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东麒八岁那年，也就是1958年的一天，段星瑞忽然被抓走了，关在了远在晋北的大同监狱劳教。原来当时学校里正在轰轰烈烈地打右派抓典型，有一个做临时工的老师就向教育局检举揭发段星瑞曾经当着老师们的面说过“三多一少”的话，他是这样说的，老师们工作时间多，说话多，吃的粉笔面子多，就是工资少。那临时工看来也不是观察他一天两天了，分明是早已筹熟已久的样子，把他说过的话都记在笔记本上，还注明年月日。大约是早想顶替了段星瑞的工作岗位，现在总算盼来了一个机会，自然要抓住。临时工又揭发他用的是一支进口的派克水笔，还成天向别人夸赞外国的水笔就是好用。教育局很重视，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去学校查这件事情，结果一调查证实不少老师们确实都听过段星瑞发这样的牢骚。于是，他的右派身份很快就被确定了，脖子上挂着几十斤重的木牌子，铁丝勒在脖子里，几乎要把脖子勒断了，站在全校师生面前被批斗了几次。批斗大会之后又被发配到大同劳教。
贺红雨没想到自己虽然躲过了土改，却躲不过打右派。看来要有劫数就迟早还是要来。家里徒然就剩下了贺红雨带着三个孩子。因为是右派崽子的缘故，三个孩子都被取消了上学的资格，都从学校回到了家中。那年段东麒刚刚上小学就被迫辍学了，因为年龄小还不太懂事，上不上学对他倒也没太大影响，他情愿在地里捉蛐蛐。二女女一向沉默寡言，什么话都憋到心里去，就是憋死了也不会和人说。加上她自小就心劲不强，不像女女那样做什么都要做成最好的，她无所谓，对什么都有点无所谓，考试的时候考到第一名也没见她高兴，考到最后一名也没见她不高兴。大部分时间里她脸上是没有什么表情的，就像在脸上遮了一幅帘子，根本看不到下面的内容。不能上学了也没见她有什么反应，反正是呆着一张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没事的时候就躲在角落里一个人抠指甲，一下一下地抠，时不时无声地翻起眼睛来偷偷看别人一眼，又迅速低下去。
反应最大的是女女。女女从小争强好胜，做什么都不输给别人，加上天资甚高，自从上了学就一直是班上第一名的学生，不仅学习好，唱歌跳舞画画弹琴无一不精，几乎是无师自通。她和县里的老琴师学扬琴，才学了两天就把老琴师吓住了，老琴师连连说，可惜了，可惜了，这样的人才，多少年才出了一个。女女人又长得俊俏，小小年纪眼睛里就已经会波光闪闪地看人了。贺红雨越是看在眼里越是惊在心上，心想这丫头是把哪家的地气都吸过来了，难道是把两家祖坟里的东西都吸过去集于一身了？因为太灵了，简直都不太像是个人了，倒有了点妖的意味。
女女被迫辍学之后哭得稀里哗啦，她在学校里是老师最宠爱的学生，是被全校同学瞩目的对象，在那么小的年龄里她已经体会到了一个人风华绝代的感觉，最主要的是她知道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她的前景是什么样的。她会顺利考上大学，到城市里工作，甚至可能会留学海外，永远地离开这个生她养她的小县城。在那么小的年龄里，她就已经觉得她迟早会离开这个地方，就像是，她根本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她只是客居于此，她只是个客人。可是现在，她像根钉子一样被钉在了这里，再也出不去了。
贺红雨看着哭成一团的女女忽然就明白了，这个女儿的出生好像真的是来补偿这个世间欠她的债，把世道亏欠给她的她都补上了，可是这种补偿过了些，于是她和女女就像朝着一条路的两端各自退去退去，虽然对对方看得越来越清晰了，却是越离越远了。她自小就知道自己不美，从小就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自卑着，可是女女正好反过来了，她从小就知道自己什么都好，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个小县城里呆。从出生起她就是扬眉吐气的，几乎是在跋扈地不可一世地成长，可是，她很快就被拦腰截断了。女女太早慧了，她很容易就明白了辍学这件事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已经是一个没有了后半辈子的人。这确实很残酷的，更重要的是女女已经对这种残酷心知肚明。所以她才会哭成那样。贺红雨看着她哭并没有上去劝，心里却是唏嘘不已。女女的命运分明比她更悲惨，她这才十几岁就一眼看到头了。
