯人袭来，俄罗斯的主力部队开始溃散逃跑，而蒙古轻装骑兵则反复向已溃散之敌开弓射箭。在一片混乱中，波罗维茨人和沃伦人惊恐地试图通过桥逃到迦勒迦河西岸。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刚刚抵达的加利奇人挤作一团，陷入混乱。在渡河地点无法撤退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蒙古重装骑兵无情攻击的目标。很快，加利奇人要么相互践踏，要么就惊恐万分地加入到了撤退的队伍中。
在把敌人压迫到中间以后，速不台下令他的属下塔什古儿和泰赤汗从左翼和右翼发动进攻。切尔尼柯夫军和基辅军已经到达，但为时已晚，无法挽救败局。切尔尼柯夫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基辅人试图用车辆和装备搭建临时防御工事来阻止蒙古人进攻的浪潮，但也只是徒劳。
一份当时关于这次战斗的记载揭示，钦察士兵们“失败后如此仓皇逃跑，以致他们把俄罗斯人的营地都踩在了自己的马蹄下。而俄罗斯部队根本没有时间组织反击。很快他们就陷入了混乱之中，接下来的就是可怕的屠杀”。
报复
据说，蒙古人的快速轻装骑兵对逃跑的俄罗斯人无情追击超过了96公里，使后者遭受了严重伤亡。进行防御的基辅士兵抵抗了两天，但最终无奈投降。
尽管“大胆”密赤思老得以逃生，但人们却记住了他抛弃其他大公逃生的可恶之处。蒙古人承诺过不会让任何一位投降大公的鲜血洒出来。有6位大公被俘，他们手脚被绑，上面压上了木板。蒙古人坐在上面吃喝，享受着胜利后的狂欢盛宴，而他们的俘虏则在木板下痛苦挣扎。尽管这些大公死状可怕，但是蒙古人却认为自己遵守了誓言，那就是：如果俄罗斯人投降，没有哪个王公的血会溅出来。
蒙古人在迦勒迦河战役中伤亡较少，而俄罗斯人则损失惨重，伤亡率估计高达50％。联军的失利加速了基辅罗斯不可挽回地分崩离析，而这也促使了在遥远北方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帝国的兴起。
蒙古人取得了胜利后，征服东欧和俄罗斯的广阔地区的门户已经打开。即使如此，在历时3年、跨越6400公里的作战之后，蒙古先锋部队转向东方，前去与成吉思汗的主力会合。在回师途中，者别显然是死于疾病。而当1227年成吉思汗本人也去世，要等到将近10年之后才会有一支蒙古军队在拔都汗（1205～1255年）的率领下再次来到西方去完成对中亚和欧洲的征服。
无法抗拒的战争机器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蒙古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征服了面积巨大的土地，无情地摧毁或征服了那些反抗者。蒙古的军事信条是对一个游牧民族非凡的组织形式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完美的结合。正是蒙古人生存下来的本质特性决定了他们在战斗中能够获得胜利。一位波斯作家描述了这些东方的勇猛战士：“他们的眼睛如此细，如此具有穿透力，好像是在黄铜色的面罩上穿了一个洞那样，而他们的汗臭味甚至让人更加恐怖……他们的胸膛，布满了虱子，看起来就好像是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长出来的芝麻一样。而他们的身体上也确实布满了这些虫子。”
不管外貌如何，蒙古人的作战能力却是无可否认的。一位阿拉伯作家是这样描述的，“他们有着狮子的勇气、猎狗的耐心、鹤的审慎、狐狸的狡猾、乌鸦的长远目光、狼的野性、斗鸡的热情、母鸡的保护意识、猫的敏捷和野猪的狂怒。”
在蒙古帝国席卷了13世纪大部分已知世界的浪潮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蒙古统帅能够运用他们所拥有的每一个优势，无论是战略优势还是战术优势。在西征作战中，突袭性、机动性和集中的火力是非常有效的因素，而他们的对手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组合，而只是局限于欧洲作战中的固定模式的经验上。
蒙古人的机动性就相当高，他们居住在被称为“蒙古包”的由木质结构并用毡子覆盖着的帐篷里，这些蒙古包可以快速地搭建和拆卸。他们居住在蒙古的高纬度地区，因而体内可能拥有更大数量的红细胞，这使得他们有更好的耐力。
根据《蒙古秘史》记载，在早晨空气清新的情况下，他们能够轻松地看见远至6～8公里的距离，甚至能够在29公里的距离上分辨出人和动物。据说，蒙古士兵是睡在马鞍上的，有时候可以每天行进97公里。他们在马背上成长，实际上是说他们在学会走路之前就学会了骑马。14～60岁的男人都要在军队中服役。
