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在章永璘的心头点燃的希望之火，被罗宗祺兜头一盆凉水浇灭了。前途未可乐观。罗劝他还是把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先写下来，静候大悲剧的结束最为现实。的确，章永璘的厄运尚无结束的迹象，他最现实的“自由”也仅在于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来“潜心地思索”国家政治的前景。可和他同屋的却偏偏又是过去爱打小报告的周瑞成。因此，回团场的路上，和黄香久结婚的念头就在章永璘的脑海里翻腾着。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黄香久是无爱情的现实给他留下过生动的肉体印象的唯一女性，也是他只能够通过情欲来幻想爱情（这固然可悲，然而却是不由他选择的现实）的唯一女性。且不说他的爱情观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现实的否定，显示了它的非现实性，以致生理的要求长年不能通过正常的情感升华获得满足，他的“心肠由于缺乏爱情的滋润而变得硬起来”，也就对海市蜃楼般的爱情不抱奢望。相反，倒是觉得“任何女人都能够作为妻子了”。“失去了自由，正常人的一般正常生活既然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又何必花心思去构想一般的幸福生活？没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做一个把魔鬼当成风车（而不是把风车当成魔鬼）的现代唐·吉诃德，才可以使自己活下去。”这可以说是章永璘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在不安现状、又不得不安于现状的万般无奈之中为求得暂时的心理平衡而运用的一种自我排遣、自我保护的精神手段。
“没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对于别人来说也许真是个阿Q式的安慰，对章永璘来说却是苦闷至极、积郁至极的一种“黑色幽默”；因为他不可能对有爱情的生活完全不寄予希望，更不可能对无爱情的现实完全不感到失望。尽管多年来爱情总是粗暴地以它的否定形式——肉欲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拼命肯定自己，但在章永璘的情感定势中，爱情的希冀却始终像一个优雅朦胧的幻影缭绕不去。虽说在理智上他早已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中还会出现爱情，可在感情上又不甘心接受这丑陋的事实。结果在两性关系上，就造成了章永璘所心向往之的和现实所实际给予之间的一种严重的错位状态：幻想和现实尖锐地对立。幻想当然无法对抗现实；但为了避免绝望，幻想就总想通过主观外化的途径寻找现实和自己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契合，来自欺自慰地说服感情相信它的现实性。这种奇特的心理现象，用心理学上的“虚象说”可以得到解释：如果人（主体）对一个对象物（客体）具有某种难以遏止的欲望，就必然会在主客体之间产生出这种欲望的“媒介物”。“这种媒介物往往是与客体相似的虚象、美化象、预感象、理想象、可能象、错觉和幻觉象。……欲望愈强烈，其虚象也愈富有迷惑力”，主体往往容易“朝着这一被扩大了的虚象，如同斗牛朝着斗牛士手中挥动着的红布那样突进般地离开客体狂奔起来。”章永璘的悲剧也正在于此。这种不可解决的心理矛盾在他八年前见到黄香久就初露端倪，到了向黄香久求婚时就更为错杂地表现出来。在求婚中，他时不时痛苦地意识到幻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又在一种无意识的自欺中，使二者的对立回复于主观上一相情愿的“叠合”。求婚过后，章永璘仍处于内心的迷乱之中，他对毫无情感色彩的“那一套非常现实的讨论”深感失望，又不由自主地对和黄香久即将开始的婚姻生活抱有一线说不清的希望。甚至临到新婚之夜，他还在为“还应该有某些程序”的痴想所困扰。他俩自相识至结合的整个过程，就是给章永璘先“制造出想象，制造出希望，然后又使一切落空；它制造出失望，制造出虚妄，然后又把理想和希望给予”他的几经反复的过程。这就为章永璘与黄香久没有爱情的结合日后的破裂埋下了种子。
