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NSC的成立预示着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从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发展改革体制，改为以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为主的经济发展为辅的新决策体系。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对于国家安全的把握不再是条块分割，将避免部门间不通气、不沟通、不协调甚至扯皮推诿的现象，有效整合各部门力量，提升外交与安全决策协调和实施能力，树立国家安全一盘棋意识，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聚焦高度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综合性和紧迫性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强调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协调性，成为在中央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专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外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为国家安全发展制定长远的顶层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体系也将由此全面升级。
日本版“NSC”首会针对中国
2013年6月，安倍内阁正式决定设立日本版“NSC”（国家安全委员会，日语叫作“国家安全保障会议”）。2013年10月7日，随着“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NSC）”法案通过国会众议院审议，安倍全力推行的意图渐渐明朗。NSC的领导决策机制如下：最上层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安倍；次之是与首相组成“四大臣会议”决策层的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此后依次是内阁官房副长官、国家安全保障局。
国家安全保障局目前大约由60名官员组成，实行垂直领导机制：最上层是局长，次之是局次长若干名，分别由外务、防卫系统官员担任，然后是审议官若干名，分别由外务、防卫、自卫系统官员担任，最后是由综合、战略、情报、同盟与友好国家、中国与朝鲜、其他地区六个组成部门。
其中综合、战略及其他等三个部门的主官由防卫系统官员担任，情报部门的主官由警察系统官员出任，同盟与友好国家、中国与朝鲜两个部门的主官由外务系统官员担任。据此，安倍的NSC构想对于日本军事系统的倚重可见一斑。
其实，安倍所推进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新机构，早在1954年，日本首次制定“防卫厅设置法”的时候，就规定政府可以设立“国防会议”。1956年正式设立“国防会议”后，还在总理府设立了这个机构的办事机关“国防会议事务局”，这应该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起源。到了1986年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日本把“国防会议”改为“安全保障会议”。新设的“安全保障会议”由首相和相关大臣参加，主要由总务、外务、防卫、国土、财务、经济产业大臣以及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和内阁官房长官构成，首相是议长。
会议主要讨论有关国防基本方针、防卫计划大纲和其他与国防有关的问题。自卫队的最高领导人统合幕僚长不是会议成员，但是可以参加会议陈述意见。
2006年，安倍第一次任首相期间，为了加强首相官邸的权限，他设想参照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把日本的“安全保障会议”改名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这就是所谓的日本版“NSC”。日本在野党普遍认为，战后日本并不适合设立这样的机构，他们反对安倍的激进主张，不想让邻国回想起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认为日本应该继续执行低调的防卫政策。甚至在自民党内，安倍也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最后，安倍提出的这个法案没有获得国会批准。后来福田康夫上台后撤销了这个决定，理由是现有的“安全保障会议”已经足够了。
如今，安倍第二次执政，推行“积极和平主义”，内容包括修改宪法，修改内阁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解释，试图把日本自卫队派出去参加武力行动，目的在于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在此背景下，安倍再次提出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问题。安倍提出的这个构想，与以前的“安全保障会议”有一些区别，主要表现在，权力进一步集中，新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主要支柱是“四大臣会议”及其制度化，即首相、外相、防卫大臣和官房长官四巨头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有关日本外交与安全的重大问题。可见，安倍主导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虽然与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设立的“安全保障会议”只有两个字之差，但是安倍的目的在于强化首相官邸在外交和国防政策制定方面的权力，尤其是克服了以前政府各部门之间互相牵制、争权夺利的弊端，使日本外交、国防问题的决策更进一步集中到首相官邸统一指挥之下。
日本版“NSC”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就是日本的情报收集能力将大幅度提高和加强。新设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获得与分析情报，首相官邸对情报的掌握和分析尤为重要。本来，日本政府内部一直设有“内阁情报调查室”，它一向被称为是日本版“CIA”，由日本警察厅主导，构成人员也多数属于警察厅，其主要任务是收集国内情报，而且还常常与防卫省、外务省的情报部门发生摩擦，条块分割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它只是内阁下设的一个调查室，缺乏协调能力。
安倍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目的就在于加强对国外情报的分析，特别是强化首相官邸对情报的掌握、集中与协调。安倍称，日本的外交与安全保障的司令塔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为了保证这个机构能够准确判断形势，必须依赖高质量的情报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和做出正确的决断。
2013年12月4日下午，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司令塔——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首次会议。会议集中分析了如何对应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和朝鲜高层人事变动问题。
日本NHK报道说，安倍政府计划在2014年初设立其事务局——“国家安全保障局”（简称“国家安保局”），包括：总括、战略、情报、同盟友好国、中国·朝鲜和其他地区6个部门。“总括”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工作，被列为各部门之首；“战略”部门负责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制定；“情报”部门负责对外交防卫领域的情报进行汇总分析；而“中国·朝鲜”部门则是唯一指明专门应对中朝两国的部门，这个部门主要是负责研究和把握中国与朝鲜的军事动向。NHK 指出，强化与防卫省的合作是日本“国家安保局”的一大特点。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指出，“中国·朝鲜”部门的设立更加露骨和直白地显露了安倍对中国和朝鲜的对抗姿态。此外，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安保局”将作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秘书处来开展工作，如此核心的部门，安倍决定由内阁官房参事谷内正太郎出任“国家安保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一直跟随安倍，是安倍信任的嫡系，其在外交和安保问题上的态度也与安倍比较接近，赞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在对外态度上也显得非常强硬。