蒙古人在迦勒迦河取得了最初的优势后，轻装骑兵和弓箭手引导着重装骑兵，对已经溃不成军的俄罗斯人大开杀戒。重装骑兵身穿的是生丝织成的衣服，外面再罩上锁子甲，还有胸甲和铸铁头盔。他们的武器包括2张弓、1杆长度最少在3．7米的长枪、1个套索、1柄战斧、1柄短剑，这让他们在近战时异常凶猛，而他们的战马通常也有盔甲保护。
据罗萨比描述，在俄罗斯人溃退时，弓箭手、轻装骑兵和重装步兵一起追杀，并大量杀伤敌军。他说，这场战斗是成吉思汗创造的标准蒙古作战计划的一个极好例证。尽管成吉思汗死时，他的军队数量还未超过13万人，但是这支军队却组织有序并被编入了10支“万户”部队，然后再细分为更小的作战单位，以此类推。最小的分队为10名士兵，被称为“牌子”。而同样具有特色的是，蒙古军队被划分为3路大军，再加上成吉思汗的一支帝国卫队。卫队的人数从最初的大约150人发展到了超过1万人，其中包括400名弓箭手和1000名精良的贴身卫队。
向东扩张
在迦勒迦河里程碑式的胜利之后5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1215～1294年）实施了征服邻近日本列岛的远征。在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帝国开始了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皇位之争。在他的许多儿子中最著名的有4人，分别是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术赤的儿子拔都汗统治着位于东欧的金帐汗国，成吉思汗的既定继承人窝阔台则在蒙古和中国北方拥有王廷。察合台统治着中亚。拖雷的儿子蒙哥汗在13世纪中叶时期短暂地统治着统一的蒙古帝国，而他的另一个儿子旭烈兀则开创了位于波斯的伊儿汗国。拖雷的二儿子忽必烈则创建了中国的元朝并把统治中心放在北京。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为争夺蒙哥汗的继承权而展开了斗争，这也促成了蒙古帝国最终的分裂。
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宣布继位于蒙哥汗，接下来是3年的战争，而当忽必烈占据上风后，他无情地镇压了汉族的反叛。与此同时，其他的汗国也纷纷建立。作为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只是在1279年征服了宋朝之后，忽必烈才得以把蒙古的统治扩展到了最大程度。在这个时期，忽必烈的部队在试图征服今天的越南、缅甸、印尼和日本的过程中却遭到削弱。
转向日本
忽必烈在统治初期，试图用强硬态度迫使日本接受蒙古的主宰，但两次派出的使团均以失败告终。面对威胁，日本人加固了九州的防御，因为这里是靠近蒙古位于朝鲜半岛领地最近、最容易被入侵的地方。当时日本统治的镰仓幕府下令位于九州的领主们必须返回领地，并在西面集结起军队。忽必烈迫不及待地想最早于1268年就开始对日本的战争，但是直到1273年远征才真正开始，但这支远征军甚至还没到达日本就被迫折回朝鲜了。一年之后，蒙古人集结起了一支估计有900只船，可以搭载2．3万名蒙古、朝鲜、汉族士兵的舰队。指挥舰队的是蒙古将军忽尔都和朝鲜统帅金方庆。
忽必烈的舰队于1274年10月从釜山附近出航，驶过了今天被称为对马海峡的177公里水域。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岛和壹岐岛被占领。接着，11月19日，蒙古军队抵达了位于今天福冈附近的博多港。据说，日本集结的部队人数相对较少，大约有6000人，包括武士还有被称为“御家人”的幕府将军的其他士兵。在航行中，蒙古人已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和风浪的颠簸。但是，他们在登陆的时候还是占据了主动权。
文永战役（1274年）
1274年11月20日的文永战役，又称为博多湾战役，是蒙古人和日本军队的第一次交锋。随着战斗的发展，蒙古人在战术上很快就显示出优于日本。蒙古人在作战时的步兵阵形，类似于古希腊方阵的紧密队形，而且他们在还有一定距离时就反复地用真正急风暴雨般的利箭射向日本人。
多年来，在日本织锦上所描绘的这次战斗的一个情景一直让历史学家争论不休。按照推测，蒙古船只上的朝鲜水手们是用初级的弩砲，把中空的炸弹或是填满了霰弹的物体投向日军。最近，考古工作已经证实确实有这种武器存在，而且可能是日本人遭受的第一次火药攻击。毫无疑问，日本人被这种武器给惊呆了，而他们的战马也吓坏了。