一个人的时候，贺红雨便想，这人世间真是无常啊，如果当初没有嫁给段星瑞，在土改时她可能要跟着娘家人一起受整，可是如果没有嫁给段星瑞，她现在也至于沦落到右派家属的罪名，三个孩子也受连累，毁了前途。谁在走上一步的时候能预料到下一步是什么样的？谁能长着前眼和后眼呢？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五八年五九年的时候日子还勉强能过，全县人都是吃食堂，从地里劳动回来就去食堂排队。一个大队一个食堂，一天的时间用在食堂的排队上倒似乎比用在地里的还多。排完早晨排中午，排完中午排晚上。贺红雨一家四口人轮着去排队。可是越到后来粮食越不够吃，打到的饭越来越稀，不够四个人吃，只能拿回家以后再往里面掺水，然后灌到肚子里，把肚子灌圆了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吃饱了的幻觉。再到后来，打到的饭越来越少越来越稀，人们根本吃不饱饭，眼睛都饿蓝了，人们就开始抢饭。一个人刚从窗口把饭打出来，就有人上去抢，打饭的人死死抱着盆不放，一面死命抱着不放一面大口大口地往饭里面吐唾沫。抢饭的人有的看着恶心就骂着走开了，再踅摸别人的饭去。还有的就是见饭里面漂着粘稠的雪白的唾沫也还是要抢，抢过来把那层唾沫刮掉就把自己的脸埋进去啃，连筷子都不用。
因为是右派的家属，贺红雨经常被人欺负，动不动还要受些打骂。在安定县里成了最没有地位的群体。那时候已经是工分制了，劳动一天有一天的工分，右派家属也得劳动，只是得到的工分要远比其他人家低。一次队里派她去地里摘豆角，她走得时候还挺高兴，因为想着看能不能在摘豆角的时候悄悄藏几只回来给孩子们做和子饭吃。结果走了一会她就哭着回来了。女女正等着她能拿回些豆角来下锅呢，家里已经没有一粒米了。却见她没走一会就回来了，两手空空，一只豆角都没有带回来，当时竟失望得将近于恼怒了。准确地说，是饥饿让她恼怒了。她跺着脚问，妈，你怎么又回来了，豆角呢。贺红雨哭着说，她们不让我摘，说我是右派家的，会给她们投毒，我刚走到地边，她们就把我赶走了。这下别说没豆角吃了，就连这天的工分都没有了。一整天里颗粒无收。
贺红雨想那些摘豆角的女人，其实都是些老相识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多少年了在这屁股大的县城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连对方的祖宗八代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以前到夏天的时候不是你家给我家送个倭瓜，就是我家送你家两个玉米。怎么一扣上右派的帽子，就忽然反目成仇了呢？她什么时候有心害过她们，她们怎么忽然之间就把她当成了毒药一样，还说得那么活灵活现，好像她在这个县城里就是要害人的，就是准备随时要给她们投毒的。看来，人的身份只要变一次，不管是升官发财还是家破人亡，这个人就是重新投胎一次，不是自己去投的，是被别人摁着重新投了一次胎。哪个人是真的就敢为自己活着？
这一天锅里都没有一粒米，女女只好带着弟弟妹妹到地边潜伏着，等人家都摘完了，人也走光了，他们才敢上去看地里有没有残留下来的烂豆角和老豆角。顺便再捡点烂菜叶子，植物的根茎，回去了熬着吃。晚上，一人喝了一大碗绿莹莹的菜汤，这一天的饭就算解决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第二天的吃饭问题，已经隔着一个黑夜遥遥向他们走来了。他们都有些恐惧的感觉，只能早早上炕睡觉。能睡着也是暂时对抗饥饿的一个办法。
过了两年就到了1960年，饥饿像瘟疫席卷全国，自然也在安定县的上空盘旋着。这时候很多人已经饿得开始浮肿，一开始的肿是随便身上哪块肉一按就是一个深坑，像泥土一样，都能在这肉里面种东西了。到后来是全身肿到了透亮，像枚熟透的果实一样，似乎一碰就会从里边挤出浆浆水水来。脚也塞不进鞋子了，干脆就光着，身上也渐渐肿得包不住了，就也露在外面。反正就是让人家白看人家也不稀罕，人人都肿得像鱼缸一样，隔着皮肉都能看见有鱼在里面游动。这一年对所有的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吃。其他的都成了假的。当饥饿来临的时候，其他就是天大的事情也烟消云散了。前途毁了，亲人死了都不算什么了，再过不去的事情一碰到饥饿全是烟云。
