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适意洒脱的人生哲学
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禅宗的人生论与印度佛教的人生论大相径庭。在佛祖释迦牟尼那里，佛教所宣扬的是一种禁欲主义人生哲学。他用“四谛”阐释人生的种种现象。首先是“苦”谛。人生就是无边无际的苦难：生也苦，死也苦，饥也苦，饱也苦，与人交往应酬苦，无人来往寂寞苦。
推究苦的原因，是有烦恼业因。所以，其次是“集”谛，即烦恼业因。“我为什么会有烦恼？”这是因为有身、口、鼻、眼、意方面的欲望，统称“五欲”。求之不得，烦恼即生。怎么办呢？释迦牟尼又提出第三谛，即“灭”谛。人活着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只有使之“寂灭”，既不看它，也不想它，甘守澹泊清苦，才有可能去除烦恼。但种种欲望的诱惑力毕竟很大，所以佛教想了种种方法，如禅学方法之一就是调息入定、平息欲念，如果定不下心来，就作不净观，即看到美食佳肴，就把它想成狗屎猪粪；看到美色佳人，就视之为魔鬼骷髅；看到金银财宝，就把它想成瓦砾石块；看到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林林总总，就把一切看为子虚乌有、过眼烟云。即使如此，也还没有修到来世的福，所以还有第四谛，即“道”谛。为修来世之福，人要堕入空门修行，达到脱离一切烦恼、自由无碍的“涅盘”境界。这是一种消极痛苦的人生哲学。
禅宗由于提倡“本心即佛”、“见性成佛”，所以在修佛的途径上，一扫以往的烦琐形式，解脱一切外在羁绊，既不讲苦行，也不讲坐禅，更不要读经。因为既然本心即佛，那么只要尊重自己的心就行，一切外在束缚和清规戒律都是多余的。着名禅宗传人神会说：了性即知当解脱，何劳端坐作功夫。
佛教一贯要求人们禁欲、苦行、坐禅、念佛，乃是为了解脱人身上的罪孽，以祈求来世的幸福。然而禅宗却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束缚，也用不着去解脱它。正如大珠禅师所说的“本自无缚，不用求解”。因为“本来无一物”，人的本心清静澹泊、无欲无念，与佛性毫无差别，今生来生，罪孽功德，都是一念之动，一心之化，只要顿悟了“即心是佛”的道理，便可扫除一切外在幻象。这样“要行即行，要坐即坐”，“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得之于心，则世间粗言细语皆是教外别传禅旨”。因此，禅僧比过去的佛教徒更推崇“自然”与“本色”，他们四处寻找幽胜境地，在大自然中陶冶禅性。着名禅僧玄觉的《永嘉证道歌》写道：入深山，住兰谷，岑岭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阗寂安居实潇洒。
“我心是佛——我心清静——依心行动——适意自然”，这种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生活情趣的极为精致的结合，是一个脉络清晰、十分自然的逻辑发展过程，在慧能、神会以后，几乎每一位禅宗大师都是如此，反映出他们最终所追求的是一种以自我精神上的解脱为核心的适意澹泊、幽深清远的生活情趣和人生哲学。
五、简评
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学，从佛教自身发展来看，有其形成的必然性。它是在印度禅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株结着无花果的智慧树，它虽植根于印度禅学，却融会了印度佛教其他方面的种种理论，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庄思想、魏晋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精致世界观理论，又具有与世界观相契合的解脱方式和认识方法的宗教流派。它是印度禅学的深化和发展，是印度禅学的中国变种。它在批判与否定唐代烦琐经院神学的基础上，使中国佛教面目一新，把“般若”的绝对超越性还俗为“运水搬柴”的生活琐事，使出世的宗教被改造为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顺从世俗的宗教，因而是印度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碰撞的产物。
