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1月30日，重庆解放，重庆文学由此掀开新的一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51年5月，重庆市召开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重庆市文联，使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文艺工作有了一个初步的组织保障。1953年4月，西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西南分会，选举沙汀为主席，艾芜、邵子南为副主席，成员有蹇先艾、曾克、方敬、林如稷、邓均吾、李亚群、李乔等许多著名作家，重庆成为一时之西南文学中心。1954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撤销，1956年5月，西南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在重庆召开作协重庆分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沙汀为主席，李？人、蹇先艾、邓均吾、曾克为副主席，并将原来的协会刊物《西南文艺》改名为《红岩》，重庆继续享有西南文学之重心地位。1959年8月，作协重庆分会在成都召开理事扩大会，正式决定作协重庆分会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于11月由重庆迁至成都，与四川省文联合并。原作协重庆分会所办的《红岩》和四川省文联所办的《草地》于同年9月终刊，从10月起另创办一个综合性文学月刊《峨眉》，1960年5月改名为《四川文艺》。重庆文学的主体地位因行政区划的变化自此失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四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和发展。通过如上我们对重庆文学背景历史的考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政治体制与文学制度对重庆当代文学的重大影响，它直接决定了重庆文学主体地位的存在与消亡，加强与弱化。从总体上讲，尽管受到政治体制与文学制度的诸多制约，新中国成立27年来的重庆文学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并且在全国文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首先是本土作家数量有所增加。解放前，重庆本土产生的作家很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因国民党“陪都”的独特政治地位，吸引了不少作家来渝，一度造成了重庆文学的辉煌，但那些作家多是“雁过留声”。随着战争结束，绝大部分作家都陆续散去，只有极少部分因为工作或家庭等方面原因留在了重庆，这部分人便构成了重庆当代文学的作家基础，如方敬、曾克、柯岗、雁翼等。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固建立和人民社会生活的稳定，重庆终于沉淀孕育了一批属于自己的本土青年作家，他们构成了重庆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这些人有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况浩文、高缨、梁上泉、杨山、穆仁等，他们多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在苦难与革命的经历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作家和诗人，面对新社会新生活，他们满怀豪情，尽情歌颂，佳作纷出，铸造了重庆当代文学的辉煌。
特别是罗广斌、杨益言、况浩文、高缨、梁上泉等几位作家和诗人，不但在重庆和四川享有盛誉，其声名也越过了巴山渝水，在全国文坛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次是文学题材更为广泛。当代重庆作家来源广泛，加之生活阅历丰富，因此他们的文学视野较为开阔，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都进入到了重庆作家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表现中。有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作品，如曾克和柯岗两位擅长描写军事题材的作家，为当代文坛奉献了《挺进大别山》、《三战陇海》、《逐鹿中原》等长篇军事小说和纪实文学，在当代文坛产生过较大影响。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梁上泉的《高原牧笛》，雁翼的《在云彩上面》，陆？的《重返杨柳村》，以及杨山、穆仁合著的《工厂短歌》等作品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工厂等各行各业的社会生活景象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还有反映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作品，如高缨的《云崖初暖》，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等长篇革命历史小说，反映了从红军长征时期到解放后肃敌反特等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从地域文学（文化）的视角来看，重庆作家对重庆地域题材的开掘似乎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更有必要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饶有意味的是，当代重庆作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两部作品――《红岩》和《一双绣花鞋》，恰好就是反映重庆独特的地域历史文化资源的作品，它们的成功有着多方面的启示意义：一是说明了重庆蕴涵了丰富的文学矿藏，值得作家们去重视。二是充分证明了重庆地域文学的独特价值。三是借着这两部作品，重庆形象得到了较为深动的文学塑造和展示。
