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康有为的表述，梁启超几年前曾在上海创设一份《时务报》，这份报纸参照东西洋各国报章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明。其中论说皆切合实际，参酌中西，所提方案大体合理可行。所译东西洋各国报刊，其言兵制，言学校，言农矿，言工商等各政，条理粲然，足备参考。这份刊物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西巡抚胡聘之、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湛霖、贵州学政严修、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地方大员全力支持，在全国已有广泛影响，为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舆论阵地。这个说法大体不差，合乎事实。
然而奏折中接着建议，过去两年，民风大开，通达时务的士大夫也越来越多。大家比较公认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时务报》鼓吹宣传的结果。鉴于此，奏折建议朝廷将《时务报》收归官办，由政府出资收购报馆中的商业股份，国进民退，使之改造成政府系统的舆论工具。这个建议从原则上说并无大错，只是鉴于梁启超、黄遵宪与汪康年相互纠葛、相互冲突的事实，这个建议就显得有点不合理、不厚道，有点仗势欺人的意思了。
康有为起草的这个奏折建议政府收购、接管《时务报》，除了上述理由外，还与《时务报》最近期的情形有关。奏折说，这份刊物几年来一直办得不错，只是自去年九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聘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之后，未遑兼顾，再加上报馆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使《时务报》效益大幅度下滑，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刊物或将停刊，果真如此，实在可惜。按照这个意思，《时务报》有点办不下去了，由政府接盘，只是拯救了这个刊物，保住了一个品牌，然后再利用这个品牌扩大影响，宣传新政。这个说法合乎逻辑，但不合乎事实。《时务报》在梁启超离开之后效益是有所下降，但无论如何，也没有达到破产的程度。汪康年正在办得有滋有味。
我们知道，梁启超本来在半个月前（7月3日）已奉诏筹办译书局，而且也办得有滋有味，自得其乐。现在再建议他接管《时务报》，梁启超能够忙得过来吗？这个担心，在康有为（其实可能就是梁启超本人）看来小菜一碟，而且两个项目加在一起，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一点都不冲突。奏折说，译书与译报，事本一贯，其关系之重，二者可容偏畸；其措办之力，一身似可兼任。
由此，康有为借宋伯鲁之口建议朝廷明降谕旨：一是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一是委派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并建议将改组后的《时务官报》移至京师，并入译书局，再依译书局之例，在上海设立《时务官报》分局。这样，梁启超在主管译书局的同时主管《时务官报》，并随时往来京沪两地，总持其事。康有为还建议朝廷明谕各省督抚支持《时务官报》出版发行，一如《时务报》旧例，最好由各省公费订阅，扩大发行。这确实是维新运动中一批最合算的买卖。
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还利令智昏地荒唐建议朝廷将民间所有报刊一律收归国有，彻底实行国进民退，所有报刊等传媒，均由政府主办，统一舆论。康有为的理由是，各省民间通过商业招股设立的报馆，言论或有可观，但体律似乎并非尽善，且间有议论悖谬，记载不实者，因此他建议此后民间所有报刊在出版后都应该先送官报局，责令梁启超悉心稽核，认真审查，然后选择精善内容进呈，以备圣览。至于各地报章杂志中悖谬不实之处，当然也应由梁启超主持的官报局进行纠禁。
不难看出，不论康有为这一建议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一建议实际上必然导致新的文化专制主义，使过去数年刚刚形成的民间社会与民间舆论趋于消散，这势必导致维新势力的急剧分化。
清廷收到这份奏折后并没有立刻接受，而是转发给管学大臣孙家鼐酌核奏明，妥议办理。
孙家鼐此时正为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总教习权限问题与康有为、梁启超闹气，所以他在得到朝廷指示后，并没有很快回奏处理结果。在他等待和调查研究的那些日子里，可以想象肯定会有不同方面向他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7月26日，孙家鼐向朝廷提交了处理意见：
