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那极度细致的情节，突出了生存的残酷性；在表面的打情骂俏背后，总是凶猛的较量和致命的出击，那种邪劲儿总是令人恐惧。强者与强者的对抗，以弱者作为陪衬，莫言之所以很快找到新的意象，新的情感对象物，完全得益于那高密乡漫山遍野的红高粱。根据莫言的理解：“我恨透了红高粱，爱极了红高粱”，当他沉入原始故乡时，就被故乡的原始生活方式所牵制。既然高粱是原始故乡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粮，那么，种植高粱就是故乡最基本最不能忘情的生活方式。作家对故乡的恨，应该是基于这种对原始生产方式的恐惧，对这种原始而粗糙食粮的恐惧，忘不了那些专制而又粗野的人们和那些朴实善良的乡亲。莫言从红高粱那里获得了象征性启示，并未直接以红高粱本身作为创作内容，而是借红高粱虚构出一部历史英雄传奇。当作家超越了红高粱时代的生存苦难而遁入想象的历史时，他所看到的这些默默劳作的乡民，身上就具有蛮勇之气，那是生存的勇气和仁义的德行以及充沛的生命强力。
莫言找到了创作的最佳突破点，他赋予红高粱以血的颜色，这就演化出高粱地里高密乡亲对鬼子的誓死对抗。“我希望这红高粱成为我父老们伟大灵魂的象征”。为了这红高粱的土地不被侵犯，原始故乡的人民揭竿而起的英雄斗争历史变得可歌可泣。他们不再是驯良的乡民，而是英雄好汉，莫言还赋予“红高粱”以烈酒的特性。血与酒、酒与歌、歌与泪混合在莫言的作品中，“血”显示出尊严与仇恨，而“酒”则显示出放纵、豪迈和热情；在饮酒高歌中，高粱地里的父老乡亲，真正陷入了生命力的狂热崇拜之中。莫言作品中经常渗透的这种狂欢化描写，这是他创作精神的自然流露。莫言作品中荡漾的这种红高粱精神，就是酒神精神，但是，莫言的酒神精神，超越了生理狂欢的性质，不是浪荡儿的狂欢史，而是英雄们的狂欢史。正是在狂欢中，所有的人亲如弟兄，为了自由，置身于欢乐和癫狂的情绪体验中。例如，“颠轿”，这种古老的民俗仪式，正是为了人们在节日享受感性的快乐。
酒与歌所渲染出的豪迈雄壮，正是乡亲们生命力强盛的象征；癫狂、放纵、残酷、血性，寄寓在莫言的酒神精神之中。莫言不满意那些软弱的乡民，试图塑出豪勇的中国人形象，即带有野性狂欢精神的父老乡亲，这是莫言的理想。
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主导，莫言的语言叙述，一方面格外粗暴，一方面又特别细腻。即使是微小的心理变化，莫言总是生出火爆式感觉，所以，莫言的小说叙述形象，留给读者无数震撼性的画面，类似于西方画家戈雅的精灵魔鬼与人同在的恐怖世界。语言和笔触变得格外粗野，粗狂的情境、残忍的情境、放纵的情境、恶心的情境、哀伤的情境，与莫言的“狂气”和“邪劲儿”浑然一体。在语言叙述时，莫言崇拜这种“粗暴原则”，他的生命野性存在与原始力量崇拜形成新的生存价值法则。也许只有这样，他的语言才与原始故乡的人相吻合。语言表达就像开机关枪，又像地毯式轰炸，他那种军旅生活的独到体验转化成了语言叙述的美学原则。酒神精神，正好适应这种语言方式，在这一点上，莫言感到他得益于福克纳、马尔克斯和波德莱尔。
