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继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后，在描写情欲和性心理方面，能在把握性与一定时代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的联系中对与性相关的深层心理领域进行引人注目的开掘和探索的，是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和《荒山之恋》。如果说性的问题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主要是和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紧密相关，那么在《小城之恋》《荒山之恋》中，性的问题则分别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家庭和社会的文化氛围发生着更为曲折隐蔽的联系。这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从王安忆这两部作品中明显感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也多少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笔下那些自身总是处于意识和无意识相冲突的状态之中、受到情欲和无意识冲动的支配而难以自制的人物，但区别在于，茨威格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是活动在超时代、超社会的空间场里，他们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和所遭遇的命运与社会环境几乎不发生任何联系，而王安忆则反是。
在我看来，《小城之恋》表现出这位女作家对情欲和性心理在一个荒谬、愚昧、苦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呈现出来的某种特殊的、异常的、因而只能称之为生命的混沌状态本身的关注。而《荒山之恋》看起来是展现了下意识活动和情欲对人的主宰作用，实际上却是一部试图着重探寻和捕捉作为人生背景的家庭文化因素对人格的形成、精神心理的发展及其命运所起的潜移默化的复杂影响（在对人的命运发生的影响中，虽说也有作为社会环境的文化氛围的微妙作用，但相比较而言，在这部小说中毕竟是次要因素），以及在这种无形影响下难以为理性所把握的生命和情感的奇异过程的作品。我这样认为，倒不是试图要将这两部作品的意蕴框限于某种十分明确的社会意义上，而只是说，在论及作品带给我们的错杂的生命感受或诸如哲学、心理学和美学等方面的种种启示之前，先把握住作品提供的社会联系还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使我们的评论避免那种过于随意化的揣测、不得要领的指责以及绕过作品的借题发挥。在此基础上，让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无论是《小城之恋》还是《荒山之恋》，都不是作为某种真实生活的形象反映，而是作为由作家创造出来的一种纯粹的“虚幻的生活”（苏珊·朗格语）来加以描述和处理的。因此，评论的任务应该主要致力于对作品本身所提供的东西进行分析，而不是把它们与外部经验世界的生活事实和一般常识进行简单的、理性的对照。
一
过去的一切都不会被轻易地忘却，特别是那场扫荡了一切文化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就在那长达十年的浩劫中，封建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借尸还魂，是靠了极“左”路线在全社会实行的文化蒙昧主义才得以实现的。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无知竟俨然成了一种可以在社会上倍加炫耀的人品。极“左”路线对知识文化的极端仇视及其执行的反文化的文化政策，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的文化“断乳”现象，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对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所起的恶劣影响，我以为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但是，由于性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中属于一个敏感的区域，因此，多少年过去了，尽管文学表现的题材及其内容被空前地扩大了，然而封建文化蒙昧主义对青春期性心理发展和两性之间关系的灾难性影响却还从未见有文学作过创造性的表现，成了作家视野中的一个“盲点”。而十年“文革”，正是包括性的问题在内的人的所有感性欲求被否定、被无视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借着文化蒙昧主义的帮助，禁欲主义的时代风气反倒造成了一种普遍的道德败坏，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就如同英国哲学家罗素所指出过的那样，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就等于加强、而且是以最病态的形式加强对它的兴趣。因此我敢说，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在这块被荒置的领域进行的孤军深入的文学探险是具有某种开拓性的意义的。
