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麓之南、汾河以东的那片土地，不仅每年能迎来两季的收成，也养育了有着悠久文明传承的晋南乡村那种道德心态上的清正和富足。秀娟，一个年过四十岁还未嫁人的老姑娘，其弟因不能生育，抱养了一个男孩延续香火。在为孩子过满月办的酒席上，秀娟喝多了，任总管的副村长托本村的两个年轻人送她回独居的老磨房。但过后那两个年轻人就慌慌张张地逃到外地去了，给秀娟惹下了闲话。面对村里的风言风语，秀娟不加申辩，平稳地过日子，直到最后事情真相大白：原来两个送她回家的小伙子趁她酒醉，从她屋里偷了七千元钱跑到广州做买卖，准备挣了钱后再还她；结果刚下火车就被骗了，搞到几乎要沿街乞讨的地步。其实，秀娟酒醒后就知道钱被偷走了，却一直没有声张。事情水落石出后秀娟也无意追究，表现出宽厚而博大的人性之美。在秀娟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中，我们看到了具有“创发性心向”的人所应有的强者形象：自主地运用人内心的力量而不受任何外力的影响和控制，遵从心的召唤，用大爱来包容一切。
在这个故事中，“麦季”已成为了一个极具张力的隐喻。
尽管在利益面前，人性不免会遭到扭曲，亲人之间也会有明争暗斗和算计，如《后福》中展现的那样；但总的来说，李骏虎呈现的场面和故事，都是晋南乡村生活的原生态。它是生生不息的，并因人对土地和乡村的感情依恋而显得温暖、丰厚和实在；它是包容的，或如李骏虎所说，深入到骨子里的那种朴素大气并未受到真正的伤害。在《留鸟》《师傅越来越温柔》和《还乡》中，以城市及其商业化的进程为背景，土地和乡村生活被赋予了人精神归宿的意义。如《还乡》中的“我”，因工作压力大而失眠情况加剧，回老家疗养。主人公沉醉在家乡宁静神奇的景物和浓浓的亲情中，在乡土的怀抱中获得了新生。在这种心灵的回归中，人才能找到自我，安顿自己那颗不得其所的心。
“真正的乡村精神——那种骨子里的安详和宁静，是装不出来的。”“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没有地点，没有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疾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无踪。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仿佛预感到可能会有质疑的声音出现，李骏虎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把乡村写得那么诗意，那么美好”时说，“因为在我的感觉里就是这样，在我的心里乡村就是一个精神归宿”，“我并不是有意规避权力之争和农民的生活困苦，而是为了从文本上避免走农村小说写作的老套路。很多的农村小说主题好像都是权力斗争的、家族倾轧的、兄弟反目的、仇富的，但是他们表现得太片面性了。他们没有表现过农村这种诗意的乡村生活，没有表现过这种朴素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同样是农村，就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如果用狭隘的眼光去看，那么看到的全是斗争，全是农民的狭隘与贫乏。如果用爱的眼光去看，用温和的眼光去看，就能看到人性里面让人感动的东西。”
“晋军新锐作家创作暨山西文学发展座谈会”期间，通过与李骏虎的私下交流，我得知他正在潜心创作一部描写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内容将深入到基层权力的运作层面。
让我们期待李骏虎在其长篇新作中为读者别开生面地呈现出县一级的官场生态，也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更为广阔、鲜活而繁复的乡村生活画卷。
2011年12月
悲剧模式的超越
——评张雅茜近期小说的变化
多年来，张雅茜一直在写女人，写她们的生存状态、命运以及她们与命运抗争的不懈的努力，也写出了这种努力仿佛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拨弄往往导向与初衷适得其反的悲剧结局。她在给何西来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一直想探索女人的命运，探索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却一直在惶惑中。”这种惶惑在她的长篇散文《人之渡》中表达得最为出色。《人之渡》写了作者的母亲，十八岁时随丈夫渡过黄河，由农妇变成市民、劳模，最后当了厂长。然而三十六岁时，丈夫因历史问题被劳教后无法忍受耻辱，动了回乡的念头。没有多少抗争，像是轮回一般，经由同一个渡口，犹如乘坐去往未来又返回过去的时间机器，母亲又尾随父亲回到阔别后的老家。这之后时间仿佛在倒流，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过。母亲恪守妇道，知足常乐，竟然也“活得很幸福”。