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捏拢拳头，使声音集合
你摊开双手，使声音分散
你把声音跳起来，像白云一样漂浮缭绕
你把声音压下去，像海水一样骚动低啸
你猛猛地锤击，使声音跳起来
又陡然停住，使声音斩钉截铁的凝结
你引导声音，为声音开辟道路
又关切声音，时时注视着它们的希望和痛苦
排比的诗行造成了急促有力的节奏，增强了诗歌的抒情力量，感受的准确细腻与想象的丰富又使诗歌意象斑斓多彩。总之，这首诗歌蕴涵了丰富的审美质素，堪称这一时期诗人的代表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穆仁对新社会充满了热爱和感恩，他由衷地唱出了颂歌。于是，在1950年的《人民文学》杂志上，诗人发表了《我愿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以表心志。这首诗充分表达了穆仁那时积极的生活愿望：
我愿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任便把我放在那儿，把我旋紧：
不管那儿是有力的起重机的手臂，
或者只不过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车轮
把我放在那儿，把我旋紧，
我将在那儿安安心心地固定；
也许人们不注意我的存在，
但我知道：在大的机器的呼吸里，
同时也颤动着我，小小的螺丝钉的生命。
……
我愿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任便把我放在那儿，把我旋紧；
我将感到满足：在雄伟的大合唱里，
我惊喜地听见自己火热的声音。
这首诗既表达了穆仁此时的人生社会理想，也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青年们重集体、轻个人和乐于奉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个时代青年们都与穆仁一样急切地盼望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为祖国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诗歌的思想情感很具有代表性，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继《我愿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后，穆仁的诗歌创作还有与杨山合著的诗集《工厂短歌》（1956）。加入到建设新生活之歌的大合唱中，热情歌颂生产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风貌，是他这本诗集的主要内容。这些诗作艺术上并不完美，但歌颂的情感是真挚热烈的，有些诗作在工人中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促进生产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在此之后，穆仁诗作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明显有所下降。造成的原因一是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强迫劳动改造，使他失去了诗歌创作的条件；再一个原因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学编辑工作上。这两方面原因都无疑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直到新时期到来，穆仁才进入到他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
穆仁的诗大多短小、明朗、自然，这与诗人的诗歌美学追求直接有关。诗人曾自谓：“我喜欢短小的诗。我以为大而泛杂不如小而结实。”又说：“我喜欢明朗的诗。我以为好诗应是‘明朗而含蓄，单纯而丰富’”。还说：“我喜欢自然的诗。我以为凝练中见活泼，平易中蕴含蓄；不求有韵，亦不避韵，倘能于纯熟自然中富音乐美，简洁朴质中尽思绪情，那就是最好的诗的语言了。”
20世纪50年代，重庆诗坛还有一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重庆甚至离开了诗坛的诗人。他们当时却成为建国初期重庆诗坛星空闪亮的星座。孙静轩就是其中的一位。孙静轩（1930―2004），本名孙业河，山东肥城人。1943年参加八路军，1947年后曾任冀鲁豫九专区联合师范教师、济南市《青年文化》、《山东青年报》编辑、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曾到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西南文艺》编辑，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四川分会专业作家。20世纪50年代著有《唱给浑河》（1956）、《沿着海岸，沿着峡谷》（1957）、《海洋抒情诗》（1958）等诗集。
孙静轩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组诗“海洋抒情诗”，引起诗坛瞩目，被誉为“海洋诗人”。1958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孙静轩从诗坛和读者的视线中消失了，一度在重庆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同样被逐出诗坛的诗人邵燕祥随中国广播文工团来重庆。孙静轩匆匆偷跑出来见了一面共同罹难的诗友，不禁百感交集，写下《雾重庆――赠邵燕祥》：