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为读者展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小城剧团里，一对朝夕相处、又正值青春发育期的愚昧无知的男女演员，在浑浑噩噩地迎来了自己性生理的成熟后，却茫然不知所措地落入非理性本能的股掌之中，听凭“天意”的拨弄，酿成了一出令人嗟叹的青春悲剧。
性心理学表明，越是文化、修养缺乏而又处于青春初期的青少年，其性的“激发阈”相应也就越低，他们最容易爆发不易抑制的性冲动，并受到这种动物式生理需求的支配。《小城之恋》的男女主人公就是这样的文化畸形儿，“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只知道互相是无法克制的需要”。我以为，表现这样的人物及其情欲和性心理活动并不是文学的羞耻，文学的羞耻只在于对它的题材作了肤浅庸俗的表现。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王安忆是怎样表现的。我认为在《小城之恋》中有两个最主要的艺术表现特点。首先是作家采取的叙述方法，它不是以居高临下、无所不知的指教姿态出现，而是基本从一个观察、理解都受到限制的视角出发。这是因为王安忆的描写对象是一对在荒谬、失调的世界中为反文化的文化环境所贻误的青年男女；由于蒙昧，他们痛苦地辗转于情欲的煎熬之中却昏昏然不知其究竟。对他们而言，小说提供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他们的悲剧之间并不直露地构成或呈现为一种直等式的关系，而是在二者之间发生着一种更为内在的、隐蔽曲折的联系。这沉沦的一男一女的悲哀，始终是一种受无意识活动控制的生命的挣扎和困惑。为保持小说本身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也是出于艺术本身的需要，王安忆看来是有意放弃了作家们惯用的“全知全能”的叙述特权，而主要对男女主人公情欲和性心理的异化起始终了的悲剧全程作了整体性的表现。像写《小鲍庄》一样，她在淡化（仅仅是淡化，不是取消）故事的社会背景时，是以一种貌似退出小说的极有节制的客观叙述方法使自己巧妙地“溶入”叙述之中的。这里判断的困难在于，作家的社会批判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不是靠特意去点明，而主要是通过客观描写因愚昧而放纵肉欲给人精神上心理上带来的无休止的痛苦折磨以及对人生幸福的损害或毁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譬如《小城之恋》中那种无心灵参与的男女苟合，与王安忆描写的那些由情欲的骚动而导致的爱恨交织等无以名状的错杂矛盾心理、行为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就涉及了性心理学和爱的哲学等问题，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按弗洛姆的说法，爱情，“是对把自身完全融化、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的渴望”。从哲学的意义上讲，爱情在本质上是一种感情的化合和升华，它的和谐发展是对相爱双方精神世界的不断充实和拓展。从这一点说，爱又是对被爱者的一种无私奉献，绝非仅仅依赖于性接触向对方索取肉体快感的满足的生理苟合所能实现。对于没有爱的性恋来说，肉体的满足必然是暂时的，它的归宿只能是难以弥补的匮乏。弗洛姆说得好：尽管性的魅力可以借放荡的、短暂的官能结合制造出融合的假象，“然而这种没有爱情的‘融合’，只能让素不相识的人分离如初——有时让他们自惭形秽，甚至使他们彼此憎恨。因为一旦幻觉消失，他们的陌生感甚至更为强烈。”虚假融合的性体验消退后，分离感和空虚感必然会更猛烈地袭来。所以放纵情欲者往往不得不更频繁更迫切地求助于疯狂的纵欲以获取补偿。这样一来，纵欲者就将自身抛进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套：“性融合蜕变成人为了摆脱分离强施于他的焦虑而做出的绝望挣扎，但结果却是分离感与日俱增，愈演愈烈，因为，除了在极其短暂的时刻，没有爱情的性行为根本不可能填补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因此不难理解，《小城之恋》中那对为其关系苦恼和惶惑却不知其所以然的男女和他们最终形同陌路的人生结局，实在是王安忆对两性关系一旦沉湎于纵欲而不能自拔的内在心理机制的一种辩证的艺术揭示。
