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不仅抗金坚决，治军严明，军队的战斗力很强，而且深深懂得依靠民众力量抗金的重要性。时山东盗起，黄、汪认为皆系各地义兵所为，要求高宗下诏制止勤王，宗泽为此上疏言：自敌围京城，忠义之士愤懑争奋，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数千里，争先勤王。当时大臣无远识大略，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饿困穷，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时错置乖谬所致耳。今河东、西不从敌国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几；诸处节义之夫，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驾者，复不知其几。此诏一出，臣恐草泽之士一旦解体，仓卒有急，谁复有愿忠效义之心哉！宗泽的这道奏疏，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所领导的抗金斗争，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就是因为坚信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于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来说，有这样的认识实在难能可贵。
汴京形势开始好转以后，宗泽就连续上书高宗，痛斥黄、汪主张南逃之非，希望他赶快返回开封，以安定人心，主持收复失地的大计。他在奏疏中针对高宗的恐惧心理，诚恳地说：“臣若有毫发误国大计，臣有一子五孙，甘被诛戮，以谢天下。”高宗表面上加以应付，说自己将“旦夕北归”，实际上却一概不听，仍然坚持南逃的方针。黄潜善和汪伯彦已完全被敌人的气焰所吓倒，他们不断派出使臣到金营求和，随时准备向金人屈膝投降，所以“每见泽奏疏，皆笑以为狂”。
建炎二年（1128）春，留守东京的宗泽已招抚到河南及全国各地的义军达百余万之众，并蓄积了半年的军粮，他听说两河州县金兵力量空虚，且多是胁迫而来，便召诸将约日渡河。同时，再次给高宗上疏，要他“早还华阙，与忠臣义士究图事功，则万举万全，可以灭仇方而成中兴也”。宗泽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力请高宗回京，可是高宗就是不为所动，使其抗金理想最终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宗泽忧愤成疾，疽发于背去世，享年七十岁。他临终前，勉励来探视的诸将奋勇杀敌，“以成恢复之志”，表示这样自己就“虽死无恨”。大家都流着泪应允：“愿尽死。”最后，宗泽悲吟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而“无一语及家事”，在连呼三声“过河”之后，赍志而没。开封城内的居民和将士闻讯后，奔走相悼，失声恸哭，太学生为之撰文祭奠，商人为之罢市致哀。宗泽生前自奉甚薄，“所得俸赐，遇寒士与亲戚贫困者辄分之，养孤遗几百余人”。品质之高尚，足为后世楷模。
宗泽死后，高宗任命河北东路制置使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到任后，一反宗泽依靠民众积极抗金的措施，对河北义兵采取敌视的态度。这样，团聚在开封周围的王善、丁进、李成等义兵被迫散去，使许多人成了游寇。正如当时人所说：“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北方抗金力量从此大为削弱，中原终于不守。
二、沦陷区人民的抗金斗争
金朝建立之初，尚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女真贵族对经济、文化比自己先进得多的宋朝，具有极其野蛮的侵略性和掠夺性。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四月，金兵灭亡北宋并从开封撤退以后，以重兵屯真定（河北正定）、怀州（河南沁阳）、卫州（河南汲县）一带，同时分兵攻取河中府（在山西永济西）、同州（陕西大荔）、华州（陕西华县）、邓州（河南邓县）、均州（在湖北均县西北）、房州（湖北房县）、郑州、潍州（山东潍坊）、青州（山东益都）等州县，守城宋军只要稍有反抗，即遭屠城。如果发现有哪一家隐藏了从金兵中逃出的俘虏，这家的家长就要被处死刑，家产被没收，并且还要罚及四邻。金军对所占领的地区，或掠夺财物，或圈占土地，或将百姓驱赶到北方作为奴隶。又移住猛安谋克户，筑垒监视，强迫当地人民剃发，改换女真服装，“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此外，还严格限制百姓的往来出入。