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各自走过坎坷的路
我和你不期而遇，在这遥远的山城的街头
南方的冬天，本不该寒冷
但此刻却寒风凛冽，弥漫着大雾
不远就是温泉，该去洗一洗风尘
但温泉属于别人
你我只能默默地厮守在没有灯光的幕后
挨肩坐在长凳上，相对无言
听那迟缓而沉闷的汾水长流
好缓慢的汾水呵，仿佛流了四分之一世纪
等待在阴冷里，你紧握着冰冷的手……
这既是一幅珍贵而苦涩的友情速写，同时也堪称重庆诗人在特殊年代的一份特殊记录。
与当时许多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诗人不同，20世纪50年代的孙静轩很少在诗中去追忆和玩味战争带给他的经历，而是很快转变为更具知识分子气质的诗人，甚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唯美主义诗人。他的创作似乎更多受到俄国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叶赛宁等人的影响，以轻柔的方式讴歌海洋：
黄昏，我爱一个人在浅滩上游逛
看那海水的幻变，听那波涛的喧响
我爱透过那玫瑰色的黄昏眺望海的尽头
看那白色的海鸥追随着帆船飞翔
直到那汹涌的巨浪把红日吞没
我才向大海告别，恋恋地回到岸上
但到临走的时候，我总要拣几枚小小的贝壳
带回来几滴海的颜色和一片海的幻想
孙静轩的这种抒情风格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却又不能不是在那个抒情遭到放逐的时代的一个“异类”。孙静轩在1958年出版的《海洋抒情诗》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当我编好了这个诗集的时候，我想起了重庆作协同志们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还有爱护，我应该感谢他们。我越来越觉得，艺术创作是一个广阔的海洋，越往里游，越深不可测。”孙静轩的“海洋抒情诗”不仅给20世纪50年代的重庆诗坛，也给当时整个中国诗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民歌运动，在政府文化宣传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各地开展的民歌运动如火如荼，产生了“丰硕”的成果。重庆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也“成果累累”，出版了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选编的两集《跃进民歌》本章对大跃进民歌的引用皆出自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编：《跃进民歌》，重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它们是在一万余首民歌中选出来的236首作品。重庆跃进民歌主要表达了重庆人民在那个时代改天换地建设美好家园的激情。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对新社会、对共产党、对领袖人物的热爱和拥护。《太阳就是毛泽东》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歌典型表现了重庆人民对领袖毛泽东的无比崇敬和爱戴之情：“太阳出来带笑容，照得花儿红又红，照得人心明又亮，太阳就是毛泽东。”这种将领袖毛泽东比喻为太阳，是大跃进新民歌最常见的修辞方式，也是那个时代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真实感受和诗意想象。
二是对总路线、大跃进等三面红旗的拥护和歌唱。众所周知，1958年代全国扬起了“三面红旗”，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招展，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规划了发展道路，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激起了全国人民在各条战线奋发图强的建设热情。因此，拥护党中央的政策，歌颂三面红旗，也成为了大跃进新民歌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作品或歌颂总路线的英明正确：“总路线光芒万丈，像灯塔大放红光，有了你有了方向，有了你信心更强”（《总路线光芒万丈》），或肯定大跃进运动开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跃进战鼓连天响，技术革新满堂红”（《英雄时代》），都毫无例外的是图解政治之作。
三是表现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勇于革新勇于创造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新风貌。1958年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沸腾年代，三面红旗招展，全国人民掀起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敢想、敢说、敢做，“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豪言壮语充分体现了那个年代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许多新民歌作品表现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战天斗地踊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作品有《决心永把西风压》、《敢想又敢为》、《如今好汉万万千》、《难不住英雄汉》、《大雨好洗汗》、《干劲冲得地球动》等。《英雄歌》可以算作这类民歌的代表性作品，诗中写道：“工人志气盖山河，任何难关攻得破，千个窍门还嫌少，万条妙计不为多；改变长江东流水，拿着高山当墨磨，要把晴天当白纸，行行写下英雄歌！”这首民歌语句精练，写得非常有气势，其中“拿着高山当墨磨，要把晴天当白纸”两句想象新颖奇伟，生动表现了那个时期重庆人民“气盖山河”的豪壮风貌，强烈表达了重庆人民征服大自然的信心、气魄和豪迈意志。
