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和
中国进入人类文明社会四千多年以来，由于自身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中国农民既是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也是精神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但在此期间，中国农民并没有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了我国学术界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和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之大姑且不说，即使是在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改观的现在，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仍存在有很大差距。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在给联合国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刚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如把上海也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欧洲的葡萄牙相当。该报告还介绍，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的人收入总和，另有25亿人每天依靠不到两美元度日，这些人占世界人口的40%，但他们的收入只占全球总额的5%。笔者很清楚地知道，山西不少农村还不如贵州农村，山西还有不少农民如果能每天拿到两美元的话，他们会高兴地跳起来——要知道，两美元接近16元人民币，等于一个月有近500元人民币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推出的中国首部全面小康蓝皮书《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透露，目前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600万，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下约有2000多万，两者合计有4800多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3.7%，这是中国国家贫困线。如果根据国际上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即为贫困人口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最近的估计，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相当于总人口的1/10。这些贫困人口是中国今后达到总体小康水平的最关键人群（丁肇文《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2006年10月30日《市场报》）。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晤，在讲原则立场的同时，并没有回避中国的困难，他说，中国目前仍有1亿多贫困人口，他们每天收入还不到1美元。据新华社2006年5月14日天津电报道：目前中国农村人口中尚有贫困人口2300万，处在温饱边缘线的人口近5000万。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田瑞璋说，如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线的话，中国贫困人口将可能突破两亿。我国东南部的大都市的豪华剧场经常演出世界经典剧作，经常举办大师级的画展……而与此同时，中西部落后山区的农民还经常抱怨说，他们已经好几年没看戏了。中国中西部山区的农民与中国东南部大城市的居民，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差距比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差距还要大得多！农民对文艺的要求并没有比几十年前提高多少，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农民“开始要求锦上添花”、“热切地希望作家能集席勒和莎士比亚于一身，推动文学更趋艺术化、多样化”。对农民来说——起码对太行山区的农民来说，别说在五十年前刚刚建国的年代了，就是现在——也主要还是“雪中送炭”问题，而不是“锦上添花”问题。
农村的现状经常迫使我思考：文学是什么？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以语言为材料而构成的艺术，是一种让人类获得审美快感的艺术。文学作品的兴衰是由其本身的条件和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的条件决定的。其本身的条件，是指文学作品描绘的社会人生画面、蕴涵的人生意蕴、反映的社会意义、具有的审美趣味等。它所处的社会条件是指文学审美对象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需求、文学审美对象的欣赏水平和接受能力、文学市场状况等。虽然“五四”以来中国人才开始从理性上关注文学市场问题，但实际上自中国古代有商品交换以来就有文学市场了。自从中国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文学市场进入了一个多元无序的混沌状态。这种状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中一个消极面就是，由于占中国国民大多数的农民在文化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他们在纯文学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在日益缩小。近十几年来，文学市场上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适合农民欣赏水平的作品愈来愈少。一位鲁迅研究学者曾痛心地说：“近年的某些文学出版市场，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戏说历史充斥书市，性描写、黄赌毒横溢无涯，人已经被野蛮化、禽兽化、流氓化、庸俗化，唯钱为是，唯色为是，真乃是人欲横流、灵魂丧尽，不仅毫无精神力量可言，简直成了一堆腐骨与烂肉。倘若任其泛滥，中华民族的灵魂就会被完全吞噬，筋骨被彻底腐蚀了。”此话虽系愤激之言，可能有不甚准确之处，但毕竟反映了部分事实。这不由使我想起赵树理在20世纪30年代立志拆低“文坛”变“文摊”时的社会背景：当时左联所倡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上海一带的进步文化人士中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在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村中却还根本看不到左翼文学的影子，在内地的广大农村中流行的仍然是千百年来宣扬“三纲五常”、行侠仗义、天命观、阴阳禁忌之类的封建迷信书籍。正是在此时此地，已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文学青年赵树理发现了“五四”新文学脱离大多数中国国民——下层农民群众的弱点，暗暗立下了一个宏大志向：“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是我的志愿。”应该说，赵树理的这一志向是对鲁迅等一代“五四”新文化巨人倡导的“五四”新文学的最实际响应。但看来要达到一代“五四”新文化巨人提出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文学是人学”、改造国民性等目标实在是任重而道远！至今历史车轮已又滚过近百年，相当多的中国现代作家却反而坠入到连“鸳鸯蝴蝶派”都不如的“‘黄’、‘金’世界”里去了，相当多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了或者是极少数人的“高精尖”食品，或者是顺“人欲”而“横流”的精神鸦片了。