从文体上看，重庆当代文学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上均有作家涉猎。小说方面，重庆先后产生了邵子南、曾克、柯岗、高缨、罗广斌、杨益言和况浩文等多位优秀的小说作家。他们有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成为当代主流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重庆解放初期，重庆作家创作热情很高。但由于大部分作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领会和适应，还存在一定距离，所以小说创作有过一段沉寂，也走过一段弯路，如作家刘盛亚创作的《再生记》，即因受到严厉（并不合理）的批评，而被禁止继续在报刊上连载。这在当时，对小说创作之“由热转冷”，是有很大影响的。但由于一些老作家以及由老解放区来的中青年作家的积极支撑，青年作家的不断涌现，重庆小说创作，很快出现了在读者群观众中有广泛影响的作品。如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是西南地区第一部写工业建设的长篇小说；邵子南的《木匠造机器》、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则是当时传播较广的佳作。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和况浩文创作的《一双绣花鞋》先后问世，将重庆小说创作推向了高潮。两部作品魅力各异，一个人格力量崇高壮美，一个故事神秘惊悚，它们联袂而出，征服了全国广大读者，影响巨大，时至今日。
总体上看，建国27年的重庆小说写得最多和最有成就的当是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作品，曾克的《挺进大别山》、柯岗的《逐鹿中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等皆是这类题材的优秀之作。这也与全国这一时期的创作情况相似。但不足的是工业建设和农业建设题材的小说却十分不够，数量极少，也少有佳作。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算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中难得的佳作。出现这种情况，与这些作家拥有的题材领域的局限有关。
诗歌方面，重庆先后拥有何其芳、方敬、雁翼、梁上泉、陆？、杨山、穆仁等优秀诗人，在全国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何其芳和方敬是现代时期即已成名的优秀诗人，解放后因工作繁忙，诗作不多，他们的存在至少为重庆诗坛起到了一个良好的奠基作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则主要由雁翼、陆？、梁上泉、杨山、穆仁等后起的中青年诗人担纲。他们以优秀的诗作（梁上泉的《高原牧笛》、雁翼的《在云彩上面》、陆？的《重返杨柳村》等）在中国当代诗坛引起较大反响，并被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册。
新中国成立27年来，重庆诗人及时感应时代生活的变化，诗歌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些变化也与这一时期全国诗坛总体上的变化步调一致。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诗歌主要为颂歌，歌颂党和领袖，歌颂新社会新生活，歌颂生产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风貌，是这一阶段诗歌的基本主题。这时期诗歌的抒情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否定旧时代，赞美和肯定新时代；二是在写实描绘中歌颂新人新事新风貌。前者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后者如穆仁和杨山的《工厂短歌》等。20世纪50年代末期，全国大跃进新民歌运动蓬勃开展，重庆积极响应，群众创作的民歌作品较丰硕，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进行采风，在一个月里就收集到1万余首民歌，后进行整理筛选，编辑出版了两集《跃进民歌》。这些民歌作品表达了那个时期重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的热情和愿望，其革命浪漫主义和浮夸主义相结合的艺术风格，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令人深思。20世纪60年代，紧张的政治气氛使重庆诗歌踏上了政治抒情诗的道路，重庆诗歌也由此走向了歧路。
