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与汪康年之间的误会严重影响了《时务报》前程，引起了各方友人高度关注，他们纷纷设法劝说汪康年不要一意孤行，耐心解释黄遵宪的方案其实也有可行之处。假如按照黄遵宪设立董事会的方案，那么，办事之人不必议事，奉行而已；议事之人不必办事，运筹而已。此至当不易之论。凡办事，事繁兼筹思必乱。东西洋各国有政府有议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而中国之所以不振，办事往往不成，其病根实由议政、行政界限不清，一人而兼数事，一事而兼数职，人则甚忙，而事则不理，此非痛改其弊不可。议则易知，简则易从，可大可久，实由于此。东西洋各国不论政府，还是公司，其办事用人不多，而条理清晰，并没有看到谁手忙脚乱，事悉就理，其实就是东西洋各国深得议政、行政分开的道理。这些友人劝汪康年从大局上考量黄遵宪建议的有用性、合理性，不要以人废言，先有偏见。
在各方友人的劝说下，汪康年终于接受黄遵宪的建议，成立了《时务报》董事会。稍后，汪康年又与梁启超进行一次深入交谈，然而由于双方心结已深，且各自身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一曝十寒，一次交流当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分歧，恢复至原初。
在上海不愉快的遭遇肯定影响了黄遵宪的心情，以及他对《时务报》的看法和立场。因此，当黄遵宪至长沙，他大约就有了放弃《时务报》的想法。至少，黄遵宪以为汪康年不堪造就，或者说不是一路人，不可能长久共事。
湖南维新事业在开明巡抚陈宝箴主持下欣欣向荣，当黄遵宪抵达长沙时，湖南官绅正在筹备时务学堂，以期成为湖南全省新教育的中心、新文化的基地。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需要人，由于黄遵宪对《时务报》，对汪康年，似乎已经感到失望，也需要对梁启超有所安排、有所使用，于是黄遵宪向陈宝箴及湖南学政江标推荐了梁启超，以为梁启超的学识、能力及人品，足以担当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重任。至于时务学堂的西文总教习，黄遵宪推荐《时务报》的翻译李维格。这些推荐显然对《时务报》未来发展不利。
时务学堂确实需要梁启超这样的人才，湖南政界学界对梁启超也比较熟悉，所以对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湖南方面并没有什么犹豫。1897年9月8日，与汪康年、梁启超均保持友好关系的邹代钧函告了这一消息。第二天，黄遵宪亲笔致信汪康年提出这一建议，并希望汪康年能够同意梁启超在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兼任或者遥领《时务报》主笔。黄遵宪在信中说，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梁启超、李维格到湖南发展，只会对《时务报》发展有利，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湖南方面友人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纷纷致函汪康年高抬贵手，放梁启超前往湖南，甚至扬言如果汪康年不放梁启超、李维格，他们不惜采取强硬手段，不惜断交。
对于湖南方面的邀请，梁启超很有兴趣。其实早在北京强学会遭到封闭后，梁启超就有前往湖南开一片新天地的想法。他认为湖南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在极具改革思想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领导下，或许能够有一番作为，能够在中国改革与发展中成就一番事业，在梁启超此时的心目中，湖南就是中国的希望。他没有想到汪康年那么顺利地将《时务报》创办成功，所以他那时只是希望汪康年能够利用与湖南政界学界的人脉为其疏通，转赴湖南，投奔陈宝箴。
按照梁启超的请求，汪康年与湖南方面进行了联系，梁启超转赴湖南开辟一番新天地的想法有了实践的可能，因此他对湖南的未来更多憧憬，以为湖南一定能够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启超以为在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为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翻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确实，自近代五口通商之后，湖南成为新旧势力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守旧的更加守旧，革新的更加革新。湖南守旧力量真的能如梁启超所期待的那样有所改变、有所调整，那么湖南必将在未来政治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自是毫无疑义的。