张雅茜以凝重而无奈的笔触抒写出生命意义的失落和自我放弃对女人的耗蚀，让读者感到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无端遭到毁灭的隐痛和哀伤。由于找不到女性摆脱心灵桎梏的途径，张雅茜就认定：“女人天生就是一个悲剧。”（《红颜三重奏·序》）看来，“渡口”意识是张雅茜女性悲剧观的一个独特情结。一切努力和抗争都带有了某种盲目和宿命的意味，因为时间的发展是违逆因果关系的：前行的结果是回到起点。可以说，从《河水拍打着堤岸》《红颜三重奏》和《枣树沟》，到《相对无言》和《五里一徘徊》等一系列作品，都在表现张雅茜对女人命运的这种苦涩、沉痛和惶惑的思考。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女性也面临日益增多的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一些靠自身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了社会地位的“女强人”形象开始进入了张雅茜的视野。不过，对那种认为女性的悲剧将在她们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之后自动终结的观点，张雅茜是存疑的。她深信，女性对人生幸福的理解较男性更为复杂。走向社会干一番大事业，未必就一定能确保女性获得幸福。对一个女人来说，仅仅扮演好社会角色还不足以体现女性的自我价值，只有同时处理好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关系，才能获得女性生命价值的归属感。不管女权主义者怎样为自己的性别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总不能彻底抹杀男女由性别的内在规定所造成的心理差异；至少，女性要比男性更重感情、有更为细腻的感情需要，这一点并不完全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本质进行文化扭曲的结果。张雅茜对此持较为本色的看法，她看重的不是两性间的竞争，而且彼此间的和谐，这就使她与一般的女权主义者区别开来。在表现“女强人”形象的作品《一路风尘》《孟姐》和《真情永远》中，她更多的是在写她们在承担独当一面的社会角色时，面临爱情、婚姻和家庭问题的苦恼和遗憾；她们作为女人的感情生活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她们的希冀、迷惘和失落。张雅茜认为，这是由女性个人感情生活中的脆弱造成的，正如《孟姐》中的女主角意识到的那样，“女人就是这般没有出息，经常陷进感情的旋涡不能自拔，看来女人要想活得纯粹真的太难了，首先要战胜的不是别人，竟是女人自己。”
在这些以“女强人”为主角的小说里，我们还是能感到“渡口”情结的影响。张雅茜笔下的人物，仍为一种难以化解的“女人情绪”和回头意识所缠绕；在她们身上，或多或少仍带有着温顺、忍让、依赖，逆来顺受乃至自我牺牲的传统妇德。这也许才是她们终归走不出个人悲剧的原因所在。
张雅茜并不满足于总是描写这类低回哀怨、读后不免令人伤感的女性，她意识到，总是原地兜圈子，陷于感情无解的矛盾之中是难以摆脱女人的“宿命”的。因为女性最佳生存方式的寻找，唯有从“走出去”之时起才构成一种现实的可能。然而，用不着冥思苦想、面壁虚构，急速变化的生活本身已使束缚女性心灵的桎梏开始瓦解。1994年，张雅茜回到晋南老家小住，惊喜地发现，家乡小镇的女人已经不再安分守己。她们学技术、做买卖，离婚结婚再离婚，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色彩斑斓的女性戏剧。于是，就有了《山桃花》和《凤子麻花》这样带有报道特点的小说。前者写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山里妹子，坦坦然然地办起了家庭旅馆和澡堂，让少见多怪的镇里人大吃一惊。后者写一个少妇，往广州贩运苹果赔了钱，再以低价购进劣质柿饼，做假上霜后贩往广东，捞回一笔后却觉得于心有愧。由于这两篇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太着眼于故事本身，而这种故事又不是从作者的内心中真实生长出来的东西，立意上就显得比较肤浅。
毕竟，新的生活领域在不断地打开，给女性的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新事物、新经历和新体验把张雅茜引进了一个精神视野更加广阔的天地。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开始变得心胸开阔起来，她们的烦恼和怅惘也不再局囿于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发表在《山西文学》1997年8期上的中篇小说《大山无言》和《中国作家》6期上的《好戏连台》，是张雅茜走出“渡口”情结、表现女性置身于大范围的社会实践领域来谋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新尝试。