一、不同意调梁启超兼办《时务官报》。理由是梁启超已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现在学堂筹备已经进入非常阶段，招生开学在即，急需教材，译书局在这方面负有繁重责任，必须尽早编写教材，以供大学堂和全国各地各级学堂青年学子使用。如果调梁启超兼办官报，恐其分散精力，不利于译书局的工作。
二、建议调康有为督办官报。但对改为官报后的《时务报》，孙家鼐在这里提出比较严格的管理建议：一是先前的《时务报》虽有可取，而庞杂猥琐之谈、夸诞虚诬之语，实所不免。现在既然遵旨改为官报，就应该责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听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二是《时务官报》既为政府主办的报纸，就不能像民间报纸那样自由议论，应该规定该报不得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其主要功能就是翻译外国报章杂志上有用文章，以便阅读者略知各国情形；三是《时务官报》的经费，孙家鼐建议主要应该由该报自筹及其发行所得，按照市场化原则自负盈亏，政府不必也不应该强行要求各省督抚公费订阅或摊派。至于开办之初的部分经费，孙家鼐表示可以考虑由上海道代为设法，但应由康有为自往筹商，自己担保。
三、对于宋伯鲁原奏中提出的将各地民间报纸一律送官报局审查的建议，孙家鼐提出反驳，以为人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近代西方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主，亦不问可知。现在《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以偏概全，偏听偏信，不利于朝廷的决策。其实，最近几年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地都创办了许多报馆，有些报馆在质量上言论尺度和社会影响上也并不比《时务报》差或小，因此孙家鼐建议朝廷谕令各省督抚将辖区内各处报馆的样刊样报，均应呈送都察院、大学堂各一份，然后由都察院、大学堂择其有关时事有参考价值而无甚悖谬者，录呈御览，以期使朝廷使圣上兼听则明，统揽全局。应该说，孙家鼐的这一反建议不仅封杀了康有为企图垄断舆论的计划，而且具有更多的近代意识。
当然，如果仅仅从孙家鼐与康有为的私人关系说，孙家鼐的这些处理意见确实蕴涵着许多阴谋，但是这些阴谋通情达理，公事公办，在表面上无可挑剔，于是朝廷当天就批准了这个建议，以为报馆之设是为了宣国是而达民情，当然应该由政府倡导、由政府出资和管理，因此按照孙家鼐的报告，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应由该省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时事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于全国各地报章杂志，自应不断总结经验，分析利弊，以开拓国人见闻为主，对于中外时事均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隐恶、不丑化，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不要辜负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至于《时务官报》筹办初期的经费问题，朝廷同意孙家鼐的规划，先由上海道帮助解决，由康有为自行前往榷商。
康有为原本准备为其大弟子梁启超谋得一个丰厚实职，却不料被更精明的孙家鼐反制算计。更令康有为想不到的是，孙家鼐的调虎离山计，其主要目的就是将康有为赶出朝廷，赶出北京。
从康有为本意说，他一直替梁启超觉得有点冤枉、有点亏，大清王朝历史上罕见的布衣见皇上，竟然只给了一个六品衔的译书局主管。这不是破格，而是连格都没到。
事情既然这样了，康有为也毫无办法，他曾多次想方设法为大弟子改善地位、改善环境，毕竟梁启超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忠诚的信徒。无奈康有为这批政治新锐锋芒太露，在京城受到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敌视，除了那几个郁郁不得志的言官御史外，并没有多少官僚愿意与这批政治新锐过分密切。
懊丧之余，梁启超多次想过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或广州继续办报，他似乎觉得自己的能力可能还是在文化学术方面，而不是政治。另一方面，梁启超通过康有为的笔，执意要夺回《时务报》，可能与其心结有关，毕竟他与汪康年关系日趋恶化，汪康年越来越风光，而梁启超先前的贡献几乎被汪康年一笔抹杀。这不能不使梁启超负气而为。
为了挽回对《时务报》的影响力，为了证明自己曾经是《时务报》的功臣，似乎也是为了弥补那个六品卿衔的不足，梁启超通过其师借助于政府压力迫使汪康年就范、屈服。
