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过一段时间的众声喧哗之后，精明的文化商人们渐渐悟出了这场争论的实质，也开始明白了游戏的规则。这是在国家文化体制的监督下，制片方的利润追逐与大众怀旧消费的双向互动，前者看中的是“红色经典”这块金字招牌的免费广告效应和巨大的“注意力经济”，而后者则是通过改编作品重温逝去的岁月和激情的年代。“怀旧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在商业化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而为了迎合大众的怀旧消费而生产的“怀旧影片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对过去有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过去关于某一阶段的印象，而并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对于“红色经典”文本，大众有选择的记忆和想象与主流文化体制的表述要求惊人的一致，因此，作为怀旧文化商品的“红色经典”电视剧也没必要冒险去触动国家的文化禁区而落得两边不讨好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一大批电视剧不再添加花哨的时尚元素（因为朴素的面貌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时尚），而是力求“原汁原味”地把经典文本“转译”成电视文本就可以赢得一致好评。事实也正是如此，电视剧《小兵张嘎》（2004）播出之后，从观众到媒体一片喝彩之声。该剧虽然添加了特务石磊、特派员刘燕以及佟老板父子等人物，但是这种添加不仅没有消解反而丰富了主题（不同阶层团结抗日），使情节主线（护送药品过境）更加明晰且一波三折。有人把该剧的成功概括为“无情”和“不美”。所谓“无情”就是没有添加游离于主线之外的爱情戏；而“不美”则是指没有走青春偶像派路线，剧中的嘎子、英子、老钟叔都比电影版的丑和土气，但也更凸显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从中可以看出这股“红色时尚”的审美取向。电视剧《吕梁英雄传》（2005）根据马烽、西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小说原著产生于解放前，受到僵化的政治逻辑的干扰较少，民间幽默活泼与刚强不屈的文化性格自然地体现出来，可读性较强。这部电视剧不仅在贫瘠的山西农村实地拍摄，而且演员都说山西方言，披羊皮大衣穿黑土布棉袄，“山药蛋”的文化风貌被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吕》剧播出后收视率很快超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一时间成了抗战剧的“新宠”。另外，电视剧《红旗谱》（2005）和《敌后武工队》（2005）都是以冀中农民为主人公的红色经典改编剧，剧中农民或武工队员的穿着打扮（男人大部分是白羊肚毛巾包头）和言行谈吐也力求本色。《敌后武工队》除了“哈巴狗”外还出现了一个高智商的汉奸刘魁胜，他凭借一张纸和一泡尿就能发现八路，这无疑使斗争更加复杂尖锐，也更有真实感。与上述电视剧相比，《霓虹灯下的哨兵》（2007）明显时尚得多，解放初期上海南京路上花花绿绿的景象与朴素整洁的军营形成了明显对比；然而，这种“香风毒雾”与革命风格的对照正是该剧的主题所在，也是原话剧文本的主题所在。在电视剧中，连长鲁大成、指导员路华、排长陈喜及其爱人春妮、班长赵大大、上海兵童阿男、特务老K等都是原文本中的人物，主要人物的性格也基本照旧，只是给指导员路华添加了一个往日情人——资本家罗效里的爱人夏梦瑶，但在该剧中这种添加丰富了主题（战士与资本家的关系）的表达，而不是以游离状态而存在。特别是师长关正鹏，他虽然是以次要人物出现，却起关键的作用。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老领导，他对于“解放军进城”意义的多次剖析，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向，所以他实际上是以文本的阐释者身份存在于故事之中的。由于他的存在，整部电视剧流露出一种感人至深的创世纪英雄情怀。这种意义提升在其他改编剧中是没有的，也许仅仅是个案，但仍然可以看做是红色经典改编剧的一大进步。
总之，电视剧《林海雪原》之后，“红色经典”的改编越来越丧失了艺术探索的勇气和兴趣（哪怕是像《林海雪原》那样不太成功的探索），而是在日益驾轻就熟地“转译”或类型化叙述中寻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主导下，这种类型的改编剧不断地生产着新品牌的红色时尚，直到观众腻烦为止。而这个从勃兴到逐渐退出的过程也与其他时尚的命运惊人的一致。
§§§第二节“红色经典”改编的反思与展望
“红色经典”的改编，其实质就是要在经典产生的革命年代与当下的后革命年代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借以进行心灵对话和文化交流。这种对话平台能否建立起来，交流关系能否达成，从根本上讲在于经典中人物的言行及其力图表达的意识形态是否可以转化为当下人们可理解的形式。新时期以来，随着文艺理论与价值观念的整体位移，我们逐渐把样板戏甚至整个“十七年”文艺简单地定位在“假、大、空”的艺术品格上而放弃了进一步的反思。然而，正是这些“红色经典”文本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年代里还支撑着人们的精神和信仰，激发起强大的献身革命的热忱。说到底，随着这种简单化的价值评判日益深入人心，我们与革命文化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新世纪之交掀起的这股改编潮流其实并不意味着这种交流与对话的达成，它是大众的怀旧欲望、商家的利益追逐和主流的宣教意图共同推动的结果，而这三种文化势力其实都是从当下立场出发对“红色经典”资源的有选择利用。对于主流文化体制而言，其意图是使红色经典“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就是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欣赏和道德评判，并标以“传统”“经典”等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借以塑造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但是功利的目的不能代替心灵和文化的沟通，当着手进行不同艺术形式的转换（改编）时才发现，对于“红色经典”，我们仍然只能做出“假、大、空”的浮泛评价，隔膜依然存在，对话如何展开？电视剧《林海雪原》等消解英雄形象、添加爱情故事、改变情节走向的根本目的其实并不仅仅在于时尚娱乐元素的点缀，而是为了从当下的文化立场出发把“红色经典”转化为当下人们可理解的形式。然而，这些努力最终变成了生硬的添加和游离于主题的存在，同时也宣布了对话的失败。后来的改编剧从中吸取了教训，也看到了商机，于是彻底放弃了对话的企图，而把改编理解成“转译”，成为“原汁原味”的奇观化生活形式的呈现，为猎奇的目光和怀旧的欲望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红色时尚。这与主流文化体制“博物馆化”的要求虽然是一致的，却使得电视剧呈现出来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成为两个互不指涉的体系，从而丧失了经典改编的建设性意义。