参加了地直机关扶贫攻坚队的夏萍（《大山无言》），受领导委托，到门槛山乡的刺梨沟去采访已成万元户的吴家兄弟“致富不忘济贫”、扶养孤寡老人的典型事迹。她经过调查发现，被“扶养”的那个叫花姑的老人，是被吴家兄弟提前买来搁置家中，准备为其死去的父亲结鬼亲用的。这种“扶持贫困的典型”事例该不该宣传，就严峻地摆在夏萍面前。出于职业道德和良心，夏萍认为不仅不能写，而且还应该向地委反映实情。但扶贫攻坚队队长和门槛山乡乡长为了各自的利益却坚持要她写。他们力陈门槛山乡脱贫工作离了吴家兄弟不成的诸多理由：是他们兄弟从外地搞回了百合优良品种，买断了栽种技术专利，乡里申请扶贫贷款就全凭这个项目等等。在门槛山乡，他们兄弟深得民心。要是得罪了他们，全乡的脱贫就没了指望。你一个夏萍，敢面对千夫所指？再说，放弃全乡农民的脱贫机会，也不能保证孤老太太安度晚年，她死后会连棺材也没有着落。全乡农民的脱贫和对一个行将就木的个体生命实行缺乏内容的“人道主义”原则，到底孰重孰轻？在重重压力下，夏萍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毕竟，人们穷到了对道德选择的判断已不得不用实际的利害得失来衡量的地步，是令人悲哀和痛苦的。这种现实对女性来说也未免过于残酷。可是，脱贫又是制约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首要问题，已是举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在给定的苛刻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许真的已别无选择？
被县文化局派任为石沟乡文化站站长的夏萍，（《好戏连台》）热心于群众文化活动。她为了让乡里能拿出一台名副其实的好戏参加县里的春节文艺汇演，从撰写剧本、安排各项组织工作到想法子筹集经费，忙得四脚朝天，可谓费尽了心血，就差把命搭上了。满以为能稳拿第一名，没想到汇演时竟连决赛圈都没进去。不是水平不行，也不是没有尽力，而是“诗外功夫”没有做。比方说没钱聘请专业演员代演；没钱给评委送礼，也没想到这与评得上奖评不上奖有重大关系。有些乡镇尽管请的是专业演员，违反了自编自演的比赛规则，但因为能遵守大的“游戏规则”，照样能拿名次。游戏，本来就如演戏一样，是不能太当真的。文艺汇演的评委主任早就笑着告诉过夏萍：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办事仅靠个人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已经吃不开了。能拿出一台好戏，不见得就能把握如戏的人生。可见，“好戏连台”还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含义。世道复杂，像夏萍这样天真未泯的女人是难于应付的。最后，唯有乡长和广大群众的理解，才让身心疲惫的夏萍得到一丝安慰。
夏萍是张雅茜笔下终于走出“渡口”，开始摆脱女性悲剧宿命的头一个刻画成功的人物形象。与张雅茜以前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总是在个人感情生活方面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同，我们没发现夏萍这个人物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有什么明显的不适应。或者毋宁说，她在这方面的心理感受已经淡化为一种模糊的背景，让位于一个视域更宽广的人生舞台。夏萍不是那种独自徘徊在自我封闭的生活圈子里自寻烦恼的女人。她把人生的兴趣投向内容更广泛、更丰富的社会生活；生活意义的体验虽然包括、却已远远超出了两性之间的感情纠葛。尽管张雅茜笔下主人公的忧伤和眼泪仍具有女性的特点，却远非女人作为“第二性”的顾影自怜。西方有思想家曾指出，由于女性比起男性来要较少地受到现代商业社会冷酷的行为准则的束缚、较少地受到所谓推导逻辑的控制，就使她们有可能更多地保持住自己与生俱来的感性。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意识和行为，具有更多的人情味和同情心，也就是说，女性较男性具有更为人性化的特点。以至于有哲学家要求“男性更多地接受女性的熏陶，世界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人类更多地具有女性的品格”，这样，我们的未来才能变得更加美好和健全。我想，如何保持女人的自然天性最终不被复杂的社会扭曲，将成为张雅茜日后塑造人物形象时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张雅茜以后还会再次涉足并直面女性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矛盾的题材，只是未必会将它再处理成单纯的“性别角色”的悲剧了。
199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