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对中国发动了许多次侵略，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他们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他们直接管理的地方，这些地方就成了所谓的“租界”。
英国首先引用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八月《中英虎门条约》关于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规定，在1845年诱骗上海官吏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确定了英人租地办法，在中国的神圣领土上建立了第一个租界。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租界的界址不断扩张，租界的数目日益增多。英、美、法、德、俄、日等国，曾先后在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等地设立了租界。因为英国人首先引用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是“租界”的始作俑者。
英国第一任驻沪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时，并没有受到他所期望的热情接待，甚至未能找到下榻的地方。不得已，只好回到船上住了一夜。
第二天，巴富尔拜访了上海的中国官员，提出了在城内租房居住的要求。那时，清朝的官员既害怕洋人，又讨厌洋人，不愿意让他们住进城里来滋事，便推说居民住房紧张，没法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后来，巴富尔终于以月租400银元的代价，租到了一幢有50多间居室的楼房。从此，他才在上海落了脚。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抵都是采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住房问题。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签订的《虎门条约》，对英国人来华后的居住问题作了规定，允许他们携家属来通商口岸居留。至于住房问题，由英国驻各地通商口岸领事与当地官员协商办理。
即使在当时，由英方拟出条款，逼迫清政府签字的不平等条约中，正式确定的事项也只有外国人可以租借民房或租 地建房，并没有赋予外国人建立租界的权利。
这种非法活动开始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十一月二日。这天，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胁迫清朝苏松太道台宫慕久签订《上海租地章程》，把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黄浦江以西、路边（今河南路）以东的约830亩土地作为英国人租借居留的地段，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英租界”；以后又扩展到了苏州河边，总面积达2820亩，称为“公共租界”。章程还规定，这些土地，他们可以无限期租用，中国方面无权中止租借。
当时，滞留上海的英国人总共才25人，占用的土地，已经远远超过租赁土地建房居住的需要。尽管这样，这份章程也并没有规定租界的管理权和司法权都属于承租一方。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六月十四日，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趁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擅改原订的《上海租地章程》，拟出《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公布，事后移文通知上海道台。《章程》共14款，规定在租界内设置巡捕、征集税收，并成立工部局（外国人设在租界上的行政机构）。这个章程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使租界成了“国中之国”。
上海城区附近交通最便利、地理位置最重要的苏州河两岸地区，几乎完全落到了外国人手中，成了他们的所谓租借地。他们以此为据点，收罗社会渣滓，培养买办洋奴，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倾销剩余商品，掠夺工业原料，干尽了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
外国的流氓无赖窜到中国后，依靠租界当局的势力，在黄浦江岸的百老汇路开了一个酒店，公开出卖走私进口的洋酒，还用娼妓和舞女招徕顾客，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青年堕入火坑。很多人酒醉后被绑架到早已停泊在黄浦江的外国轮船上，运往美洲当奴隶出卖，被称为“猪猡”。有时候，外国人口贩子还勾结地痞恶棍，公开掳掠单身外出的行人。有些人受不住饥饿和虐待，在途中生了重病，丧心病狂的人贩子便把他们扔进海里。如果有怨言，就施以重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吊在船桅上开枪射击，吓唬其他中国人。
当时，人们愤怒地把那些贩卖华工的船只称做“浮动地狱”。它们的后台就是租界里的外国领事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传教士。
贩卖“华工”的罪恶行径，曾经不止一次地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十月，厦门群众1500多人奋然而起，袭击了当地从事掠卖人口的英国泰记洋行和合记洋行。在上海，一艘名叫“吉尔楚得号”的轮船上，装着一批被拐骗的“华工”，准备运往美洲出卖，其中有40多人因无法忍受虐待投水自尽。这事激怒了上海群众，他们涌进法国领事的住宅和附近的几座教堂，查出了尚待启运的人口，并由他们指认出了两名血腥的英国人口贩子。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了一名。那时，窃据上海江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出面，为人口贩子开脱罪责，也遭到了一顿痛打。
英国殖民者还以兴办慈善事业为幌子，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掠夺。
原来，上海市靠近黄浦江的苏州河一段水面没有架桥，只有几个渡口供行人通过。后来，一个叫韦尔斯的英国“慈善家”在“外摆渡”的河上修建了一座木桥，过往的中国行人便得向他交纳“过桥费”。一收就是多年，中国人民苦不堪言，联名向工部局控诉。工部局先用欺骗和谎言搪塞，后来不闻不问。这个桥后来称为“外白渡桥”。
传教士们兴建的慈善事业，还有医院和孤儿院。
在上海，一伙面善心毒的传教士，在外滩办了一所“公济医院”。他们凭借从中国政府手中攫取的特权，拆毁了医院四周的民房，赶走了那里的中国居民，建立了所谓的“公济医院”。它实际上只“济”那些外国居民和为他们效劳的洋奴，而把普通的中国人拒之门外。在徐家汇附近，有一所由外国传教士兴办的孤儿院。那些被诱骗来的中国儿童，不仅得不到他们所标榜的“精心照顾”，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得不到保证，甚至还被当成廉价的劳动力，被迫从事力所不及的繁重劳动，经常遭到管教人员的毒打。许多人经受不住残酷的折磨，患了重病。他们还在痛苦挣扎的时候，就被抬出去活埋了。
被称为“国中之国”的租界，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没有两样，侵略者利用租界的种种特权，干尽了坏事。它是藏垢纳污之所，是外国侵略者制造罪恶的人肉作坊。
租界的外国人还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诉讼案件，如外国人为原告，中国人为被告，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审判；如外国人为被告，中国人为原告，则由有关外国领事法庭按其本国法律审判。外国人和外国人的案件，由有关外国领事审判，中国无权过问。实际上，各国领事并不一定会按其本国法律审判，往往重罪轻判或轻罪不判，形成包庇。因此，在租界上犯罪的外国人大多逍遥法外。在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xiè）（帝国主义强行设立的审判机关），外国领事甚至对纯属中国人之间的案件也出庭会审，操纵案件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