在女真贵族的残酷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北方汉族人民，以饥民和溃卒为主体，纷纷组织武装，结成巡社、忠义民兵，构筑山寨、水寨，共推首领，进行反抗斗争。这些义军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其他几百、几千人的小部队就更多。义军不仅人数多，而且战斗力强，如两河州县，在宋廷官吏或逃或降以后，常由义军坚守拒敌，甚至从金军手中收复失地。北方义军的抗金斗争，有力地打击了金侵略者，分散了它的兵力，延缓了它的南侵速度，极大地减轻了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的军事压力。在众多的义军中，又以红巾军、八字军、五马山寨义军和梁山泊水军最为着名。
红巾军的活动地区，最初在河东的泽州（山西晋城）、潞州（山西长治）一带，后来扩大到河北、陕西等地。因为用红巾作为标志，以便互相识别，所以被称为红巾军。红巾军声势浩大，组织严密，早在靖康初年，曾长期把粘罕的南侵军队阻挡在太原城下。他们的器械虽不如金兵，但“心协力齐，奋不顾身”，在和金兵多次接触之后，摸清了金兵的情况，所以对金兵“略无所惧”，屡败敌人，有一次袭击金军指挥部，差点将粘罕活捉。他们忠心耿耿，敌友分明，“皆用建炎年号”，却不要求宋朝官职，对不降金的逃亡官员过境，一律资送；对金朝官吏和汉奸，则奋死袭杀，绝不留情。他们宣称：只要宋军渡河，凭借声势，即能“尽执敌人戮之”。金兵十分痛恨红巾军，常常以滥杀平民泄愤，却使红巾军的队伍更加壮大。但是，由于红巾军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南宋政府又弃之不顾，任其自生自灭，不几年，分别为金兵所扑灭。
河北招抚使张所虽已被贬谪，但他派出的王彦部，于建炎元年（1127）八月渡河以后，多次打败金兵，收复了卫州新乡县。九月底，王彦的军队再与数万金兵激战，由于“兵寡且器甲疏略”，失利，遂转战进入共城县（河南辉县）西的太行山地区。此时，王彦仅有散亡士卒七百余人，不久，两河民众纷纷响应，各地忠义民兵十九寨十万余人皆来参加，抗金义军“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自并、汾、相、卫、辉、泽间，倡议讨贼”。义军战士为了表明决心与王彦同心杀敌，人人面上都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所以称为八字军。八字军或主动袭击敌人，或骚扰金兵粮道，大小战斗无虑百十次，杀死大量金兵，“夺还河南被虏生口不可胜计”。金人为扫除后顾之忧，多次派大军进攻八字军，但遭到某些将领的拒绝，他们害怕地说：“王都统寨坚如铁石，未易图也。”八字军的存在，有力地牵制了金军的南侵。王彦为了大举北伐，收复太原，于建炎二年（1128）五月率领八字军万余人返回汴京，与东京留守宗泽讨论进兵事宜。宗泽认为八字军不可孤军深入，要王彦南下进见高宗，以获取朝廷支持。于是，王彦将所部兵马付东京留守司，自己赴扬州向宰相黄潜善和汪伯彦力陈两河人民渴望政府举兵北伐、收复中原的呼声。王彦的言词慷慨激烈，使黄、汪两人大为恼怒，结果降旨免对，被削夺了兵权，差充御营平寇统领，所部八字军，几经变动，后来转归刘锜节制。在北方的八字军没有了王彦领导以后，也逐渐散走。
北宋末年，当时身为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的马扩，奉命前往真定募兵，却受诬陷入狱。靖康元年（1126）十月，金兵攻占真定，马扩趁机自监狱逃出，参加了两河义兵，并被推举为首领，在一次与金兵的激战中，马扩不幸被俘。建炎二年二月，他脱身后投奔到由武翼大夫赵邦杰所组织的庆源府五马山寨（在河北赞皇县境内）义军，并成为这支义军的主要首领。马扩与赵邦杰将被金人北遣途中逃亡在外的信王赵榛迎回山寨，“两河遗民闻风响应，愿受旗榜者甚众”，队伍很快发展到十多万人。义军虽然多次打败敌人，但因孤悬敌后，补给困难，为了进行北伐，马扩要赵邦杰留居五马山，自己则亲赴行在，请求南宋政府的援助。马扩到达开封，获东京留守宗泽的全力支持，接着又来到扬州，面见高宗。高宗一伙虽然任命信王赵榛为河外兵马都元帅，马扩为拱卫大夫、利州观察使、枢密都承旨、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实际上却不肯予以真正的支持。当马扩北返时，黄潜善、汪伯彦只给了他一些乌合之兵，同时派人对马扩和信王的行动进行秘密监视。马扩一行尚未到达大名，黄、汪就传来了“一人一骑不得渡河，听诸路帅臣节制”的命令。马扩看穿了朝廷的用心，只得将军队屯驻于大名府，不敢回到五马山寨去。坚守五马山寨的义军，在当年秋天，由于叛徒出卖，遭到金兵的大规模围攻，终因缺少援助，山寨被攻陷，马扩母、妻被俘，信王逃走，不知所终。不久，马扩的军队也因得不到新任东京留守杜充的支持而被金兵战败，马扩只得由济南南归。