四是歌颂大跃进期间涌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大跃进运动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富强国家的巨大热情，人们纷纷解放思想，打破陈规，敢想敢为，向困难进军，向生产进军，因此带来了各条战线新人新事新气象层出不穷的涌现。面对生活中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一些新民歌作者喜不自胜，纷纷予以歌颂。有歌颂整风运动的：“整风意义深，好处说不尽。思想得解放，生产大跃进，万马齐奔腾，全民比干劲！”（《整风意义深》）有歌颂大字报的，“大字报，力量强，歪风邪气一扫光，到处出现新气象，三大主义投了降。”有为生产成绩超额而歌唱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唱个歌儿亮亮嗓，生产超额千百倍，歌声也要响全厂。”（《歌声响全厂》）有歌颂城市新气象的，如《歌唱大阳沟菜市场》写道：“政治挂了帅，商业大跃进，阳沟变了样，万物景象新。”写商业大跃进后，重庆大阳沟菜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货物齐全，售货员接待殷勤，市场清洁卫生，因此会有“争看新气象，人人爱山城”的可喜变化等等，诸如此类的诗歌较多，不胜枚举。
从艺术上看，重庆跃进民歌绝大多数采用古代格律诗体来写作，因为格律诗有固定的格式，或五言，或七言，一、二、四行押韵，人民群众比较熟悉，容易套用来抒情写意。前面我们列举的许多民歌作品皆是拟格律体形式创作的，当然使用的诗歌语言和诗歌意象已是当代的了。另外，重庆跃进民歌中还有几首儿歌，写得很有情趣。如“妹妹不要哭，弟弟不要闹，来，哥哥和你们耍，莫去耽搁妈妈写大字报”（《不要闹》），写家里小孩懂事，支持妈妈写大字报。这首儿歌尽管是大人模仿儿童的语言思维写作的，但写得童趣昂然。总的来看，重庆跃进民歌多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中自发吟唱出来的，较少文人创作那种精致与艺术修饰，显得很质朴，甚至粗糙。这正是民歌应有的本色。
重庆跃进民歌的思想主题与艺术取向及其存在的缺陷与全国大跃进民歌有着必然的一致性。从思想层面看，1958年的重庆跃进民歌记录下了那个时代有关重庆诸多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人性的信息。从中，我们能看到那个年代重庆人民对党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能感受到重庆各条战线你追我赶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的热闹场面，和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然而，我们也看到了重庆人民在那个大跃进的时代激流里对领袖、对政治政策的狂热、迷信和盲目跟风，而无法拥有对时代生活对政治政策的清醒判断。于是，全部新民歌都谱写着颂歌的曲子，洋溢着浮夸的调子，社会气象更新，前景更加美好，共产主义似乎指日可待，人民群众存有普遍的盲目乐观情绪。而从艺术层面看，违背艺术规律的群众诗歌运动使看似高产丰收的重庆诗坛出现严重的歉收，重庆跃进民歌自然是少有佳作能流传后世的，能像《诗经》那样为历代人们学习欣赏。它更多具有历史考古学的价值，是荒诞时代的荒诞产物。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治斗争的强化，重庆诗歌面貌发生变化，写实道路为绝大多数诗人所放弃，偏重于革命壮志豪情的抒写和斗争精神的表现的政治抒情诗成为许多诗人的选择。陆？的《重返杨柳村》就是这一时期重庆政治抒情诗较有影响的作品。然而这种回避现实，充满高调的诗歌已将重庆诗歌的发展带向了歧路，重庆诗歌也由此进入低谷。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诗歌
“文化大革命”中，诗歌的地位固然不能和流行一时的样板戏相比，但比起小说、散文等来，却一直是一个比较热闹的领域。样板戏需投入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制作出来，而短小精悍，随时随事而动的诗歌却能很快产生，作为一种快捷地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具有样板戏不能替代的作用。而且，诗歌由于最便于抒发强烈、集中的感情，很容易和那个激情昂扬、头脑狂热的时代发生某种契合，找到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空间。因此，诗歌竟能在那个贫瘠的文学时代生长起来。这一点，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1966―1971），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停刊，诗歌极大地失去旧有的发表空间的情况下都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怀疑；因为这种所占篇幅不会很多的文体又在其他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时的党报党刊、红卫兵小报以及其他造反派报纸甚至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等一直都为诗歌留着发表的空间。