中美NSC相似但不相同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是从此次三中全会公报中才开始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名词，网络上有不少人将其混同于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一个级别更高的国家情报机关，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仿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机构，也有观点认为此前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已经等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因此并不需要再设立新的架构去重复建设等。
从专家分析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与国际同类机构有相似之处：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划定国家安全红线；整合国家的有效资源，协调各方力量，积极维护国家安全，推进相关对外政策；全面升级中国思想库和智囊团体系加强其参谋作用；在国家安全应急反应中扮演重要角色，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速度；高度关注反恐、应对网络安全和周边安全，制定完整相应的有效措施等。以此而论，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专家指出，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能会借鉴美国的一些有益经验，但不会照抄照搬，而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模式。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曾经在提案中设想，该机构应由国家主要领导人领衔，包含军事、安全、公安、外交、经济、金融各方的大安全体系，其结构将是“小核心，大外围”，即核心机构精干、权威，但辐射面广，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安全”是指传统安全，也就是中国应对外部威胁、外敌入侵时的国防安全。与传统安全相对应的是“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涉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恐怖主义等。相比之下，传统安全概念相对单纯，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则不断扩展。按照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的表述，这是一种大安全。在安全领域空间变化和拓展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更好地统筹维护国家安全。不言而喻，这里所谓的安全是广义的安全。
在这种理解范畴内，安全涉及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应该进来。按照其重要性，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应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担任。
从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体系并无太大关系。属于中共中央的核心机构，这个机构显然不应该和过去的常委决策机制产生冲突。外媒分析称，在常设机构中，该委员会将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五大国家机构。成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内容之一，也许是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该委员会把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扩大，将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一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成为总管军队、公安、外交、情报领域的强有力的机构。
在中国国家机构体系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是一个统筹内外、协调各方的高层次国家安全机构，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层次高、范围广、能力强的国家安全系统，标志着中国步入以顶层设计开辟中国大安全格局的新阶段。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赵可金认为，顶层设计开辟中国大安全格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场事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系统工程，必须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着眼于建立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涉外各部门牢固树立外交一盘棋意识，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有力改进和加强了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
要统筹内外，转变内外有别的传统安全观念，确立国际国内一盘棋的战略思想，将国防、外交、情报、公安、经济、社会、科技、舆论等众多领域的安全资源整合起来，主动将中国发展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巩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战略基础。
要统筹部际，转变部门分立的部门主义观念，把所有参与外事的行为体纳入国家安全共同体，合理划分职能权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遵循“统筹协调、规划部署、指导检查、形成合力”的方针，构建中央统一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综合协调、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大安全”格局。
要统筹央地，转变安全事务专属中央的观念，充分调动地方服务国家安全的积极性，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一规划和部署下，引导地方合理有序参与国家安全事务，尤其是在海洋、海外事务上，地方要根据本地在国家安全整体战略布局中的任务，将自身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安全和发展战略之中。
要统筹官民，突破“官民分离”的安全思维，转变政府保卫安全的片面安全观，探索“官民结合”新平台。尤其是加强和完善党对安全事务的领导，积极思考拓展社会组织体系以改善党的领导的新办法，营造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民参与的立体安全格局。
但也有分析认为，从客观条件上来看，在中国未曾出现法理意义上的情报总管之前，国安会未必能完全发挥其预期的作用。美国1947年成立NSC之后，直到里根政府后期NSC的工作模式才算发展成熟。
中国的国安会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段时间，现在对其作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亮相，首提国家安全11大关键词
自2014年4月9日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视察、调研军警部队，整整一周时间内三次重点强调“国家安全”。先是4月9日上午，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郊的武警特种警察学院。他观看了反恐课目训练演示，详细询问了特战队员教学训练和生活情况，并且为“猎鹰突击队”授旗。在视察过程中，习近平强调，武警部队作为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要坚决有力打击各种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习近平勉励特战队员，要保持高度戒备，真正成为特战精英、反恐尖兵，努力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反恐特战劲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