既然希望是非现实的幻想，就必然会有最终破灭的一天；既然这种结合不是“两份情感的化合”，就不要期望从中会“产生一种崭新的结晶”。当章永璘忽然发现自己的生理功能出现暂时障碍时，他和黄香久纯需求的结合就给了他一次沉重的打击。黄香久只能是黄香久，“影子和肉体整个地分离了！”章永璘被黄香久鄙视为“废人、半个人”，一个“没用的废物”，就是因为他不能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不能给她的生理要求带来满足；这就是一切。人，若作为缺乏主体性的存在，其思想意识必然受具体情境的左右（放荡不羁的何丽芳就是例证）。黄香久衡量人“废与不废”的价值标准，无意中暗合了极“左”路线实行的动物化改造的最高标准并非偶然。作为一个完全的被改造者，她以肯定的姿态接受了非人改造对人的否定。她不能理解、更不能原谅章永璘；非但不想法（她也根本不可能产生这种想法）减轻他的心理负担，反而“郁郁寡欢”，还时不时地对他冷嘲热讽：“那么，你想问题干啥？你看书干啥？想啊看啊顶啥用？”“你肯定天生下来就有毛病”……在这种可怕的压力下，章永璘也痛心地感到自己确实成了废人，但这首先是因为他已经度过了十多年漫长的无社会价值的废人生活，而婚姻生活的挫折只是大大加重和深化了他内心已有的“废人”意识罢了。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对同床异梦的“夫妻”人生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就在章永璘徘徊在生存还是毁灭的紧要关头，黄香久和曹学义的通奸，无异于落井下石了。即使章永璘再一次从他的文化积淀中寻找到人生的支撑点，他的精神状态也没有从这致命的一击中完全恢复，而“只能苟且偷生地观望和等待”。绝望中的头脑往往更清楚。章永璘心造的幻影在黄香久身上投下的那层“无法把握的美丽的色彩”已经剥落，丑陋的现实把他们结合的无价值的本色撕开了。《绿化树》中，章永璘毕竟还遇到过马缨花那虽然缺乏文化色彩、然而却真挚无私的爱情；而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他则只能遇到完全建立在肉体需要上的情欲了。他先后体验到的这一段“感情的历程”，具有说服力地表明，两性之间的感情贬值，是与非人的苦难的不断加深成正比的。“这里没有爱情，只有生理上的情欲”，是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合乎人性的环境，根本没有人的生活！
一旦从幻觉中清醒，章永璘便蓦地发现自己“内心里早已滋生了不能跟她再继续生活的念头”，也就开始摆脱黄香久不断施加给他的超心理负荷，为他生理功能的恢复创造了最起码的主观条件。而随后的那次渠坝抢险事件又意外地为章永璘命运中的绝境逢生创造了客观条件，并且反过来大大促成他自身主观条件的进一步成熟。这是一次偶发事件，却成为他命运转折的契机；这是他在小范围内（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一次真正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他作为社会的人近二十年来丧失掉的本质的一次意外的恢复。他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最后化险为夷的英勇行为不仅赢得了周围村庄里农民们的尊敬和谢意，而且祛除了他的自卑感，使他头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看到了自己并没有成为废品，于是重新确立了他作为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次行动使他得以从灵肉冲突造成的绝望中挣脱出来，对他初步恢复成为一个双重意义上的完整的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后黄香久却一直认为，是她把章永璘“变成真正的男人的”，因而有恩于他。而一些评论文章也作如是观，其实是皮相之见。
黑格尔指出：“人的真正的存在是他的行为；在行为里，个体性是现实的，……个体性的行动和作为就是自身的目的；通过力量的发挥运用，向外表现，自在性或潜在性就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有生命的。”既然无所作为的章永璘在思想意识上长时期被动抵御非人改造的灵肉冲突过程就是他自身的现实性不断消耗、瓦解和丧失的过程，而渠坝抢险使他在濒临绝望之际获得了通过实际行动重新确证和实现自己的机会，那么对恢复了的章永璘来说，“我想走了，我要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事实上，章永璘不再禁欲，而是直觉到在这种处境中，要赢得并维护他做人的自由和尊严，就必须超越狭隘的道德自我完善式的灵肉冲突，正视而不是回避造成他悲剧根源的整个令人窒息的环境。