在重庆，不少高校，甚至一些中学都有自己的红卫兵报纸，主要刊登大批判文章，也载有不少诗歌；《重庆日报》（一度于1967年改名《新重庆报》）也一直都辟有“山花烂漫”文艺副刊，不定期地发表以诗歌为主的文艺作品。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2―1976），诗歌获得的发表机会更多。首先是1972年，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当时占据主流的激进派对文艺的控制有所松动，允许甚或倡导各地除样板戏之外，又以其他多种文艺形式开展纪念活动。这些文艺形式中，诗歌显然是较为重要的一种，重庆便由市委和市革委领导，组织专门的编写组编写了诗集《红岩村颂》，“歌颂毛主席两次到重庆的伟大革命实践”《红岩村颂？前言》。而随着这样的纪念活动的开展，诗歌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间。诗歌作为一种韵文的多种形式如革命歌曲、金钱板、清音、儿歌等得到提倡，诗歌写作者甚至有了出版诗集的机会。其次是1973年元月《四川文学》改名《四川文艺》复刊。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复刊较早的文艺刊物，在上面发表诗作的诗人很多是重庆诗人，给重庆诗坛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此后《西沙之战》、《理想之歌》、《小靳庄诗歌选》、《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等大多受到激进派控制的长诗或诗集的发表或出版带来阵阵喧闹；这会提醒或迫使各地加以仿效，特别是其中的一种三结合创作方式，更是风行全国。这种创作方式，据当时的说法，是“在党委领导下，由专业编辑和工农兵一起，组成三结合编创组，编选工农兵的作品”。被认为是一种能有效地反映生活的创作方式；但在后来受到有力的质疑，被戏称为党委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四川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出版的《进攻的炮声》便号称是一部三结合编写组编写的诗集。虽然在不少作者名字之前用工人、解放军、社员等字样标明他们的身份，以此作为“结合”的标志。但这种“结合”并不纯粹，如冠以“工人”称呼的徐国志、柯愈勋、王长富等，实际上可视为专业诗人；另一方面，诗集中专业诗人如梁上泉、张继楼、胡笳等本身即占了不少比例，所以，这里的“结合”是一种可疑的“结合”，整部诗集看起来像是一部专业诗人的合集，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小靳庄诗歌选》这类三结合诗集的特点。其中固然有“文革”政治观念的不良影响，但是也能触摸到诗人们真诚的革命理想和浪漫情怀，诗的艺术质量也在古典加民歌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当然，这并不能掩饰整部诗集在创作思想上的迷误。
最后，到1976年，重庆诗歌经历了一个剧烈变化的年份。这一年，似乎是为了落实毛泽东在1975年两次关于文艺谈话的精神，一些长期停刊的大型文艺刊物如《诗刊》、《人民文学》等被允许复刊，更多的作品得以出版发行，如1975年4月和5月，王群生的长篇叙事诗《火凤》和梁上泉的诗集《歌飞大凉山》就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诗刊》在其复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全国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加以转载，文艺工作者也被组织起来座谈学习“毛主席壮丽诗篇”的体会。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都在刊登赞颂毛主席壮丽诗篇及伟大业绩的诗歌，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诗的盛行。另一方面，伴随着上层建筑领域要不要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一直受激进派控制较多的文艺界不得不站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一方，所以歌颂文化大革命成为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好”的征文活动，刊登歌颂文化大革命，批判“帝修反”的作品。重庆诗人也普遍加入了这样的合唱。1976年1月18日《重庆日报》刊登的《喜读宏伟词章》、《登攀颂》、《万里征途不停步》就属这样的合唱。后来，我们看到，当众多无名诗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愤怒谴责当权者的暴行，尖锐地批判罪恶的现实，真诚地悼念一个为人敬爱的人的时候，不少重庆诗人却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为数同样众多的诗人一样，在不断地高唱着“文化大革命好”。《写在游行队伍中》、《向你致敬，英雄的首都民兵》、《列车呵，奔向前方》、《红卫兵战报》等记录了重庆诗人看起来高亢的呐喊和表白。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受到历史的嘲弄，在重庆诗歌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忍卒读的一页。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10月，“四人帮”被打倒，本阶段的重庆诗歌在悲悼和揭批中缓缓落下帷幕。