重庆这座文化名城，在抗战时期，曾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热土。当时全国许多优秀剧人都汇聚到了重庆，从而造成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虽然后来这些剧人在抗战结束后撤出了重庆，但毕竟为山城广大观众播撒下了爱好话剧艺术的种子，也为重庆话剧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解放后，重庆话剧继续得到发展。而推动重庆话剧的发展则主要由重庆市话剧团来承担。该剧团前身的重庆市文工团。是由二野西南服务团文艺队部分成员为骨干，于1949年12月建立的。剧团拥有多位江安国立剧专毕业的话剧演员和抗战时就活跃在剧坛的老戏剧工作者。有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话剧英才，还有众多经历了舞台摸爬滚打和剧团一道成长的老兵宿将，堪称话剧人才成长的基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话剧团共演出中外古今剧目《雷雨》、《北京人》、《胆剑篇》、《雾重庆》、《红旗歌》、《尤里斯？伏契克》、《卡门》、《伊索》、《霓虹灯下的哨兵》、《南海长城》、《槐树庄》等230多部，其中本团创作演出的有《四十年的愿望》、《比翼高飞》、《苦水甘泉》、《针锋相对》、《虎穴英华》、《寒冷的夏天》、《一双绣花鞋》、《红岩》、《陪都新闻》，《好人难当》、《街头巷尾》、《手足之间》和《一个美国将军在重庆》等。建国初期创作的，以修建成渝铁路为背景的大型话剧《四十年的愿望》，是在当时中共重庆市委张霖之、曹荻秋、任白戈等直接关怀指导下定稿的。该剧参加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后荣获演出、创作、舞美多项奖励，并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作为中央赴朝慰问团的演出剧目。1954年在渝公演的《尤里斯？伏契克》，享誉山城，又参加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行程数千里，深为云、贵等地的驻军热情欢迎。1966年创作的反映重庆市工业战线先进事迹的《比翼高飞》，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获得殊荣和勉励。
此外，建国27年来的重庆儿童文学和散文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西南师范学院（即今之西南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师孙铭勋对巴渝儿歌的搜集整理，张继楼的儿歌和童诗的写作，还有崔英、雁翼、梁上泉的童诗和石天河的童话诗创作等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综观建国27年的重庆文学，取得的成绩不容低估，小说《红岩》产生巨大影响，诗歌创作也一直是当代中国诗坛的重镇，其他体裁也有不容忽视的作家和作品产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引以为自豪的。但是，我们也清醒意识到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作家数量相对不足，特别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并不多。二是重庆地域文学特色还不够鲜明。这一方面是由于此时重庆只是隶属于四川省下面的一个市，行政区划使重庆文学建设的主体意识无法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与这些作家对重庆地域文化的感知和开掘还不够深入有关，虽然他们的一些作品也反映到重庆的社会生活，但我们不能从中感受到足够的地域文化气息。三是一些文学体裁如散文、戏剧的创作相对薄弱。这固然与作家自身的文学趣味与文学选择有关，但也与文化市场（包括发表阵地、受众市场等）的培育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诗歌
第一节 建国后17年的重庆诗歌
建国17年的重庆诗歌，及时感应时代生活的变化，诗歌的思想主题与艺术风格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初期，颂歌成为当代中国诗歌的唯一美学规范。其成因缘于翻身当家做主人的中国人民普遍产生了强烈的解放幸福感、新社会新生活的喜悦感和民族自豪感，他们在激动欢乐中油然而生对幸福生活缔造者共产党和领袖人物的无比虔诚的感恩和歌颂之情，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导致了新中国初期诗歌颂歌创作浪潮的产生。重庆诗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当代颂歌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较早吟唱颂歌的重庆诗人主要有何其芳、方敬、雁翼等诗人。
何其芳（1912―1977），重庆万州人。这位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于文坛，曾以散文和诗歌奠定其在现代文学史上坚实地位的诗人，进入新中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诗歌创作数量不多。其解放后的全部诗作（包括未发表的作品）约80多首，皆收入他去世后以遗稿的形式汇集出版的《何其芳诗稿》（1979）。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是何其芳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首颂歌。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何其芳亲历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也感受了全国人民此时此刻无比喜悦激动的心情。这些经历激发了他的诗兴，使他写下了这首颂歌。诗歌以抚今思昔、展望未来的抒情程序表达了诗人面对新中国诞生而产生了的丰富的历史感（“苦痛”）、现实感（“欢乐”）和未来感（“豪迈”）。