湖南之所以给梁启超那么美好的印象，还与湖南此时的主政者有关。陈宝箴是当时有名的开明官僚，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学政江标是汪康年的好友，通达中外，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知道中国处境，知道中国应该努力的方向。所以，梁启超期待汪康年帮他疏通与江标的关系，一旦能够与江标搭上线，梁启超相信凭借自己的才能，一定能够使湖南学界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一定能够有助于湖南新政顺利推行。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再加上自1897年初以来他就与汪康年在《时务报》内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关系略有紧张，所以当梁启超收到湖南方面的邀请后，便明白表示愿意离开上海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对于黄遵宪的建议，汪康年应该说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他既希望梁启超离开《时务报》而又不太伤害双方感情，但对于梁启超在湖南继续遥领《时务报》主笔，汪康年似乎并不愿意接受。所以，汪康年对黄遵宪的全套建议一概拒绝，既不同意梁启超离开《时务报》，也就不同意梁启超兼任或遥领《时务报》主笔。
汪康年的拒绝使湖南方面极不高兴，熊希龄函告正在南京的谭嗣同，表示湖南官绅已决计聘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也同意其兼顾《时务报》馆事务，现在汪康年不通情理予以回绝，这让湖南方面很为难。他建议谭嗣同就近前往上海找汪康年当面疏通，并表示如果汪康年仍然不愿给湖南朋友面子，那就不要怪湖南朋友不客气了。湖南方面既然如此决定，那么一定会不惜代价，不惜与汪康年冲突，也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根据熊希龄的要求，谭嗣同尽其所能劝说汪康年不要一意孤行，与其伤了和气，还是要放梁启超去湖南，不如主动劝梁启超到湖南任职，大家都有面子，而且还可由此感到你汪老板在《时务报》人事布局上享有别人无法比拟的权力，湖南方面的朋友更是对你汪公感激不尽。
谭嗣同的劝说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汪康年。汪康年致信熊希龄对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解释与说明，强调他之所以不愿放梁启超去湖南完全是出于对《时务报》未来发展的考虑，决没有其他任何想法。《时务报》是大家的共同事业，留住梁启超也是为大家的事业考虑。
汪康年的解释化解了其与湖南，与梁启超、黄遵宪之间的心结或矛盾，梁启超前往湖南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终于与各方面达成一致。1897年11月14日，如愿以偿的梁启超风尘仆仆来到长沙，开始了其人生旅途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无法共富贵：《时务报》的内部争斗
梁启超抵达长沙后，继续兼任《时务报》主笔，但他与汪康年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距离扩大而有所缓和，反而越演越烈，终于导致二人关系彻底破裂。
汪康年、梁启超关系破裂有一个渐进过程，两人都有责任。从梁启超方面说，他到湖南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于公于私都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他以《时务报》主笔身份寄回上海的三篇文章确实不能让人满意，至少不是梁启超的认真之作，与其主笔身份有些不符，肯定也就影响了《时务报》的声誉。
这三篇文章是《南学会序》《俄土战纪序》《经世文编序》等，这种应景之作如果有其他重量级文章相配合，也不是不可以发表，但是作为《时务报》主笔，仅仅用这些应景文章塞责，显然有点敷衍了事。
当然，梁启超刚到长沙，千头万绪，确实很忙。那么问题是，既然很忙，为什么还要坚持兼任《时务报》主笔呢？为什么不主动辞去主笔呢？在汪康年看来，这样敷衍了事不仅对不起《时务报》同仁，而且对不住读者；受其影响，《时务报》的发行量在没有梁启超的重头文章支撑之后急剧下降。这就迫使汪康年必须寻找能够代替梁启超的人，否则《时务报》前途不堪设想。
1898年2月16日，也就是收到梁启超最后一批稿件后一个月，汪康年与郑孝胥晤谈，准备聘请郑孝胥为《时务报》总主笔，改梁启超为“正主笔”，并计划对编辑体例进行调整。由于得不到梁启超那样的文字，准备暂时取消梁启超的“论说”专栏，加强对外国言论的翻译。汪康年的这种改变出于无奈，郑孝胥虽然具有相当的文名，但其与梁启超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汪康年将他的改组改版计划及时通知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一班朋友和同仁，并表示他还将前往湖南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面商《时务报》的困难，集思广益，寻求解决之道。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汪康年在这封信中对梁启超略有抱怨。这种抱怨既是对梁启超不能继续为《时务报》作文的指责，实际上也是对梁启超能力的赞美。
