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浪潮对中国各个领域的渗透，随着几乎所有领域的市场化，中国农民问题由最重要退到了不重要，再加之中国当代不少作家远离中国当代社会农民阶层，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情有独钟及西方、港台消费文化通过电视、电脑网络、光盘等媒体对中国文化市场几乎所有角落的荡涤，赵树理式的专门写给农民看的文学作品几近绝迹，赵树理研究也逐渐沉寂了下来。到二十世纪末，已很少有重要的文化官员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谈到或研究赵树理、谈到或研究农民文学。2004年前后，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另一个社会问题开始受到了舆论上的广泛重视——这就是国家领导人一再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和“三农问题”。2005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有关“三农”的问题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叫舒尔茨的经济学家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中好多重要的原理。世界上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深知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立刻，“穷人经济学”成了国内舆论界的热门话题，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也成了备受欢迎的人。为何尚未提出更多更深的理论，只是提了一下“穷人经济学”几个字，就引起了强烈共鸣？一句话，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13亿人口，人均GDP还很低，尤其是农民更低。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整个社会，特别是政界、知识界一些人士对农民问题又一次重视了起来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农民话语权问题、农民医疗保健问题、“农民工”人权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城市污染波及农村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报道在报纸杂志上连篇出现，还有人在时隔80多年后，又一次提出了“农民启蒙”问题。其中湖北一位年轻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文章，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影响较大。李昌平不自私、有胆略、有眼光，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很早就到乡镇工作且能实干、真干，他的议论震动了相当一阵子。他那“农民穷，农村苦，农业危险”的呼吁声至今还在人们的脑际回响。军队作家刘亚洲也说过一段震动人心的话：“‘三农’肇始于这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中国自古至今一直以农业立国，农民人口非常庞大，对社会的稳定性极其重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变流民。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这个称呼古来有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就被统治阶级污蔑为‘流贼’。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另一个称谓我们耳熟能详：‘盲流’。其实，‘盲流’和‘流民’有血缘关系，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流民有两种，一种是有根的，一种是无根的。无根的更具破坏性。解决办法是让他们生根。今天，中国的农民问题很严重。进入21世纪后，中国面临无数的困扰、焦虑和难题，而最大的世纪性难题是农民问题。”是的，农民问题的确十分重要！农民是中国人数最多的一个职业群体——九亿多！农业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生产方式——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如果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最先开始种植植物以求生存的炎黄氏族算起的话，那么中国的农业至少也有两万年左右历史了。农村占有中国最广袤的土地——九百多万平方公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组成了古代的中华民族，是农民迈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步伐，是农民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昔日的古老大厦；但农民却几乎一直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一直像闰土一样辛苦贫穷沉默，一直不为舆论关注，一直不为中国的文学所描绘，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四大名著中几乎无一正宗农民形象：《三国演义》中的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西游记》中的人物都是神仙妖魔自不必说，连号称专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也只有一个叫“白日鼠”的偷偷往杨志等喝的酒里放蒙汗药的老鼠式的小人物白胜算是个农民，《红楼梦》中唯一的农民刘姥姥只是因为依附了王熙凤才以一个农民家属的身份露了三次让人耻笑的老脸。中国农民，诚如王小波所言，一直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据国家统计局官员2005年9月6日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城乡消费差距令人震惊。他说：“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十年。”我对“相差十年”的说法并不感到吃惊。据中央电视台2006年1月26日《新闻联播》报道，2005年中国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人民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5元。我的家乡地处山西煤乡，有许多眼下身家上亿、富甲天下、挥金如土的“山西煤老板”，同样沾煤价猛涨的光，当地农民的消费水平在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农村中应属上等水平。有关调查资料表明，2005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914元，收入水平已由2000年的第30位前移至2005年的第17位，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才仅达2891元。笔者现居住的山西省长治市所属县的一般农家生活水平（不包括“煤老板”等事实上的“非农民”）比长治市城区居民一般家庭的生活水平至少落后二十年——大多数农家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不达3000元。近日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针对目前中国人收入分配搞了一项课题研究，研究结果证明：目前中国人的基尼系数是0.46，仅从城市看来是0.34，仅从农村看来是0.37，但把城乡综合在一起就是0.46了。这说明主要是城乡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数的扩大。而且这个已经很高的基尼系数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从相当均等迅速拉大到这么大的差距的。［1］
古往今来，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民生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农民的民生问题。虽然城里人向来看不起农民，但城里人从来都离不开农民，衣食住行包括拉撒等，哪一样也离不开农民。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取得巨大进展，也为城市改革积累了大量资源，并进而形成了农民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涌入城市的潮流。这一趋势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亘古未曾有过的大变化——中国农民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向城市迁徙。据统计，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农民将以每年850万的速度向城市转移，目前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已超过1亿人。但另一个现象也十分突出，进城“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仅为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的平均收入则达1335元。离乡进城打工的农民85%以上是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70%是2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失去亲人的呵护，中断了学业，身处异乡；他们和城市青年一样，也需要家庭、爱情、友情，也需要正确的人生引导，也需要健康的精神享受，可是有哪些文学作品是写给他们看的呢？于是黄色网吧、黄碟和赵树理当年立志要战而胜之的武侠小说、迷信小册子又一次开始在“农民工”中大行其道……更可叹的是，在鲁迅提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立志要“改造国民性”近一个世纪之后，农民还是自己说不清楚自己的痛苦，自己无法表达自己的痛苦。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日益增大增多的农民反而成了这个日益繁华富足、处于喧嚣转型期的现代中国社会中最不被关注、最为安静的群体了。这是为什么？我以为，一个原因是，中国农民有深厚的依靠好皇帝、大清官来解救自己、来主持公道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积淀。经常听农民说：“难道当官的都瞎了？”这句话从积极角度看是在指责官僚主义，但从消极角度看，则是在等待好官、清官来体恤他们、解救他们。第二个原因是，农民不知道该怎么说。农民的语言虽然丰富精彩，但他们缺乏现代理性思考。农民具体感受着苦难，他们善幽默、能感叹、会谩骂，经常把话说得十分精彩，有的话的艺术性、幽默性简直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他们能养育出赵树理、贾平凹那样的优秀作家，能孕育出赵本山、范伟那样腰缠万贯的小品演员，但自身却拙于现代理性思考，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常听农民发出“咱受苦人”这样悲凉的感慨，但从未听到过他们对为什么“受苦”做过理性分析。三是农民没有地方说话。官员会在报告中慷慨激昂地说，作家能在作品中隐隐约约地说，记者常在媒体上夸夸张张地说，学者可以在学术刊物上条分缕析地说，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地说，农民到哪里去说呢？农民没有自己的说话地方。话语要想让社会普遍知道，必须发表出来，农民没有发表自己话语的地方，也就等于失去了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