金兵南下后，梁山泊的渔民在张荣领导下，组织了二三百人的队伍，以梁山泊为根据地，利用水上作战的有利条件，打击金人，常常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人称张荣为“张敌万”，队伍迅速壮大，拥有战船数百只，士兵一万余人。后来，张荣又与知高邮军的另一义军首领薛庆联合起来，两支义军互相声援，使高邮军的“赋输皆得通达”。知楚州张立抗金虽然十分坚决，但对张荣的水军却很仇视，他拒绝与义兵来往，结果自食恶果，造成“赋入路绝，由是楚州乏食”，难以坚守。杜充任东京留守时，应当地官员推荐，封张荣为武功大夫。建炎三年（1129）初，金兵攻扬州，张荣率水军南下，驻于鼍潭湖（在江苏淮安附近），与驻扎在孙村的金兵相对峙，趁机袭击敌人，但遭到失利，于是张荣率领水军转战进入通州缩头湖（在江苏兴化东），作水寨以守。
绍兴元年（1131）三月，金左监军挞懒（完颜昌）率战船从泰州攻水寨，梁山泊水军弃舟登岸，全力拼杀，金兵在水上动弹不得，乱作一团，“溺水陷淖者，不可胜计”，“俘馘甚众”，还俘虏了挞懒子婿佛宁，并一举收复了泰州城（今属江苏），缩头湖也因此改名为得胜湖。缩头湖一战，粉碎了挞懒在淮甸“谋久驻之计”，被迫退回山东。于是，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奏请朝廷，任命张荣知泰州。后来，张荣和他的军队，一直战斗在淮东战场上，有力地阻止了金兵的南侵。
第三节 金兵渡江和南宋定都临安
一、苗、刘兵变
建炎三年（1129）二月十三日，高宗逃到杭州。为防止金兵渡江，高宗任命吕颐浩为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令其还屯镇江，不久再兼任知江宁府，以主持长江防务。三月初，又升任朱胜非为右相，王渊为签书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当时，由于刘光世、张俊、杨沂中、韩世忠等诸将皆分兵屯守江州（江西九江）、镇江至江宁一线及平江、秀州等地，所以在杭州的宋军只有去年十月扈卫隆佑太后先行逃难到杭州时由御营司统制官苗傅所率领的八千士兵，以及先期护送皇子、六宫到杭州的御营司统制官刘正彦部。
苗傅出身将门，父祖在神、哲两朝曾长期经略边疆，立有战功。刘正彦亦为将门之子，其父死于“王事”。王渊本是一员贪将，曾借镇压农民起义之机，大肆掳掠民财，在扬州大溃败中他作为御营司的主要将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王渊这次不仅没有被贬官，反而受到提升，苗、刘对此常愤愤不平。刘正彦还以自己招降义军首领丁进“功大赏薄”，心怀怨恨。加之高宗即位以后，与其父亲徽宗一样，以内侍为心腹，大小宦官依然作威作福，强占民居，颐指气使，“凌侮将帅”，更使诸将深为愤怒不满。王渊与大宦官康履过从甚密，苗傅及刘正彦认为，王渊所以能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当与康履的荐引有关，于是两人决定密谋起事。
三月五日，苗、刘发动兵变，并发布檄文说：统制官苗傅谨申大义，播告天下民庶、官吏、军兵等。迩者大金侵扰淮甸，皆缘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致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遗弃，社稷存亡系于金人之手。此皆大臣并内侍等不务修省，尚循故态，为恶罔悛，致令民庶惶惶不知死所。进退大臣，尽出阉宦，赏罚士卒，多自私门。金人将至，朝廷安然坐视，又无分毫措置，即日两浙之民遂有维扬之祸。嗟尔士庶，兴言及此，宁不感伤。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今某为民除害，应有大臣罪恶显着，并内侍等官，并行诛戮。
期尔士庶，一德一心，共图中兴之业，其无疑惑，以致后患。本为生灵，别无希取。
接着，他们借口王渊勾结宦官谋反，将他杀死，又拥兵进入行宫，捕杀内侍，“凡无须者尽杀之”，总数约百余人。负责守卫宫门的中军统制吴湛也起来支持苗、刘，他对高宗说：“苗傅不负国，止为天下除害。”高宗闻变大惊，在右相朱胜非等人的陪同下，被迫登上城楼接见兵变将领。苗傅当面严厉斥责高宗信任宦官，赏罚不公，黄潜善、汪伯彦误国，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却因宦官得除枢密等一系列罪行，并提出诛康履、蓝珪、曾择等大宦官，将帝位传给皇太子，请隆佑太后垂帘听政等要求。在兵变将领的强大压力下，朱胜非劝高宗暂时接受他们的要求，同时针对苗、刘勇而无谋的弱点，设法缓和矛盾，争取时间，调兵遣将，以作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