整首诗感情饱满，气势雄浑，是一首极富历史内容的政治抒情诗。它深刻地表达了全中国人民对新中国成立这一“最伟大的节日”的欢欣与自豪的感情，同时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胜利的来之不易；它激情地歌颂了党和毛主席缔造新中国的丰功伟绩，同时又抒发了全国人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的豪迈意志。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来说，这首诗应该是何其芳建国后的代表作之一，它在当代诗歌史上的意义也是不宜低估的，它是新中国的第一首颂歌，开创了当代抒情诗的颂歌时代。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发表后，有近五年时间何其芳没有发表诗作。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可能与诗人那几年忙于教学、行政和文学研究工作，简直没有“写诗或酝酿诗”的时间有关；也或许是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如他在回答读者时所说：成天坐在书桌前，在获取诗歌原料方面受到了极大限制。另外，他没有找到更适合自己诗歌的表现形式，也是原因之一。直至1954年10月，他才又重新发表诗作，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已远不如解放前他的那些诗作了。
纵观建国后何其芳的诗歌创作，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歌颂伟大的党和领袖的诗篇，无疑是他这一时期的诗歌的主要内容，占了他建国后诗作绝大的比重。《讨论宪法草案以后》、《写给寿县的诗》、《北京的早晨》和《北京的夜晚》等都是他这一类诗歌的代表性作品。在《讨论宪法草案以后》一诗里，诗人动人地抒写了参加讨论宪法草案的欢欣之情：“宪法草案，用庄严的文字/记录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看到你，像孔雀听见/初夏的轻雷一样喜欢。”在《写给寿县的诗》里，诗人真诚地袒露了共产党员的伟大胸襟和对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从“并不富裕的生活”中，“看见了未来的灿烂的岁月”，并“热烈赞美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堂堂的中国回到联合国》一诗里，诗人对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表示庆贺。在抒情长诗《北京的早晨》和《北京的夜晚》中，诗人满怀信心地唱着颂歌：“……我赞美祖国的美好的今天，/明天的风光更灿烂无边：/就在本世纪，不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出现。”何其芳的这一类诗笔触深入到现实生活的深处，把历史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较好地结合起来，既给读者以情感打动，也让读者得到思想启发。这种感兴式的写法构成了何其芳在当代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在何其芳建国后的诗作中，也有不少篇章是抒怀言志的。这些诗承续了其解放前《预言》和《夜歌》那种抒情方式，有着更鲜明的个性特征，“文革”前写的《回答》和《我们的革命用什么来歌颂》是这类诗的代表作。
总体上看，建国后何其芳的诗歌既保持了他以往诗作中的柔媚秀丽的特点，又注入了庄严雄浑的成分，发展形成了一种兼柔媚秀丽和庄严雄浑两美的艺术风格。这一新的艺术风格形成，与他倡导和实践现代格律诗有密切的关系。何其芳在研究了自由体新诗流于松散的弱点，并总结了我国古典诗歌格律传统和批判地吸取了闻一多新格律诗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现代的格律诗”的诗歌主张。他认为“诗的内容既然总是饱和强烈的或者浓厚的感情，这就要求着它的形式便利于表现一种反复回旋、一唱三叹的抒情气氛。有一定的格律是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的”他建国后的诗作大都是实践他的现代格律诗的艺术主张的。
方敬（1914―1996），重庆万州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外语系。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1949年，先后在成都、昆明、桂林、贵阳、重庆等地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及革命文学创作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名誉主席等职。自20世纪30年代起，先后出版有诗集《雨景》、《声音》、《行吟的歌》、《多难者的短曲》、《拾穗集》、《飞鸟的影子》、《花的种子》，散文集《风尘集》、《保护色》、《生之胜利》、《记忆与忘却》、《花环集》、《何其芳散记》（与何频加合著）、《方敬选集》，以及翻译著作等多种。