和全国的诗歌创作情况比较，重庆“文化大革命”中的诗歌创作显得较为热闹和繁盛，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畸形发展。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的特点，一是创作诗歌的作家人数较多，实力也不弱。当时报刊上能读到梁上泉、雁翼、陆？、江日、邹雨林、张继楼、杨永年、郎昭平、彭斯远、徐国志、柯愈勋、王长富、张太超、刘祖益、成再耕、冉庄等不少重庆诗人的诗作。其中专业诗人如梁上泉、陆？、雁翼等，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比较起来不是很大，“文革”后期普遍都能进行诗歌创作。工人作者徐国志、柯愈勋、王长富等的创作实际上已进入专业水平。二是不乏有代表性，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在一些诗选本和《解放军文艺》之类大型文艺刊物中不难看到重庆诗人的作品，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过几本重庆诗人的诗集如王群生的《新兵之歌》（修改本）、《火凤》，梁上泉的《歌飞大凉山》等。当时《人民文学》1976年第3期的一则简讯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配合当年斗争出版一批革命文艺书籍。”这一批十来部作品当中，重庆作家所作就占了两部（《火凤》和《歌飞大凉山》），且都是诗歌。如果算上“文革”中备受青睐，发表或出版过《西沙之战》、《螺号》（修改本）、《人民的儿子》、《椰岛少年》等诗或诗集的军中诗人张永枚（出生于重庆万县），那么从地域角度来观照的重庆“文革”诗歌的代表性将更不应受到质疑。当然，产生这些作品不能说是重庆诗坛的光荣，但是仍可从中看出重庆这片热土和诗歌的某种缘分。
梁上泉是文化大革命中发表作品较多的重庆诗人。在“文革”后期的报刊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诗作。他也是此期间少数几位能够出版诗歌专集的重庆诗人之一。《歌飞大凉山》是作者在“文革”中出版的一部短诗集。此诗集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大、小凉山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二是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延续；三是这一地区工业建设的新图景。作者1979年出版的《山海抒情》（四川人民出版社）短诗集内也有相当一部分诗标明是写于“文革”。梁上泉结集公开出版的诗不少尚能保持他在“文革”前的清新明丽的语言风格。“南方遥望北方，/桃花映红雪花，/巡航祖国版图，/怎不深深爱她！”（《展翅南飞》）这样境界开阔，意象纷披的句子是能带给人审美的享受的。梁上泉这副笔触在描绘边疆少数民族风情方面自有其独到之处，如标明写于“1972年4月15日，勐腊”的这首《割胶曲》：
胶林里，亮晶晶，
一颗一颗像晨星。
内地的亲人呀，
你们要看清，
不是晨星穿胶林，
是我们头戴割胶灯。
胶林里，百鸟鸣，
千声万声赛银铃。
内地的亲人呀，
你们仔细听，
不是百鸟闹胶林，
是我们唱歌迎黎明。
胶林里，泉水喷，
千杯万杯满盈盈。
内地的亲人呀，
举杯同欢庆，
不是泉水是胶乳，
在给祖国添车轮。
真挚的情感，新奇的比喻以及别致的排列方式使这首诗甚至显示出动人的魅力，应该算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
梁上泉的诗在反映边疆或落后山区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以及这些地区工业和农业建设的新面貌方面，基本上延续了他在五六十年代的艺术追求，他的那支“高原牧笛”，一直在悠悠扬扬地吹着，在那个阶级斗争之弦在每一个分秒和每一个角落都绷得紧紧的时代里，他的那些清新明快的调子，某种程度上能够给人如饮甘泉的享受。
但是，梁上泉的诗并不总是这类高原牧笛吹奏的调子，当他把笔转向急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时，他的风格为之一变。“墨笔的森林，/在暴风中急舞；/墨汁的洪流，/汇成了大江大湖。/倾倒江湖，/荡涤几千年堆积的泥污；/挥动森林，扫除征途上的迷云妖雾……”这是他的《革命大字报赞》中的开头几句，剧烈、迅捷的节奏以及雷霆万钧的气势是轻松明快的调子传达不出来的。这类诗，抽去了诗作为艺术中介的一环，被直接作为政治工具使用；其工具性被发挥到极致。
王群生在“文革”期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部叙事长诗：《新兵之歌》和《火凤》。《新兵之歌》（1973年4月）是在1965年的版本上修改而成的。全诗26章，章之前置“歌头”，描写新战士赵向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学习和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在人民解放军队伍里锻炼、成长的过程。全诗似乎在探索一个新加入革命队伍的年轻人怎样才能得到锻炼成长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诗中在海边设置了一片盐碱地，不少场景被安排在盐碱地里发生；又在临近结尾时设置了一段和一小队幽灵般的阶级敌人作战的情节等，这些都可能引起图解政治概念，无端穿凿附会的指责。