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中国城市雕塑的兴起
随着清末腐朽政治的衰落，鸦片战争的炮火彻底打破了中国王权政治的权威。西方意识形态不可逆转地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租借地冶、开放口岸的争夺，西方侵略者在中华土地上开始了一轮城市建设时期。就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冶的上海而言，西方殖民者兴建了诸如《巴夏礼铜像》、《卜罗德铜像》、《赫德铜像》以及《马嘉礼纪念碑》、《伊尔底司纪念碑》等纪念性雕塑及一些建筑装饰雕塑。具体情况如下：1901年(清光绪27年)，德商培高洋行设计的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外滩落成。设计者在其入口门廊两旁安放了一对青铜人物坐像，在其正面壁柱装饰有人面浮雕，这应该是我国具有现代城市雕塑意味的建筑装饰雕塑早期作品之一。1911年(清宣统二年)，法租界公董局为纪念在上海上空作飞翔表演而失事丧生的法国飞行员环龙，于上海顾家宅公园(俗称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内建立环龙碑，碑上置有环龙的青铜头像，碑面刻有“君为在中国第一次飞行家，奋勇死义，实增法国光荣冶字样。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中英官商合办在上海外滩江北海关署对马路的江边绿地建立《赫德铜像》，以纪念他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48年之久。
北碑刻有健步在地球上的男子，象征其在中国创办新式邮政，南碑刻举灯女子面向大海，表示其在职期间主持建设沿海灯塔。这些城市雕塑作品无论是设计目的、创作风格还是创作者、纪念主题都不能将之纳入中国城市雕塑范畴之中，只能看作是西方殖民者将西方城市雕塑在中国土地上的简单移植。从另一方面看，由于西方城市意识的侵入，中国城市规划打破了原有的封建机制下的封闭形态，开始接纳西方现代社会的城市因素。现代交通、洋行、公园及其他公共设施已经渐渐成为国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封建城市闭关自守的格局打破为城市雕塑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地域上的可能性。
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城市雕塑才真正进入属于自己的发展轨迹。一批有志青年东渡扶桑，西涉重洋学习雕塑，回国后打开了中国雕塑艺术的新的面貌。在理论上，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其中就涉及怎样用布置在城市中的雕塑来美育心灵，其1922年论文《美育实施的方法》中指出：“道路交叉的点，必须留一空场，造喷泉、花畦、雕刻品等。”其后为商务印书馆《教育大辞书》所撰《美育》条目中又再次提出：“次为街道之布置，……陈列美术品，如名人造像，或神话、故事之雕刻等。……要之美育之道，不达到市乡悉为美化，则虽学校、家庭尽力推行，而其所受环境之恶影响，终为阻力；故不可不以美化市乡为最重要之工作也。”在这一时间段里，由于国力贫弱、战争频仍等原因，城市雕塑大多以纪念性的雕像为主，比较突出的有《詹天佑像》(1922年)、《欧战纪念碑》(1924年)、《陈英士烈士骑马铜像》、《黄兴铜像》(20世纪30年代初)、《孙中山总理铜像》等。1924年2月16日上海外滩建造《欧战纪念碑·和平女神像》，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外国侨民回国参展的死难者而建。碑顶是展开两翅并低首抚慰悲伤中的母子的和平女神像，这尊纪念碑曾经一度是上海的标志。另外，时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的留法艺术家李金发为上海南京大戏院门楣创作了12米长的巨型浮雕，其首开先河大胆地运用裸体等西方的创作手法，成为中国装饰性城市雕塑最有影响力的开山之作。总的来说，至新中国成立的半个多世纪里，城市雕塑创作惨淡经营，与中华民族这半个世纪历史的风雨飘相对应。作为城市雕塑兴建的决策主体政府部门经常改换门庭，疲于战乱，所以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在城市雕塑建设上花气力和代价。1934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孙中山纪念像征集活动，虽然首开这一时期雕塑的政府主导行为的先河，但其后再也未能有这样的行为延续。从作品面貌来看，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作品风格单一，纪念性主题明确，有着明显的西方城市雕塑传统的影子。
第三节建国后的中国城市雕塑
1949年无产阶级政权在中国大地上确立，城市雕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中国的成立，对中国雕塑的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因为新中国需要用雕塑来歌颂其形象，肯定其合法性，宣扬其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所以国家开始以特殊的方式来赞助雕塑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本身就说明，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个新的政权、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需要重新书写历史、为其合法性进行理论与形象的阐释。从整体上来讲，人民英雄纪念碑属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历史重新评价的一部分。但是在雕塑这样一个领域里来评价历史，应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确定的艺术作品，并且是由国家直接赞助和领导的。”1956年，文化部又决定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国雕塑工厂，属文化部领导。1958年，正式成立中国雕塑工厂。在这样一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苏联的城市雕塑建设方法对当时中国政权的决策影响力。