方敬的诗歌创作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恰逢现代诗处于热潮中，也由此，现代派诗为方敬提供了其最初诗歌创作的基本范型。现代派诗那种彷徨、忧伤、孤独、苦闷的诗情，意象表达的方式，象征暗示的手法，唯美朦胧的诗风，构成了方敬早期阶段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那首受到好评的处女作《馈赠》一开始就显示了方敬此一时期的基本创作风貌：“摸索着前去，/黑夜送来珍贵的馈赠/爱，赐我以轻吻吧。/笑的声音显示/笑的美丽，/藏情的眼珠呈现全圆。/春风在我们唇上呢，/压小了夜的呼吸。”这首诗，以朦胧的意境将方敬处在这一时期孤寂的灵魂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此外，《圆与线》、《孤独者》、《塔与桥》、《迟暮》等都显示出类似的诗风。方敬这一时期的诗作主要收入诗集《雨景》中，他们都是诗人“由于孤独，由于苦闷，也由于生之执著”而吟咏产生的。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诗人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积极的现实生活使诗人走出了“梦境”，也改变了诗人的创作取向，由个人吟唱转向抒写大众。正如他自己说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时代有力地在我的情感上划了一条界线，分明了它的两种不同的时期”。“时代的声音盖过了一切声音。时代的手指拨动了我心的琴弦，于是它呼应着响了，于是我便有了赞美或诅咒的声音。”他开始了用自己的新的“声音”来歌唱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他写大后方的动荡不安，写农村的凋敝与农民的奋发，写无数劳动者的苦难。他歌颂军民团结御侮，诅咒黑暗的旧世界。《光》与《报》等诗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诗的情感情绪，昂扬向上，一洗过去的低沉与伤感色调，显示了方敬新的诗风与格调。这一时期也是方敬诗歌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声音》（1943）、《行吟的歌》（1948）、《受难者的短曲》（1948），皆出版于这一时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方敬心情豁然开朗，由衷唱出了新时代的颂歌。他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阳光照遍了大地，阳光把我们辉耀！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光，我们的目光炯炯，要把发亮的心献给太阳！”（《日出》）他歌颂蒸蒸日上的经济建设，赞美大江南北天堑变通途：“那银河上暂时搭起的鹊桥，怎比得长江上钢铸的桥梁。”（《武汉江头》）他歌颂闪光的新事物，歌颂祖国的美好春天，歌颂城市旧貌换新颜：“你用千万支金亮的眼睛望着我，好像在笑我见了你还不认识你。”（《石家庄》）这些作品都写出了新的时代及其牵动的新的诗情。但由于工作繁忙，运动不断，诗人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不多。
“文革”十年，诗的花园被践踏成一片荒地，方敬和民族陷入浩劫的深渊。直到“文革”结束，方敬才重燃诗情，进入到他诗歌创作生涯最后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方敬在长期的读诗、识诗、写诗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方敬的诗学观，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生活才是诗的女神”方他认为，“诗从生活土壤里生长起来”，“从生活中深深感受到至于使自己感动的东西才能变成诗的血液”。（二）“诗是真的化身”。他强调，诗人要说真话，“要有真情实感”，诗是“一种单纯的‘真与美’的抒发”。（三）诗是“爱”与“美”的结晶。他认为，“诗从爱开始，执著用生命去求索，去开掘，去创造，最后以美来完成”纵观方敬的诗歌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他是以自己对于生活的深切体验与感悟为酵素而将读诗、识诗与写诗融会贯通的。他的诗是他诗学观的完美实践。
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结束，国家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沸腾的建设生活激荡起诗人的创作激情，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生活令诗人们欣喜和振奋。于是诗歌主题和风格发生变化，由对党对领袖人物的颂歌，转为建设新生活之歌。另一批吟唱建设新生活之歌的重庆诗人主要是50年代才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诗人，他们是雁翼、梁上泉、沙鸥、张永枚、陆？、杨山、穆仁等。
雁翼（1927―），原名颜鸿林，河北省馆陶县人。8岁时开始在本村小学读书，只读了13个月，日本侵略军打来了，被迫停学并参加了抗日活动。1942年夏参加八路军，在战斗中三次负伤致残而离开战斗部队；于1946年12月被派到后方医院工作，担任第二野战军后勤部文工队分队长；当时，因战地宣传演出的需要，逼着他开始自修文化，编写一些唱词之类的作品，从此，他便同文艺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雁翼于1953年10月转业到铁路工程二局工作，担任铁二局文工团团长。1957年成为重庆作协专业作家。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四人帮”倒台后，才恢复工作。
雁翼是一个靠勤学苦练而自修成材的高产作家。自1947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共发表出版作品数十部，包括长短诗集《东平湖的鸟声》、《紫燕传》、《雁翼抒情诗选》、《雁翼儿童诗选》、《雁翼诗选》、《花之恋》、《爱的思索》等64部，诗论集《诗的信仰》、《诗与美随笔》2部，小说散文集《范蠡与西施》、《子夜灯影》、《作家的童年》、《黄河红帆》、《囚徒手记》等10部，多幕话剧本《风雪剑》、《船在风浪中》2部。电影文学剧本被拍摄成电影的有《十月风云》、《元帅与士兵》、《古越轶事》、《黄河少年》、《开山的人》、《灯》、《山城雪》、《洁白的雪野》等8部。雁翼的作品被选入《新文学大系》等各种选集。