梁启超的这些想法都曾向康有为表示过，康有为也曾托人致函汪康年，劝说他知足常乐，最好将《时务报》总经理一职让给梁启超，并称梁启超刚获得皇上召见，新蒙宠眷。如果由梁启超接任总经理，可使《时务报》声价跃起，发行量猛增，效益大幅度提升，必将彻底改善经济状况，重现辉煌。
康有为的建议当然被汪康年所拒绝，没有丝毫可以讨论的余地。而且，谁也想不到的是，康有为原本在梁启超的请求下，通过宋伯鲁上了一个奏折，为梁启超谋个兼差，可是竟然被孙家鼐顺手反制，成了驱赶康有为出京城的调虎离山计。康有为无法改变孙家鼐的建议，更无法改变朝廷御旨，他只好将计就计，致电汪康年，表示自己奉旨办报，但并不准备很快前往上海接手，一切依旧，望相助。大约有点糊弄汪康年的意思。
7月26日，康有为致函汪康年，详细解释自己不得不接手官报局的苦衷或无奈，但他将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作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解释。他暗示，过去的一个多月，在他的努力下，新政络绎，使人蹈厉。现在忽然接到上谕，命我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官报，这确实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不过，仔细想来，这大概是那些大臣相爱相助，担心我喜事太甚，不够沉稳，故意将我放到外面接受锻炼，以敛其气。过去朱熹曾感叹其“立朝四十日”，而今我康有为竟然与此相似。天恩高厚，感激靡尽。康有为将一个原本失意的故事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这显然是要汪康年相信自己在朝中的能力，乖乖交出你的《时务报》吧！省得大家伤和气。
关于《时务报》的创刊及演变，康有为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这份刊物是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三人为主，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参与一起创办的，而自己连年在粤，一无所助。他在信中告诉汪康年，现在既然受朝廷信任，奉命接手，那也没有办法，不过他个人还是期待一仍其旧，馆中诸事仍望康年兄等相助为理，凡百皆拟仍旧。这是一个友好的暗示，当然也可以看做是一个警告：假如你汪康年不能合作，那我康有为肯定会换人的。
这封信的主旨主要还是着眼于交接，康有为告诉汪康年，想必报馆中存款不会很多了，现在既然改为官报，由政府出面出资举办，那么也就不能再收捐款，而官款也不是很快就能够获得，所以他告诫汪康年，在他到任之前这段时间，各项开支不能不稍作控制和节省，尤其是各项薪水，更不能如过去那样大手大脚。他甚至通知汪康年，让他准备好账单，以便将来复查。
信的最后，康有为挑明他知道其弟子梁启超与康年兄曾小有意见，但他坦然表示，这些小小的意见不应该影响我辈同舟共济，成就盛世伟业，不必在这点小事上太用心思，更不必记仇。他顺带告诉汪康年，因为他还有一些进呈书籍尚未告成，大约还须在北京逗留十天左右，他或许会奏派一二人先行前往上海与康年兄接洽交接事宜。这些问题一旦决定，一定会尽早告知。
康有为一系列分析和说辞并没有影响汪康年的判断，汪康年并没有被康有为糊弄得不知东西。他在京城的朋友早就告诉他康有为等人在那里的真实处境，而康有为刻意而不经意的描绘，反而证实那些朋友消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汪康年知道，康有为此时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夺回《时务报》控制权，所谓同舟共济云云，不过是要表明他康有为虽奉旨接收《时务报》，但依然是为梁启超谋一个出路，所以他期待汪康年与梁启超的配合与通融。
无奈汪康年根本不吃康有为这一套，他从纯粹商业的立场上回敬康有为。汪康年表示，鄙人汪康年才是《时务报》创办人，梁启超不过是我聘用的一个主笔而已。不论梁启超今天的名气有多大，他得以荣显、得以崭露头角、得以执当今中国舆论之牛耳，其实都是因为我当年聘请他到《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不知感恩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反客为主，将自己打扮成《时务报》的创办人呢？种种迹象表明，康有为改《时务报》为官报，并利用行政权力任命梁启超兼职主持，与其说是康有为本人的建议，毋宁说正是梁启超所期待的，或者干脆就是梁启超的建议与想法。
不料，孙家鼐的智慧打破了康、梁的梦想，而孙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反建议，也实在是出于康、梁尤其是康有为在当时官场上不太遵守游戏规则、人际关系急剧恶化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