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的第二个艺术表现特点，是较多地运用了对季节、天气、自然景物和具体环境的象征、隐喻描写，目的是为其作品中发生的虚幻事件设置一个恰当的背景，以便割断它和经验世界的联系。这些描写或是作为社会背景的一种隐喻，或是作为人物处境的一种象征，或是作为人物沉沦程度的一种气氛渲染出现的。我们从中仍然可以感受到王安忆的倾向性。比如，故事开始的那个“干燥的春季”与男女主人公青春期身体发育的不谐调和畸形化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联系。春天，本该是适合万物成长的季节，却因“干燥”而成了一个贫瘠的季节，它所唤起的联想和作品提供的沉闷乏味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吻合的。这里，体形的丑陋和异常甚至也是特意用来暗示这对男女身心发育的极度失调的。随后而来的闷热得反常、没完没了的天气和情欲的煎熬更使外部环境和人物苦不堪言的内心环境沟通起来，构成一种难忍难耐的氛围，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当蛰伏的情欲开始在男女主人公心中蠢蠢欲动地焦躁着，频频施展它不祥而又难以抗拒的魅惑力时，那种渗透了莫名的神秘和不安的气氛也是靠了风景和环境的描写传达出来的：“那是干燥的季节，……塘里的水干了，井里的水浑了，坝下大河低了，裸出暗绿的苔藓，落日是火红火红的，落下闸顶之后，却隐在了极远处的一丛绿树后边，变魔术似的。凡是绿树丛处，便是一个村庄，看得到，走不到，犹如海市蜃楼。”思春的猫在这样的夜晚“撕肠裂肝的叫”，“激荡着一整座县城，扰得人不能安眠。”剧团从南边演出归来，已是秋凉时分。经过一段夹杂着痛苦和耻辱的绝望过程，无法从情欲之网脱身的男女主人公的狂热也将归于一种习惯性的平淡，偶有反复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这时的风景描写和开首有了很大的不同，暗示着他们开始要走向其肉体关系的穷途末路了：“那簇绿荫荫的树丛，太阳从那后边一点一点往下落，将那绿色的树丛映得金光四射。慢慢地暗了颜色，最终成为黑漆漆的一团，隐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了”。他俩“那一份肮脏的欢情”的持续，显示了两性关系沉沦的深度，就像“街边茅厕的气味是臭的，弥漫得那么广泛，已经不觉得臭了”。但是这种沉沦的极度的龌龊，已经是无法自掩自欺的了。为了把这难以形容的龌龊表现为一种可视的形象，王安忆把她的环境描写置于一个疾疫流传的春天，让一种奇怪的“肚泻”袭击了整个县城，弄得到处臭气冲天、满目污秽。在这样肮脏的环境里，男女主人公那份肮脏的欢情就更形其肮脏。和同剧团那些享受着纯洁健康的幸福生活的青年们相比，他们有一种被清新美好的世界孤独地隔绝在外的无望的悲哀和悔恨。
即便对《小城之恋》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从场面、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倾向视而不见，我们也很难怀疑王安忆作品的严肃性。请注意在男女主人公像迷途的羔羊一样为粗鄙的肉欲而苦恼时，作家忍不住有两段极露感情色彩的议论：
“他们本是纯洁无瑕的孩子，可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冥冥之中，要将他们推下肮脏黑暗的深渊。他们如同堕入了一个陷阱，一个阴谋，一个圈套，他们无力自拔，他们又没有一点援救与帮助，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他们只能以自己痛苦的经验拯救自己，他们只能自助！”然而“那样的罪恶，就好比是种子，一旦落了土，就不可能指望它从此灭亡。他们处在一个蒙昧的时期，没有一位先行者来启开他们的智慧。……他们又是那样平凡卑微的孩子，怎能期望他们与自然的力量抗衡。”
作家对那两个精神、文化上混沌未开又后天失养的“弃儿”的同情之心和对一个执行封建文化蒙昧主义政策的时代的责难之情，难道不都在间接地告诉我们，对一个人的成长，不仅文化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性的教育也是人生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么？后者对于人生的作用，瑞典心理学家桑兹特勒姆说得极为透彻：“性的教育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是什么乱交的训练；其目的是为了增加个体对人类生物性和社会条件的了解。具有抑制作用和受到责任制约的正确感和错误感不仅无害而且还是人一生中的宝贵财富。人类是生物，但由于他们有理性，所以能够使他们有幸成为社会创造的人。”《小城之恋》中，那对不幸成了无用人的青年男女污秽不堪的性恋，最终不仅使“他”的人生彻底被毁，而且使得后来心境终于“明净清澈”的“她”也只能过一种有缺憾的、不完全的生活。自然，对他们的遭遇，王安忆表达的不是道学家的鄙夷，而是满怀同情的理解。对被一个愚蠢的时代所贻误而造成的青春的蹉跌，王安忆持的更是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