从马尔克斯那里，他学会了恶心式物象变形；从福克纳那里，他熟悉并确证了自己的邮票似的原始故乡；从波德莱尔那里，他真正学会了语言的震惊原则。莫言与中国古典语言情分不深，他的语言追求欧化效果，因为语言所具有的这种暴动性质和暴动技巧，与西方撒旦式文学语言十分亲近，这可以追溯到酒神精神的倡导者尼采与波德莱尔那里。莫言在语言探索的过程中，心仪尼采与波德莱尔的着作。他常常捧着一本《恶之花》陷入迷幻想象之中，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他语言创作的启示录。尼采的语言暴动性质，从思想上激发他的思考；这种语言暴动，表现为毫不留情，赤裸裸地露出叛逆性质和“信言不美”的勇气。如果说，尼采的“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惊世骇俗，那么，莫言的创作也充满暴力崇拜，“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吧！”这就是文学。“在墙角上撒尿是野狗的行为，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却变成了英雄的壮举。”“上帝也怕野种，譬如孙猴子，无赖泼皮极端，在天空里胡作非为，上帝就好言抚慰招安他。”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才显示出暴风骤雨式的影响力，毕竟，作出查拉图斯特拉的预言，不是莫言的专长，他的语言暴动原则，更亲近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所奉行的原则，是以丑为美，有意识地将恶加以放大、发扬，所以，肉欲场景、垃圾堆意象、阴暗的街道、毒性、唾液、蛔虫，堂而皇之出现在诗中，当然，波德莱尔也有阳光、大海、醉酒、和风等抒情画面。
恶占着主导，莫言的“邪劲儿”与“恶作剧”与这种原则相呼应。莫言有意识地将恶行与丑置入作品中，肮脏的景象在他的语言叙述中司空见惯，《弃婴》中大写小孩粪便，《猫事荟萃》中写动物性交，《红高粱》中往酒里撒尿，《红蝗》中伦理学教授的下跪，不堪入目，不堪入耳，不合生活规范，一切禁忌物皆纳入作品之中。莫言所给予人的这种恶心感，反过来，又服务于他的狂气和雄风，“罗汉大爷”被活剥皮时威武不屈，铸造了一尊血肉材料构成的雕塑，象征了原始故乡人民不屈的精魂。一方面，不必讳言他受到的西方文学之影响，因为“人在文化中”；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小说完全出自莫言的精神独创，他的语言风格和叙事，粗野而神奇，完全体现了原始故乡的豪勇和刚毅。这就是他的生命价值原则，野性是生命的最伟大力量，张扬野性生命的力量就是生活的自由，一切牺牲与道义，因为这种野性而具有醉人的美丽。这是中国民间文化价值中的独特精神崇拜物，莫言把土匪与英雄好汉精神统一在这种野性崇拜之中，生命野性价值崇拜，构成了独特的乡土价值原则。
莫言所赞赏的这种“土匪”性质，在贾平凹的作品较少出现，贾平凹不善于将生活作这种狂野的处理，即便是狂野的材料，在他那里也显得诗情画意、风流倜傥，贾平凹的作品多以艳情女子、多情后生、风水先生为主要表现对象。他尽力将野性向雅向古典诗过渡，由野向雅，雅俗相得益彰，这是贾平凹乡土小说之魂。“雅”，根源于民间文化传统，谈天说地，无不神秘兮兮，贾平凹忠实于“雅”，实践着“雅”，从民间典籍和中国经典中求得智慧的叙述。“古今的、中外的大智慧家的着作和言论，可以使我们寻找落脚的经纬点。”这可以说“一语道破天机”，贾平凹的创作体现了“月神精神”，这月神精神正好与他的典雅一致。正如他所言，“走出激愤，多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来”，他善于写夜、写静、写安宁的神秘的村庄。他的散文结集为《心迹》和《月迹》，体现了这种“静”的美学和雅的美学。“爱情故事里，写男人的自卑，对女人的神驭”，这种月神精神使他的小说故事清幽、动人、美丽、端庄、典雅。在骨子里，他倾向于典雅，倾向于写普通平凡的人而不是英雄。“英雄气短”，他不崇拜战争，也不崇拜暴力原则，甚至远远地避开战场，躲在偏远的山村里，创造他的日常生活情话和神话。