雁翼本时期的两部诗集是反映巴山秦岭筑路工程的《大巴山的早晨》（1955）和《在云彩上面》（1956）。诗人描绘建设者在险峻艰苦的环境中英勇豪迈的劳动气概，使最初的这些作品加入20世纪50年代十分活跃的“拓荒者”抒情系列。在建设背景上抒发的军人感情，常以老红军、游击战士为描写对象，这使他的抒情诗带有记叙的倾向。但过于拘泥生活细节与场景的铺陈，使最初这些作品也有着“抱住生活的具体性不放，负荷太重，想象就飞不起来”的通病。随着生活视野的扩展，雁翼表现他在四川所接触到的更广阔的生活，从重庆钢厂到三峡烟波，从川西坝子到凉山风情，艺术概括力也有明显提高。
梁上泉（1931―），诗人、剧作家，四川达县人。1950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先在川北军区，后到西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文工团从事创作。这期间曾深入到康藏高原筑路部队、云南边防哨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和成渝铁路工地。1957年转业到地方后，以巴山蜀水为题材，表现新的生活风貌。先后创作有诗集《喧腾的高原》（1956）、《云南的云》（1957）、《开花的国土》（1957）、《寄在巴山蜀水间》（1958）、《从北京唱到边疆》（1958）、《红云崖》（1959）、《我们追赶太阳》（1960）、《大巴山月》（1962）、《长河日夜流》（1964）、《山泉集》（1963）、《歌飞大凉山》（1976）、《春满长征路》（1978）、《山海抒情》（1979）、《在那遥远的地方》（1980）、《高原，花的海》（1982）、《多姿多彩多情》（1986）、《爱情人情风情》（1989）、《六弦琴》（1993）、《梁上泉诗选》（1999）等26部。历任部队文工团创作组副组长，地方歌舞剧团编剧，文联专业作家和四川省作协、重庆市作协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作协顾问等职。
梁上泉最初的诗大部分取材于康藏高原的筑路部队，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命运变迁。军人的感情和少数民族从苦难走向新生的喜悦，构成《喧腾的高原》（1956）等诗集的两个相关联的部分。第一本诗集《喧腾的高原》接触了多方面的主题，主要是藏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筑路军工在康藏高原上的英勇劳动。《开花的国土》是诗人奔走在辽阔的国土上，对欣欣向荣的祖国和勤劳人民唱出的由衷的颂歌。《云南的云》把我们从辽阔高朗的康藏高原带到了云南边境美丽的丛山密林，诗人以清新朴实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美丽多彩的生活和自然的画图。生活在新社会，望着那“一半像神话，一半像理想”（《月亮里的声音》）的美丽现实，诗人常常抑制不住自己惊喜的心情，发出由衷的叫好，用缤纷的彩笔抒写下生活的诗情画意。当他在康藏高原听到悠扬的笛声，他感觉出那是“牧人的心在歌唱”；当他在西双版纳看到越跳越急的舞步，他认定那是傣家人“在倾泻内心的狂喜”。在《月亮里的声音》一诗里，诗人以奇幻的想象，展示了凉山的今昔变化。诗中一位“长裙拖着红霞”的彝族姑娘――月琴手，她通过“会说话的手指”，把我们引到遥远的地方――“一曲庆贺奴隶的解放，两弦间就是一条欢腾的金沙江，雪白的芥子花开在两岩，牧人的舞影跃入中央……。”在《长城内外》这首诗里，诗人以细致的笔触，勾勒出那曾经是铁马金戈的古战场的变化：“战壕改渠道，银水村边绕，碉堡变粮仓，金谷已装饱”，诗人在这里歌颂的，不就是我们祖国的变化！从这些诗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线条明丽的画图，感染到的是欢声笑语，是种种欢乐的气氛，领受到的是新中国各族人民对新生活的幸福感。诗人正是通过这一切的描绘来披露襟怀，抒写胸臆，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诚挚爱戴、对新社会的歌颂。
梁上泉后来的作品如《寄在巴山蜀水间》等诗集则着重描绘自己家乡川陕山区以及祖国各地的生活新貌，注意从历史的联系中把握现实，通过对劳动人民命运的变化的抒写，来揭示今天的美好，展示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阿妈的吻》这首诗里，我们看到，阿妈是以她吻孩子的母爱的深情在爱着新的生活，爱着我们的祖国。通过人民幸福的今天和苦难过去的强烈对比，我们看到了阿妈的命运的巨大变化。在农奴制度下的藏族妇女，她们的命运的悲苦是令人不堪侧目的。阿妈心里有着神圣的母爱，但她的孩子“没有一个长大”，阿妈心灵充满了病痛，但“找不着一个门巴”。而今天，当她怀里抱着娃娃向新修的医院步步走近时，怎不含着泪花，怎不以吻孩子的母爱，爱新的生活，爱我们的祖国！
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深切的感受和理解，也使得诗人能比较准确地把握生活发展的动向，明确展现历史的光明前景。我们从梁上泉的诗里感到的一种清新明朗，与诗人着意展示未来和理想的阳光分不开，伴随生活的变化，藏家人的心胸变得多么广阔，他们欣喜地想象着：“代替那高原的云雾，是煤烟的飞翔，代替那高原的雷声，是机轮的震荡。”（《来自拉萨的客人》）把对美好未来的歌颂与今天巨大的变化联系起来，这就使得对未来的展望显得比较扎实、有深度，较好反映了时代精神，更能鼓舞人民的劳动热情与斗志。