“我们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绿化树》中劳改农场的那位哲学讲师说的话，经过章永璘痛苦的切身经历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如果说，不渴望用行动投身于某种反抗的社会斗争，争取做人的权利就永远无法实现，还只是作为章永璘一项意识到了的内容在他的思想深处徘徊不去的话；那么，随着周总理的逝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展开，章永璘已经反复演了近二十年的个人悲剧又可能以一次新的形式重新开始时，这种行动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就迫在眉睫了。在劳改生涯中耗废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后，章永璘痛感到“不自由毋宁死”的人生真理之深刻并不奇怪。何况长年底层生活的磨炼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知识使他能够超越脚下这片死寂的沙漠，预感到“现在整个中国的空气在孕育着一场真正的人民的运动”。与其坐等像历次政治运动那样再一次被拧进监狱，“让生命的火花在监狱里慢慢熄掉”，还不如抱着孤注一掷的求生希望（或者不如说是绝望）迎着风暴去寻找这种人民的力量。这时，章永璘就更为清醒地意识到他实际上是面临着“两个世界”的重围。“一个是真实的世界，我现在的处境；一个是虚伪的世界，而那个世界却支配我的生活，决定我的生与死。”后者是极“左”路线的政治统治，它从根本上构成了使章永璘成为名副其实的废人的大环境；前者是黄香久“关起房门过小日子”的家庭生活，它在无形中构成了使章永璘安于这种人的报废的小环境。要反抗、要摆脱“虚伪的世界”制造的废人、非人的命运，就要反抗和摆脱既不反抗也不求摆脱这种命运的黄香久精心构织的温暖而真实的家庭生活。章永璘、黄香久在文化素养和精神层次上的巨大差距，毕竟还是通过各自对待非人环境的不同态度无可挽回地表现出来。于是章永璘便自觉地开始了具有双重意义的突围。所以他的出走不是灵对肉的超越，也不是对黄香久遗弃式的超越，而是对非人环境的超越。在他自身命运尚且难保之时，他的这种行动，也不是出于救国救民的考虑，而是逼上梁山之举。
不难看出，章永璘最后的出走，是在他内心的激烈冲突中痛苦地实现的。他对环境现状的否定最终是通过对自我现状的艰难否定才得以表现出来。黑格尔说：“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新的发展对于主体，是在对自身的矛盾斗争中把渐渐蜕落下来的旧质痛苦地加以扬弃的过程。因此，章永璘在与黄香久分手之前，产生出极度矛盾的负疚之情是极其自然的一种人性表现。章永璘性格上存在着的弱点，并不在于“总摆脱不了心理上的阴影”，而在于缺乏足够的正视自己选择的勇气，宁愿把自己的出走看做是对黄香久也有好处的事。
在章永璘走向他感情历程的最后阶段时，黄香久确实对他十分温顺、依恋和体贴，甚至富于一个女人家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她和章永璘的关系，却注定只能是“心灵相互不能感应”的肉体关系，维系他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她对章永璘的那份情爱，也不过“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而且她也只能如此。所以她是在不自觉中酿成了自己的悲剧。她是值得怜悯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曾在他那优美的诗笺中留下过这样智慧的格言：“那个认为从他的口袋里给你，可以从你心里取回的人，是多么糊涂呵！”黄香久的悲剧不正是这样么？
1986年3月
被遗弃与被断送的
——评王安忆中篇小说《小城之恋》《荒山之恋》
性的问题是内在地属于人的问题的一个部分，这一点在今天恐怕是无人能否认的了。而作为社会人，人的问题又必然要表现为某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说：“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性的问题天然涉及到两性的关系问题。它既然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一种，当然也就不能例外。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因此，即便是男女之间如同生命之谜那样表现出令人迷惑不解的关系，也注定了要和一定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文化状态发生某种曲折隐蔽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