蒙古人运用了新技术，而且在作战时更像是一支具有整体性的部队。日本武士们根本不熟悉这样的战术。按照武士的信条，一个勇士应与和他军阶相等的人单独交战。而且，此时距离日本领土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已经至少过去50年了。日本的军事统帅们对于如此大规模的作战没有经验，而迫切需要的增援在赶往战场时也非常迟缓。
作家斯蒂芬·特恩布尔在叙述蒙古人在文永战役中的优势时写到：“关于蒙古在1274年对日本的第一次入侵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见蒙古人是如何把海上和陆上行动用我们可以称为‘两栖作战’的方式结合起来。当蒙古船只驶近海岸时，牵引式投石机用铁壳炸弹发动‘海岸轰炸’。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经受火药武器的进攻，它给一位武士领袖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委托别人在画卷里精心描绘了一幅当时情况的图画。这种霰弹式炸弹武器的特点在画中显露无遗。当蒙古人登陆后，他们以紧密的方阵徒步战斗，射出阵阵密集的利箭。由于这和日本传统的、更注重单人战斗的作战方式有着很大的反差，这样的细节描述无疑对日本人的叙述是一个补充。当然，在随后的时间里，日本人在肉搏战中并不示弱。”
无疑，武士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给入侵者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其中一个武士竹前末长迫切希望加入战斗，通过英勇作战以提高他自己的荣誉和声望。在面对这些蒙古劫掠者时，他却被要求退却，等待进一步命令，据说他大声呼喊，“等待将军只会让我们在战斗中迟到。在所有的勇士之中，我，末长，将是从肥后第一个开始战斗的”。
面对着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日本人退却到了九州首府太宰府进行防御。蒙古人焚毁了博多城并大肆劫掠他们能找到的一切战利品。然而，蒙古人意识到下一座山后也许就有敌人的增援，而且他们对于周围地形并不熟悉，因而并没有追击退却的日军。当天逐渐变黑之后，虽然具体伤亡的数字并不清楚，但无疑双方都遭受到了巨大伤亡。
前进和撤退
一场孕育暴风雨的乌云开始聚集，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人决定从九州岛撤出。关于这个决定，有着种种理论和推测。一些历史学家认定蒙古人的入侵原本只是一次武力侦察，而撤退原本就是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认为蒙古人的撤退只是他们运用战略性撤退的另一次尝试罢了。而还有一部分人则认为，那些操纵舰队船只的朝鲜水手们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很担忧，希望可以尽快离开，而不是被困在敌人的海边。
不管撤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蒙古舰队的宿命已经到来。台风猛烈击打着船只，三分之一的船只直接倾覆或沉没。估计在风暴中丧命的人数高达13500人。而自负的忽必烈也许要承担这次灾难的部分责任。正是因为他心情十分迫切，所以才下令快速建造舰队，并用一切可用的船只来增加舰队的规模。
很显然，舰队中的许多船只原本就是用于江河和内陆水域的，根本不适合远洋航行。在起伏不定的大海中，那些平底龙骨船要比弯曲龙骨的船只更容易倾覆。
更糟糕的是，由被征服的朝鲜人建造的那些船，很可能是他们刻意造得质量很差。通过这样一种精心但却高效的破坏方式，朝鲜人让蒙古人根本就没有坚固的船只可用。
神风
文永战役后，舰队的巨大损失对忽必烈的声望是一个打击，但是就像之前的其他蒙古统治者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是失败。到1281年春，他又集结起了另一支入侵舰队。这次有超过10万士兵和12500艘船。此时，日本人也早已加固了他们的防御，并在博多附近修建了超过19公里长的一道石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