毋庸讳言，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比起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以为，从事文学创作和从事文学研究的中国作家和学者、或者一部分中国作家和学者，还是应该考虑到：中国是一个自古以农立国的国家，直至今天中国还有9亿多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作为中国人中的大多数的农民也是具有审美需求的，他们的文学欣赏水平还很低，就算认可“现在大多数农民已经达到了初中毕业水平”的统计，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也还是远远达不到欣赏诸多中国作家写的现代派文学作品的程度的。那么，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学者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时，是不是应该“迁就”一下中国农民的审美特点和审美需求呢？我以为，在当下中国，起码应该有一部分作家去为农民创作，而不应该一窝蜂地都去追求做钱锺书、张爱玲或卡夫卡、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这一想法就与我们推崇赵树理的创作联系起来了。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赵树理是最自觉、最虔诚地为农民创作的作家。他在自己已被“斗”得生命垂危时还说，“我以后再写，可不写小说了，要写戏剧！”原因是“过去我写的小说主要是写给农民看的，可是我做了个调查，全国真正喜欢看我的小说的，主要是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员，真正的农民并不多。这使我大失所望。现在我国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劳动也繁忙，一本一本地看小说是比较困难的，而戏比小说作用大，一本小说不能看几个人，一本戏就有几万人看。如果写成剧本，剧团在农村公演，让老老少少都能看，这有多好！”他多次说过，自己从未想过当作家，而是一心想为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做点事。这在推崇唯美的作家、评论家看来，岂不是功利到了根本不懂文学为何物的地步了！但我之推崇赵树理，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
为了确证赵树理上述调查的准确性，我前一段专门到山西省晋东南地区的阳城、沁水、襄垣、沁源、长治、武乡等六县做了调查。我列出6个问题分别向生活在上党地区农村的60位65岁以上、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20世纪40年代的农民和现在的农民做了调查：
一、您听说过赵树理吗？
二、您看过赵树理的书吗？
三、您看过赵树理的什么书？
四、您知道小二黑、李有才、常有理、小腿疼是什么人吗？
五、您认为现在还需要赵树理这样的作家吗？
六、听说过丁玲、周立波、贾平凹、莫言、李锐吗？
在调查中，我们先问了30个65岁以上、小学文化程度、农民出身的县乡干部5个问题，调查结果如下：22人听说过赵树理，2人看过赵树理的小说，15人看过地方戏《小二黑结婚》，20人知道“小二黑”，13人知道“李有才”，没人知道常有理、小腿疼，8人能说出“还需要赵树理这样的作家”的话，11人听说过丁玲，知道她是个“大右派”，没人看过她的书，没人听说过周立波、贾平凹、莫言、李锐。
我又问了30个65岁以上、小学文化程度、过去和现在都是农民的老年农民同样5个问题，调查结果如下：2人听说过赵树理，没人看过赵树理的书，6人通过看地方戏知道“小二黑”，对“还需要赵树理这样的作家吗”全部不知所云。没人听说过丁玲、周立波、贾平凹、李锐。
其中最令我伤感的是在赵树理活动较多，且兼任过县委副书记的阳城县的台头乡杏林村对8位老年农民调查的结果。具体对话如下：
1.原某某，男，67岁，答：“看过赵树理的戏，日子久了，没印象。”
2.王某某，男，64岁，中共党员，有30年党龄，答：“听说过，赵树理是侯马人嘛！看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晓得晓得，这个人的名气不小啊！还来过咱阳城，五几年吧？记不大清楚，反正现在的老百姓需要这种人！给老百姓说话！是咱农民的代表！好人！”
3.王某某，男，63岁，答：“听说过，好像名气很大哩！作品？哦，书啊，没看过，呵呵，我不识字！读不懂！可能那时候听过他的戏，可是现在可也没有印象啦！谁还会记得这些东西？”
4.王某某，男，64岁，答：“没有，嘿嘿，咱哪认得人家，人家是坐小车儿、当大官的人呀！”
5.王某某，女，74岁，答：“谁？什么‘诏书’？哦，是个人呀？不知道！不知道！咱老婆子这么老了，能认得人家谁来？一个也认不住！”
6.王某某，男，66岁，答：“赵树理呀？知道！是咱娘家人！不是侯马人？是吧？噢，50年代学习，见过相片，好像来过咱县，在那时候的大礼堂，是五几年来的？是个大作家！威名不小！那时候！嘿！”
7.吉某某，男，62岁，答：“没有！……哎，是个当官的？还写书来？好像有点印象，可是实在想不起来了呀！”
8.原某某，女，69岁，答：“没有听过，我活这么大了，连个县城都没去过！嘿嘿！一辈子就在这里！也熬了这么大把年纪了！”
在调查中，幸亏我预先找了当地乡镇干部派人领路介绍，否则农民根本不会搭理我。太行山区的不少农民至今对城里人还很恐惧。在我提问题时，农民以为我是政府的什么官员，无论怎么解释也不信任我，不敢随便说话。当我向一位老汉调查时，他老伴甚至说，“哎呀，你可不敢把他铐走了呀！他老糊涂了，是胡说八道的！”这话真令我感到心酸。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联想到近几年来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些“明星”们经常拿农民“开涮”，取笑他们的穷酸、愚昧无知的现象；我想，我国的文化部门、我国的拿着农民交的税金构成的工资的作家们，自称是“五四”精神继承者的学者们，的确应该思考一下：“中国文学”是不是名副其实？中国的精神文化制造者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以为，为中国九亿农民提供审美食粮实在比去迎合遥远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十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胃口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