贺红雨带着三个孩子能拖过一天就是一天，她白天跟着别人去地里劳动挣点工分，右派家属挣的工分本来就比别人要少，人家算十个，他们算七个。再加上贺红雨接连生孩子这几年里，月子没有坐好，已经落下了病根，经常觉得身体里虚得连二两力气都挤不出来，一天从地里下来腿软得就快走不了路了，也只能挣五个工分。到了年底分粮食的时候，总是她分的最少，不到两百斤粮食四个人要吃一年。
那粮食只够前半年吃，到了后半年的时候，经常是锅里的水哗哗地煮开半天了，还满屋子找不出一粒米下锅。贺红雨把所有的瓦盆簸箩敲打了一遍，都没有从角里缝里敲打出一粒粮食，一粒都没有。所有粗瓷的细瓷的盆盆罐罐全摆在了地上，高的矮的圆的扁的，像一群孩子，每一只都对着空中张着一张空虚的大嘴，静静地吞吐着稀薄的酸凉的空气。但是里面全是空的。锅里的水已经煮成大花了，一朵一朵翻江倒海地开着，雪白的蒸汽就像是从这些瓦盆里冒出来的，越长越大，渐渐把半间屋子都装满了，四个人都坐在这屋子里却也渐渐看不见彼此的脸了，就像是，每个人的脸都突然消失了，化掉了。只有这些瓦盆们还安静地执拗地站着。
这种强烈的饥饿像一种野兽一样吞噬着人身上所有的附属品和奢侈品，像什么羞涩啊，后悔啊，爱情啊，嫉妒啊，全部被吞掉了。就留下了一点点本能，就是吃饱肚子。女女这两年因为整天吃不饱饭倒暂时忘记了自己辍学的痛苦，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吃上，能吃什么就吃什么。没粮食的时候，女女每天带着弟弟妹妹去山上找野菜找树籽，到地里刨菜根，和鸟儿们抢烂菜叶和老鼠抢粮食吃。段东麒有时候捉到一只骨瘦如柴的老鼠也要打死了带回家去。晚饭就把这些菜根、烂菜叶子再加点麸皮熬一大锅，段东麒把自己的那只老鼠也煮进去。煮了没一会儿功夫，那只老鼠的两只眼睛已经被煮得暴出来了，肚皮朝上翻了上来，白色的肚皮被灌得圆圆的，鼓鼓的，像一面小月亮一样在水面上旋转着漂流着。周围那些绿色的菜叶则像田田荷叶一样围绕在它的周围，那些麸皮则像鱼儿们一样在水中游来游去，就差一两朵荷花的点缀了。锅端起来放在木桌上，四个人一人舀一大碗，端起来就往扣在脸上，哧溜哧溜往下灌。贺红雨舀汤的时候先把那些菜帮子菜叶子捞出来放到段东麒的碗里，把那只煮得肥肥胖胖的老鼠也夹起来送到他碗里。段东麒先把老鼠用筷子戳破，放了肚子里面的水，等它像灌汤包一样瘪下去了，再蘸点盐细细啃起来。两个姐姐也早就习惯了，什么都让着他，就是最后剩一口吃的了，那也是他的。
贺红雨身体越来越差，加上饮食的粗劣和每天高强度的劳动，经常就病倒在炕上，怎么也爬不起来，也没有药吃。出不了工也就挣不来粮食。三个孩子就像三个台阶一样立在她炕前，眼巴巴地等着她爬起来。这时候是冬天了，段东麒身上穿的棉袄是女女穿小了的棉衣，本来是一件红底白花的棉衣，被贺红雨染成了蓝色就穿到了段东麒身上。大人小孩都是赤身裸体地直接裹一件棉袄，棉袄里头发里满是虱子。因为那棉袄是被染过色的，所以段东麒只有露在外面的脸和脖子是黄色的，下面的部分则已经被染成蓝色了，就是脱了棉袄也像是在身上穿了一件什么蓝色的紧身衣服，剥也剥不下来，洗也洗不掉，就由着它茂密地长在身上了。
因为段星瑞劳教走的时候拿了一只被子，现在家里只剩下了两只被子。没有褥子，大冬天里，四个人脱了衣服就睡在冰凉的芦苇席子上。炕是和灶连在一起的，在灶里烧柴就能把炕烧热，可是这火候并不好把握。灶里火要是烧旺了能把炕上的席子都引着了，睡在席子上的人就会被烧伤。要是烧得不旺呢，炕又热不起来，席子还是像块石头一样凉冰冰的，睡了一晚上了脚还是冰凉冰凉的。人每天晚上往那席子上睡的时候都像打一场仗一样艰难。先让胳膊或什么皮糙肉厚的地方先挨上那席子，等里面的凉气从这个挨着的点渐渐钻进去了，钻满了半个身子，然后钻满整个身子的时候就可以躺上去了。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和一株植物差不多了，木质的，没有太多感觉，芯子里也像是凝固住了。这时候就是从中间拦腰切断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血流出来。
四个人合盖两条被子，女女和二女女盖一条，贺红雨和段东麒盖一条。被子里的棉花已经结成了球，在被子里呼啦呼啦地滚来滚去。谁扯一下被角，里面的球就向谁滚去。在这样的席子上睡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四个人身上都各自烙了一身苇席花纹。那肉上的花纹均匀清晰，倒像是特意熨在上面的纹身。一家四口都这样，就是走散一个估计也丢不了。胎记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