梁上泉的诗歌善于在一些看似平凡的生活场景、细节中获取诗意表现。获得好评的《高原牧笛》、《吻》、《姑娘是藏族卫生员》等都通过画面，在新的人际关系和感情状态中表现历史的前进，写得较为精致和有韵味。如那首《姑娘是藏族卫生员》，全诗用对话的写法，朴素的生活语言，传达出翻身的藏族儿女的精神情操，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别故意让门口的猎犬向我狂叫！强壮的猎手呵，猎犬厉害我知道，姑娘是藏族卫生员，有红十字药包挂腰间，来打预防针不怕你阻拦！玩笑是好意，玩笑是好意，你又何必生气，温柔的姑娘呵，我们的藏植树！听说你注射的手艺高强，我第一个伸给你臂膀，但你别慌，猎犬不会把你咬伤。”读完这些诗句，我们的眼前不就真切地浮现出两个具有典型性格特点的藏族青年男女吗！从“不要开玩笑”一句中，我们体味到了姑娘丰厚的感情，表面上似乎是淡淡的不满，实际上是热情真率的少女性格的自然的流露。另外，我们又感到了那个藏族青年的勇敢和风趣，对姑娘的喜爱、尊敬和关心，而这些感情的表达方式又是独特的，他“故意让门口猎犬向她狂叫”，但又产生轻微的歉意，“但你别慌，猎犬不会把你咬伤！”梁上泉的诗就是这样善于从一些看似细微的事物、现象和情景等方面，开拓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示时代生活的诗意美，或从某一事物、现象或情景下笔，然后，灵巧地拨转笔头，借助于想象、联想、比喻和不多的夸张，熔铸进自己的思想以及细致而浓烈的感情。
梁上泉在运用语言艺术来充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诗意感受方面，是很见功夫的。在他的作品里，诗句平易但有亲切之感，朴素却闪耀着光辉，音乐性很强，但非常柔和，显示出一种明快优美的旋律和节奏。梁上泉诗的语言吸收了民歌和古典诗词曲的因素，加以贯通而创造了一种轻捷明快的形式，有着古典诗词曲的凝练和有规律可寻，但又不受过去那一套固定的韵律，词牌、曲牌的约束，有自由诗的明朗活泼，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自由诗那样过分自由。这样的诗句，读来既富诗味又琅琅上口。
在诗的结构上，梁上泉一般是讲求大体整齐，并比较熟练运用传统诗歌创作中特具的排比、对比的手法，使局部严整，章节匀称。在《还乡行》里，充满诗人对故乡的眷念和对苏区的缅怀，这不能不说得力于整个诗的节奏的重迭复沓。“没回家乡先问一千声好，走近家乡再道一千声早……喝一口家乡水止心跳，唱一曲家乡歌咧嘴笑，望一望家乡人亲又亲，说一说家乡话变了调。”一连串的排比造成回荡的旋律和流畅的节奏，给人一种荡气回肠的艺术感受。梁上泉很善于在节与节、句与句之间运用蝉联手法，它又是一种构成民族化色彩的叙述方式，使每一局部的意象的递用巧妙而又自然，适于表达深厚的情绪，这一效果在《唐柳》、《大巴山月》等诗中都比较明显。
梁上泉说：他“还是习惯写一点儿有韵律、有节奏、有音乐感，好读易记、能流传的东西”。他的诗悦耳动听，语言很富于音乐性，跟他较多采用四句一节的半格律体形式有一定关系。这种形式句无定字，但句子长短大体相差不多，每句的顿数大体相近。他的诗没有不押韵的，而且比较有规律，一般是两句句尾相押，声调自由流畅，音韵比较整齐和谐，如《大巴山月》中，“月亮，月亮，挂在大巴山上，山上，山上，多少眼睛张望……”这不但在朗诵时很好听，而且充满抒情的气氛，与全诗的清新的风格是协调的。
梁上泉是新中国第一代诗人。他的诗，着意于生活诗情画意的描绘，确实就像是一股明澈的山泉，引起人们对于时代生活的温暖、幸福的感觉，在他的《喧腾的高原》、《开花的国土》、《云南的云》和《大巴山月》等七八个诗集里，显露着清新明快、精巧细致、玲珑剔透、韵味隽永的艺术风格。他这种风格十分鲜明而独特，在当代诗坛上占着一个位置。
杨山（1924―），四川南充人。曾用笔名：萧扬。解放前，在重庆国立歌剧校学音乐和歌剧，曾做过中学教员、记者、编辑，育才学校戏剧组主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师，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编剧。著有诗集《工厂短歌》（1957）、《春的旋律》、《寻梦者的歌》（1983）、《黎明期的抒情》（1983）、《爱之帆》（1989）、《杨山抒情诗抄》（1992）、《醒来的恋歌》（1994）、《杨山诗选》（1999）等10余种，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顾问、重庆新诗学会会长、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理事、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杨山的诗歌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那时年轻的他怀着对爱情、对理想、对真理正义的强烈追求，写下了许多诗篇。情诗《给LY》表达了“人等着我我等着你”的复杂感情。《萤》、《火柴》、《瀑布》、《星》、《小溪》、《野花》等咏物诗托物言志，写得十分精美，情致动人。如《向日葵》写道：“花开着/向太阳//昂头/坚贞的/倾诉誓言/向蓝天//一个方向/一个意志”，用拟人的手法把向日葵的坚贞的品格和坚定的意志生动表现了出来，给人以启迪。又如《小溪》写道：“有谁知道它呢/从什么时候又开始了歌唱//冲破了冰谷/跨过了群山/哗喇喇的/奔流向平原//而且还说/要和大海握手”，同样以拟人的手法，赞美了不为人注意的小溪，竟是那样的志向远大，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要和大海握手”，它的意志是那样的坚定执著，令人敬佩和惊叹。杨山这类诗的共同特点就是选取最恰当的物象，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一些感悟融注于其中，借这些事物的“形式感”生动表现出来。读者从中既获得形象的美感，也得到思想哲理的启迪。