要想使对话达成，我们必须全面审视交流的对象。其实，红色经典的艺术症结并不在于作品的政治性，甚至也不能简单地用“假、大、空”来涵盖，而主要在于作家主体精神的缺失，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人物可感质地的模糊不清。强烈的政治激情与历史乐观主义心态，如果不以理性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精神作基础，便沦为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和政策文件的图解者，缺乏了作为主体应有的灵动本质。与这种作为体制化身的文本是无法展开对话的，除非把人物的言行转化为主体经过独立思考之后的积极选择。因此，进行沟通的第一步不是把所谓的“扁形人物”转化为具有性格多面性的“圆形人物”，而是首先必须为人物“立心”，然后才可以“立言”。也就是说，必须首先把人物转化为思想和行为的主体，从而把外部的革命意志内化为主体意志，这样，才可以通过人物活的灵魂来表达主流意识形态，而不至于使人物堕落为政治的工具。这与胡风所谓的“主观战斗精神”颇为一致。这样做的结果绝不是千人一面、千人一腔，而是经过思想碰撞和观点交换之后的集体共识，时代精神正是通过这种“共识”体现出来。电视剧《亮剑》的主题，如果离开政委赵刚这个既有历史使命感、又有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精神的人物形象，是很难立得起来的，即使表达出来了也未必就能得到当下人们的认同。电视剧《江山》中，如果没有市委书记林然这个富有理想主义光彩的思想者形象，激情澎湃的时代氛围的表达也只能是空谈。一个关键人物立起来了，整部艺术作品才可能具有活的灵魂。
当然，为了使对话最终达成，我们还必须清醒地审视当下的时代。处在后革命的氛围中，世俗化的价值观和功利主义的行为动机使我们很难理解革命年代人们的言行和理想，从而偏颇地把“红色经典”定位为“假、大、空”。殊不知长期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对于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建立在无数的切肤之痛上的，“无国即无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自然不过的逻辑。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文本的作者与读者都毫不怀疑作品所表达情感的真实性。其实，从社会心理需求的角度分析，当下的红色经典改编也折射出人们对于理想和激情的渴望。现代科技与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期盼中的幸福感，当“身体写作”与感官刺激的热潮过后，围绕人们的依然是失落和孤独。正由于此，美国心理学界已经开始了对积极心理学的研究。2000年和2001年，世界著名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等都发表了积极心理学专辑，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并逐渐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生活在消极情绪中的人类非常需要积极元素的慰藉。我们需要红色经典的理想，也希望通过人性化不但保持这一理想，而且把这一理想变得更有人性。但我们用以改变这种理想的人性，却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的多样性中的一种，是属于时尚的那一种，而这种时尚的“丰富人性”确实对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有所歪曲。因此，在红色经典改编剧中，人们既没有得到想要的理想，也没有得到想要的人性。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红色经典’就会是一个永远的诱惑，让人禁不住要想去改编。在一个意义上，‘红色经典’改编在2004年所遭受的批评，不管有多少具体的原因，从深层上来说，他呈现出中国当代人心中的一种‘痛’。这种‘痛’的存在，显示着中国对自己现代性的历史，还未得到一个总体的体认，显示中国人对失去了的理想的不甘。”学者张法的这段话也许可以作为“红色经典”改编剧的一个绝妙注脚。
§§§第三节解释学视野中“红色经典”文本重构的可能性研究
2004年到2005年间关于“红色经典”的学术论证中，“红色经典”的文学经典资格问题成为了一个焦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以文学经典的“永恒性”标准对于“红色经典”称谓的质疑（见本章§§§第一节的引述）。这是站在本质主义立场上对于文学“经典性”的再度阐述，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由于文本内部具有某些“经典性”的特质，或者说符合文学经典的某些标准。而“红色经典”无论从存在时间还是艺术的完满程度上衡量，都不足以使其成为经典。关于文学经典的“永恒性”魅力，马克思也有过类似的困惑：“困难不在于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文学经典“永恒性”魅力的存在之谜，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因为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作品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产物，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动不居与文学经典的“永恒性”魅力之间是有所抵牾的。如果按照文学经典的经典特质存在于文本内部的本质主义观点，经典的“永恒性”魅力便成为了某种超越历史逻辑的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本质主义经典观常常遇到的诘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