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1918年4月14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便公布了由列宁签署的《纪念碑宣传法令》，提出要有计划地建立一系列革命领袖人物和在历史上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物的纪念碑，六十六座纪念碑名单由列宁草拟。这样的一个国家行政指导下的大规模城市雕塑建设计划在我国建国后得到了借鉴和使用，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便是人民英雄碑碑体浮雕的建设和与十大建筑物配套的大型组雕。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体浮雕的建设代表着当时中国城市雕塑设计艺术的最高水准。王朝闻先生评价它是“纪念性与创造性的对立统一；雕塑形象的生动性与概括性的对立统一；吸收外国优良经验与坚持中华民族艺术风格的对立统-；爱国主义与反对因循守旧的对立统一冶。它是中国城市雕塑史里程碑式的作品。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全国农业展览馆创作的《庆丰收》也以其强烈的民族风格成为这一时期城市雕塑创作的杰出典范。
“文革”十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时刻，城市雕塑一样处于沉疴不复的境地。一批优秀的雕塑家被当成牛鬼蛇神打倒，雕塑系被迫关闭，许多城市雕塑也被拉倒换上超人式的领袖像。政治决定了一切。城市雕塑创作从开国初期的兴盛跌入低谷。此间虽然也有一些堪称优秀的大型城市雕塑出现，如沈阳红旗广场的《胜利向前》等，但总的来说，这些雕塑作品和样板戏一样都是政治命题的产物，都具有统一的整体固定布局，格式化的人物形象，一致性的雕塑手法。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严重缺乏艺术创造性，绝大多数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混乱局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期文艺路线为城市雕塑的建设打开了新的格局。1982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下，由我国着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牵头成立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冶和“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冶，结束了长期以来城市雕塑建设的无序状态。这两个机构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城市雕塑的规划建设及规范领导作出了巨大的成绩。1984年刘开渠主持召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城市雕塑的规划会议，同年，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中国美协共同合作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此后中国城市雕塑建设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城市雕塑也不仅仅用于纪念性的主题，一大批体现城市历史，美化城市环境的优秀城市雕塑相继出现。1987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了全国城市雕塑优秀作品评选，为城市雕塑设计创作建立标杆。1993年针对城市雕塑建设中出现的管理混乱问题，文化部、建设部联合颁布了《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对城市雕塑进行了法规上的约束。至此，中国城市雕塑完成了从无序到有序，从创作主体松散到政府宏观约束的历史过程。
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城市雕塑呈现出更加繁荣、多元化的景象。创作主题、创作样式极大范围的拓展，创作水平整体提高，创作主体多元化迹象明显，在资金投入、管理形式上也出现多种途径并行的良性发展势头。另一方面，由于对外交流的频繁，作为决策主体的政府管理人员有机会走出国门，了解和接受国外城市环境艺术的成功经验，为城市雕塑的创新建设工作扫清了一部分行政障碍。在这样的契机下，全国各地都出现大批优秀的城市雕塑作品。
然而，在大规模建设的同时，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现象对城市雕塑影响至深，“菜雕冶、“城雕垃圾冶这样名词的频繁出现为今后城市雕塑的进一步发展罩上了阴霾。甚为可悲的是，某些雕塑甚至成为民众调侃的对象。
从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有别于他国的城市雕塑发展路线，但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休戚相关。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雕塑艺术在城市环境中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他们将雕塑应用在威严肃穆的陵墓建筑，以期来世的随葬品以及利于统治的宗教信仰当中，所以造成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在这几个领域的辉煌成就。建国以后，在政府主导意志中，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宣传政治，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的空前繁荣，西方公共艺术概念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城市雕塑的艺术创新和形式材料的多元化发展，而部分有识之士对城市雕塑民族特色问题的提出，又将促进城市雕塑向历史人文深度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