然而，梁启超可不这样想。梁启超收到汪康年的信函后不禁大怒，他在1898年3月13日回复的函件中对汪康年的批评，表示愤怒和不满，并节外生枝提出一些复杂话题，从而将两人之间原本不该如此激烈的冲突愈演愈烈。
梁启超在回复的信函中表示，我梁启超的文字虽然劣下，但自信作文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之所以屡屡愆期无以应命者，是我认为《时务报》并不是你汪家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我梁启超的文字，也不是按月以百数十元卖给你。我梁启超不是你汪康年的雇员，所以我作不作文，完全凭我个人的兴致。很显然，梁启超的愤怒是真诚的，没有掩饰的，但是这个说法与其离开上海时的约定是不一致的。
对于汪康年述说的《时务报》经济困难，梁启超不仅不理解，反而给予相当严厉的指责，以为现在《时务报》发行已经达到万份，居然还在亏损，居然要改组、改版。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汪康年不把成本降下来，即便发行量再增加，也依然会亏损。大家都是报馆董事，享有同等权利，可是去年一年，报馆中新进了六七个人，你又向谁通报过，商量过。现在有了亏损，找大家商量，为什么进人的时候不能商量呢？言下之意，梁启超乘机指责汪康年在报馆大权独揽，甚至有营私嫌疑。这大概就是梁启超心中报馆亏损的真原因。
在这封怒气冲冲的回信中，梁启超还指责汪康年在上海歌筵舞座中，不分场合，对象，日日以排挤、侮弄、谣琢、挖苦康有为先生为能事。康有为是梁启超的恩师，汪康年如此做法，不能不使梁启超愤怒。梁启超质问汪康年：康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
基于这种种理由，梁启超向汪康年提出，《时务报》的未来并不复杂。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结论就是这样简单。他建议汪康年尽快与《时务报》同仁好好商量，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如愿辞，我梁启超即刻接受；如兄不愿辞，我梁启超即刻告辞。
尽管《时务报》销量下降，品质下降，效益下降，但作为几年心血所寄，汪康年大约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梁启超的通牒并没有引起汪康年的重视，他并没有像梁启超要求的那样，很快给他一个非此即彼的决断。汪康年在此后的日子里继续主持着《时务报》，而梁启超则在湖南忙得不可开交，也就渐渐顾不上《时务报》的事情了，其权益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渐渐流失。汪康年成为《时务报》的实际控制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虽然心中有气，但时局的急剧发展特别是康有为受到朝廷重用开始直接介入新政，梁启超、黄遵宪先后离开湖南，来到京师。梁启超奉旨筹办译书局，黄遵宪则奉命出使，这多少抚平了他们心中的不满，也就对《时务报》权益的丧失不愿多回想了，汪康年落得自在逍遥。
不过，新政进展并不顺利，至少康有为是这样认为的。他以为自己的许多重要建议都被那些守旧势力阻挠了，而他和他的那些弟子也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至少没有获得理想和期待的职务。于是在康广仁、梁启超建议下，康有为再度想到《时务报》，他们决定从《时务报》入手，寻求利益上的某种补偿。1898年7月17日，康有为通过御史宋伯鲁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局，并建议由梁启超主持。
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详细罗列设立报馆的四大好处：
一是报馆重视言论，重视论说，这些言论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
二是报章上的报道罗列追踪各省各地政治、经济利弊得失，从而使各地民情上达，朝廷得知天下真相；
三是报章注意翻译外国报刊的报道、增广见闻的同时，也使国人知道世界大势，国际情形；
四是报馆发达有利于新政推广，各地报章必对政府政策的出台有比较充分的报道和解读。
康有为在奏折中所说的报刊诸多优点都是对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这个奏折中建议政府出资创办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官报，也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具有相当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是康有为在奏折中建议将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且正在出版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并建议委派梁启超前往主持，这就多少带有私人性质和个人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