20世纪40年代杨山的诗歌还有一类作品表现了对苦难现实的深切关注，其中寄予着他的鲜明的爱和憎以及批判和同情。《村庄》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农村的破败与苦难，街衢发臭，茅屋不冒烟，到处是妇人的诅咒、儿童的哭泣和老者的呻吟，在这幅景象的描写中，寄寓着诗人对苦难者的不幸遭遇的深深同情，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愤怒诅咒。《他是一个中国人》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个种田人抗拒拉壮丁被反缚被毒打流血的遭遇。诗人有同情，更有愤怒，质问道：“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就这样活在中国的土地！”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其他诗作如《熟睡的兵》、《士兵的母亲》、《无题》等也都表达着诗人对弱者的深切同情，对施暴者、压迫者的谴责和对不合理社会的不满与反抗。于是，诗人呼唤着“更多的毁灭的手”和“燃烧的歌音”回来，进行“一次庄严的集合”（《呼唤》），要不惧手枪“恫吓”，“参加这行列”，“加入你们的大合唱”，“和你们燃烧在一起”（《行列》），捣碎这不公平的世界；诗人还热切地“请春天/来到我们的国土//请唱歌的/唱歌//请灿烂的旗/从远方来//好让流泪的人/含笑在归家的路上”（《请》）。这些诗作，充分表达了诗人此时的正义良知与理想愿望。
解放后的建国17年间，诗人继续着他的诗歌创作。主要作品是与穆仁合著的诗集《工厂短歌》，其他作品编入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诗集《春的旋律》、《寻梦者的歌》。解放的幸福感激动着杨山的心胸，面对新社会时时出现新变化，处处洋溢着新气象，杨山欣喜自豪，对新社会由衷产生热爱，于是，他这一时期的诗歌皆充满颂歌的调子。或以写实手法歌颂各条战线生产建设中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风貌。如《新来的》写一个姑娘乐观上进，从学校才毕业，“高兴进工厂来学习”，“前两月只能看一台，/现在呢？嘿，十六！”进步很快。“小小的姑娘像燕子从我的身旁溜了过去，/轻轻的，轻轻的，哼着快乐的进行曲……”诗歌在对话与神情的写实描绘中，反映出了20世纪50年代工厂工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雨天》写农村4月春耕生产：“‘快栽，快插’/‘快耕快犁’/满山山歌/满山山雨/山上山下/山里山外/铺天盖地/翻滚着葱葱绿绿……”好一派繁忙热闹的生产景象。或在写实与想象虚构中，赞美祖国处处充满生机与希望。《鹅岭遐想》、《北碚秋晨》、《数帆楼头》等诗歌属于这类作品。这些诗歌中，尤其以《漫步在长江大桥》最为人称道，诗人《漫步在长江大桥》上，“西望/帆影翩翩/东望/白浪滔天/北望/汽车如织/南望/火车飞驰而来”，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大声高歌“祖国呀，今天/我站在/你宽大的胸膛上/看见了你中原的河山/是这般灿烂/看见了你鹦鹉洲的芳草葱葱/看见了你东湖的秋水盈盈/看见了你浩大无边的田野/在一片金色的秋歌中，收割栽种的果实……/看见你十月的土地好宽/你十月的天空好蓝”，这是一首气势雄浑的政治抒情诗，想象丰富，政治激情充沛，堪称建国17年中杨山的代表作。
杨山很注重诗的意境营造，常常把自己的感觉、体验和景象融会于心，蕴藉在深处，一旦灵感激发，化而为诗，意境往往在言语之外。杨山的诗因此韵味浓厚、深沉蕴藉。如《星》：“没有离开岗位/一颗星陨落了，无数星陨落了……/未死的没有叹气//守卫在三月的夜的天空/勇敢的燃烧/固执的燃烧/庄严的燃烧……”“星”的具体指向模糊，或者是生命，或者是某种力量的象征，它坚韧、勇敢、固执的燃烧，照亮夜空，其精神行为令人感动，同时因内涵的丰富而表现出深长的韵味。
杨山的诗比较精练，大多短小精悍，尤其在诗的建行问题上，他不断地进行探索，并有所建树。所谓诗的节奏，除内在的情绪、旋律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韵律和建行。句子的排列有致，参差错落，同样能显示诗的潜在力和节奏美。杨山的诗，都经过了反复推敲，读起来抑扬顿挫，与建行有着密切的关系。试看《野花》：“没有失意/没有忧郁/倔强的/生长在/幽静的山谷//聆听着/小溪/讲它的奋斗的历程”。不分行，是三个散文句子，但诗人将它分成八行后，一下子就显出了短促的节奏和浓郁的诗味，突出强调了野花“没有失意”“没有忧郁”和“倔强的”的品格，加强了诗的内在力量，而且读起来铿锵有声。
杨山的诗充满了生活美、人情美，感情真挚，诗意浓郁，韵调铿锵，自然成趣。他总是善于用现代人的感觉，去观察生活，捕捉形象；用诗家的敏感心灵，去营造深广的意境。杨山诗歌在中国诗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位置。
穆仁（1923―），本名杨本泉，四川武胜人。194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48年起在重庆新闻界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历任编辑、记者、《重庆日报》副刊组长、重庆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1989年离休。
穆仁的文学创作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曾著有诗集《早安呵，市街》（1946）。这一时期的诗歌富有青春激情，或歌唱爱情，如《最初的》：“和你在一起/路不嫌长，话不嫌多。//你像一首好诗，/天天读，天天有新意。//你又像一本我偏爱的书，/我甚至赞美你的短处。”写出了爱情的微妙与神奇。或感慨“我的童年没有黄金，只有过早的忧郁和平凡”（《童年》），或抨击时政：“报纸上，开了‘天窗’/留下了/空白一方//空白，也是一句话：/这里，有话说不出/执笔的手遭了逮捕。”而诗歌《大合唱的指挥》无疑是诗人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作品。这首诗由观看大合唱，产生丰富的感受和想象，借音乐抒发着“郁积的怨恨、愤怒和悲哀”，表达着“那成年累月萦念着的希望”，“我们也想加入你们那大合唱……”。这是一首想象丰富，音韵铿锵，气势磅礴的抒情诗。请看诗中的两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