但是，作者对于如何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行的思考和探索是严肃的，诗中流溢的感情虽然单一，却是深沉的，应该得到我们的理解和尊重。《火凤》1965年已经写出初稿，中间经过两次修改，于1975年12月定稿，可见作者之用力。这部长篇叙事诗共19章，描写女主人公火凤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断成长、成熟最终为革命事业奋战牺牲的故事。长诗通过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参军支前等斗争塑造人物形象，善于把人物放到激烈的冲突中去刻画，如火凤和魏二奎的几次交锋，和吴助理的争论，以及怒斥贾成等，凸显出一个机灵、坚定、勇敢而又美丽的女英雄形象。长诗以银梳为线索贯穿全篇，以银梳引起故事，又见证故事，又用银梳深化题旨，揭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把故事蕴涵的主题拉到当前。诗中设置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由于发生在革命战争年代而增加了几分可信性，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显得较为自然。另外，阶级感情诚然是作者描写的主要情感，但是诗中也写到和奶奶的亲情和虎子的友情以及周柱的爱情等，虽然仍有附丽于阶级感情之嫌，但是已经显示了某种可贵的突破。如写到火凤读周柱来信一段。在勉励了一番并谈及内战即将爆发之后，诗中写道：
“苦菜苦蒿根连根，黄连树下经风雨。苦丫头，穷长工，咱双双走进革命行列里。火凤啊，听我一句知心话，斗争路上我想着你……”
火凤读信脸羞红，一句句，嗓音渐渐低。
奶奶拿起小银梳，不搭言，含笑望孙女。
哦！谁替奶奶问火凤，你的回信几时寄……
短短数句，在全诗中只占几行，却产生了绵长的意味，胜似整章整节的描写。在“文革”作品普遍放逐爱情的背景下，这首诗这样来描写异性情感，不能不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诗学范畴内，《火凤》应该算是一部优秀的长诗，不应该因为出版于“文革”而受到的冷落。
徐国志、柯愈勋、王长富、张太超等是工人作者。由于主人翁的身份，他们的诗作受到扶持和鼓励。他们诚然也有许多诗直接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批判帝修反，将诗歌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诗已经不是诗，成了具有时效性和鼓励性的宣传品，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这些诗，如《长廊》、《烈火篇》、《矿山标语》等，并非没有激情，但由于为之服务的政治的迷误，诗中的激情也陷于空泛。但是这些诗人也有不少诗，虽然为政治服务，却联系着工厂的建设；当他们把汹涌的激情投入到工厂的建设、投入到集体化的劳动生活中去时，他们的激情便被赋予了某种感染力，以充沛的气势、高昂的情调、纯洁的思想等为自己的诗争取到几分存在的合理性。柯愈勋的《喇叭高唱进行曲》（组诗）、徐国志的《喧腾的车间》（组诗）、张太超的《火红的重钢》（组诗）、王长富的《新生事物礼赞》（组诗）等就是这样的诗。如柯愈勋的《喇叭高唱进行曲》（组诗）（《四川文艺》1973年第1期，创刊号）中的第一首《晨歌》：“清晨，汽车发动了，/停车场一片繁忙、紧张，/灯光、烟雾，烟雾、灯光，/喇叭高鸣，人声喧嚷。//呵，声浪！震荡的声浪，/火燎燎地扑人胸膛，/一夜劳动带来的困倦，/全在这顷刻间一扫而光！//白天，汽车猛奔疾驶，/夜晚，由我们维修保养，/要每一辆车，都又壮又棒，/要每一辆车，都漂漂亮亮。//这阵子，汽车又出动了，/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我们像送别出征的战友，/心里充满了美好的希望。”诗虽略嫌稚拙，但饱含着对劳动和对生活的热爱。现在读这首诗，可以发掘出这样的含意：生活本身就是充实的，充满希望，用不着政治意识形态赋予它新的含义，生活的每一天已意味着再一次的出发。
“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存在着诗歌的地下写作，一些诗人按照内心的真实体验写出诗来，因不能见容于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报刊而未公开发表，直到“文革”过后才将其公之于世。曾在重庆知青中流传的两首怀念家乡的诗歌《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和《巫山知青歌》就属地下写作的诗歌。这两首诗一反当时报刊上有关知青题材诗歌的高亢激越，一往无前，而对其大力颂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表现出迷惑、彷徨和悲伤的情感，是知青内心世界的真实揭露。专业作者从事诗歌的地下写作较具代表性的是邓均吾。这位参加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诗坛宿将早就不能见容于主流政治，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资格，地下写作是这位热爱诗歌的老人的唯一选择。他在“文革”中秘密写作的诗歌包含旧体诗和新体诗两类而以旧体诗为主，“文革”后《重庆日报》、《四川文学》、《诗刊》等报刊先后刊登他的遗作诗词16首。其中一首《秋》（1968年8月），虽有旧体风格，却仍属新体诗：“凭栏便见西山，/枫叶初丹，/江涵素练，/霞染晴岚。/悄然云端过雁，/悠然荻岸归帆。/地远天圆，/日淡风恬，/秋满苍蒹，/情满川原。”悄然悠然之中，一切都归于恬淡；然而就在这恬淡中涨满了诗情。这是一个已入暮秋却仍怀抱生命之爱的老人内心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