禅宗在隋唐之际产生，不仅标志着中国化佛学的成熟，也是当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反映。当时的佛教宗派，在优厚的寺院经济支持下，得以广泛传播，但其自身开始出现转化。佛教僧侣逐步成为世袭性的僧侣贵族，其生活作风也更加接近世俗封建贵族而走向奢侈、腐化、享乐的道路；其学术作风从着重于对佛教经典的章句解释而转向经院学派式的钻研。在这种背景下，佛教内部出现了以慧能为代表的出身下层人家、没有太多文化知识的宗教领袖，他们在生活作风上吃苦耐劳，不主张履行烦琐的宗教仪式，反对背诵浩如烟海的佛经，不主张累世修行才能成佛，也不要大量的布施，他们强调只要凭借个人主观信仰和良心，即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反映出禅宗对传统佛教的不满与背叛，反对掌权僧侣对佛教的垄断，代表着庶族地主、下层僧侣和在寺院经济压迫下破产农民的利益。但在唐代中期以至宋代，随着士族的没落和庶族的强大，禅宗逐渐成为统治者信奉和支持的宗教。
就世界观和哲学性质来说，禅宗显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它强调世界本体和世界上一切现实存在——“法”本身并不存在，而是依赖于“心”才产生和存在的，只有精神性的世界即“心”才是第一性和永恒、真实的。在禅宗看来，“心”，即个人意志，是高于一切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它的成佛论——“顿悟”学说中得到进一步论证和加强。
禅宗的“顿悟成佛”说既是一种宗教修养方法，又是一种哲学认识论。因为它极力反对坐禅、渐修，主张用“心”瞬间了悟佛境，这本身就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成佛途径，同时更深刻地反映出其认识论思想。所谓“顿悟”实际上是意识的升华，求得一种空灵澄澈的心境，达到无物无我的状态，这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但又如日本禅宗研究者铃木大拙所分析的那样，它是有着一定的禅宗理论与实践和对禅宗终极目的不断思索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凭空而神秘地产生的。禅宗提倡“顿悟”，这与它一向强调“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传承方法是一致的。他们否定语言文字对思维内容的表达能力，因为他们在直觉观照中的非理性思维往往是飘忽不定、难以捕捉的，这种思维一旦用语言与形象固定下来，它的内涵就顿时狭窄贫乏，同时会使禅僧执着于外在的概念、逻辑与形象而难以顿悟本来的真义。所以慧能以来的禅学，虽然从表面上废除了禅定的修行方式，而实质上却扩展了禅宗的修行范围。它要人们从思想上、从根本的主观认识上建立对佛的信念，如果能从思想意识上、从世界观上达到否认客观现实的目的，又何必一定要用禅定的方法呢？所以它是把认识论作为建立其宗教世界观的途径，通过对佛教顿悟的解说，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得到了论证和加强，从而把世界观、修养方法和认识论统一起来。
就禅宗的人生哲学来看，它强调一旦了悟真义，人就可以放开手脚；一切外来的束缚如崇拜偶像、研读经典都是对本心的桎梏，所以它反对禁欲苦行，从而反映出一种适意自然的人生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和褒扬了人的个性意识、个性自由。然而，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的束缚，缺乏个性自由生长的土壤，所以禅宗这种对个性的开发毕竟是十分有限的。从本质上来看，它依然不主张人们与现实世界的不合理作抗争，也不要人们从超现实中寻求解脱，而要人们保持澹泊清净、与世无争、躲避退让。这一点与早期佛教学说是一致的，只不过它把早期佛教主张的以静坐独处、退隐山林等摆脱痛苦烦恼的方式改造为自我的内心解脱罢了。因为痛苦的根源是由于自己的认识错误，是“心”所造成的，只要使本心清静，就可以立即得到解脱。所以，禅宗培养的是人们逆来顺受的奴化性格，它所说的思想解脱，恰恰是它对人们的思想束缚，以及对人心的麻痹。这是它人生哲学的主要方面，也是它首先作为宗教，其次才是哲学的本质所在。
思考题
1.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如何？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扎根？你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2.如何看待禅宗的“顿悟成佛”论？
3.如何看待禅宗所追求的人生境界？
4.禅宗的“二入”、“四行”是什么？
5.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什么？
6.大小乘佛教的区别是什么？
7.佛教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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