“明月和山石”，成为贾平凹静雅深幽美学的寄托：“明月”，使他产生了种种飘飘欲仙的感觉，遁入道禅的理想境界；“山石”，使他产生宁静和执着感，促使他抒写这静穆的神秘。他不断地把山石和明月照应起来，在“明月”的辉映下去观照“山石”。贾平凹乐于探索乡民的心灵，从善与美的角度去写女人，从朴实与仁义的角度去写男人，总是把朴实和善良看作是乡民性格本质的核心。“天狗”并不想吃“月亮”，那么仁义地对待师傅。“黑氏”的心也并不黑，在遗弃她的小男人落难时还去救助他。《鸡窝洼人家》中的麦绒与回回、烟峰与灰灰最终遂了心愿。《金矿》中的“三大”和“香香”纯正的爱，像明月一样平平静静，轻松而又甜美地契入了读者心灵。
贾平凹由美善原则出发，实践着静雅美学，完成着文学净化灵魂和扩展心灵自由的功能。朴实、善良是原始故乡人民最美的性情，但这种原始性情又是懦弱屈服的总根源。
审美理想和精神体验不同，贾平凹与莫言，在雕塑理想人物的性情时，就变得水火不容，彼此对立。贾平凹所实践的乡土生命价值原则，正是莫言所极力反对的，贾平凹的原始乡村只表现出自然和文化神秘，莫言的原始乡村则体现了生命的原始意趣。贾平凹喜欢客观自然地去描绘原始故乡的父老乡亲，他对乡村文化的熟悉不限于家庭生活体验，更重要的是，能够再现故乡的文化风俗。诸如，婚丧嫁娶、四时八节，尤其是算命卜卦、风水相面、易经佛禅、房事秘闻。他在这种风俗中真正体味着乡村文化精神。贾平凹的月神、禅意、雅气、诗意，深刻地体现了神秘的东方美，在这一点上，与川端康成和泰戈尔接近。应该说，《伊豆的舞女》、《古都》、《雪国》，那日本平民生活的静雅朴实，深深契入了贾平凹的文化体验中，从深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正因为在生活理想上，他们如此相似，所以，在审美精神上必然契合。贾平凹所推崇的静雅美，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延续。对清幽恬静的原始故乡之向往，对朴实的生活之渲染，对乡村矛盾的诗化处理，与士大夫所追求的温良恭谨让的礼乐精神相吻合。那种典雅和对古典秘籍的推崇，与那种追求性灵自由的原则相契合。唯其如此，典雅作为民族文化之魂，在贾平凹创作中烙下胎记，贾平凹深刻地受制于东方传统文化，而不是现代西方文化，他的语言朴质而有硬度，简约而又抒情，便是这种典雅原则的外在美学风貌。
贾平凹得益于中国文化，可谓深刻而且广博，他几乎是从整体精神出发，渗透到礼乐文化的每一组成部分，显示出高度的审美文化教养。远的不说，贾平凹对中国古典书法和绘画，对中国道家和儒家原典以及中国古典文学都有过潜心钻研。据说，他灵性极好，模仿古典小品散文，令人无法分辨；中国古典绘画那种构图原则和黑白哲学，他体会得相当老到。应该说，给予他无限滋养的，还是古典散文和古代文言白话小说，至少可以说，他深通沈复《浮生六记》、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的神韵。贾平凹之沉潜古典，也给予当代作家以较多启示，并非只有追随西方小说，才能赢得读者，相反，遵循返回古典的路数，把古典静雅美学与现实乡村生活结合起来，更能展示乡土生活的魅力。贾平凹实践古典美学原则，毕竟比通俗作家更有雅兴；他深得古典美学精髓，语言也格外富有张力和意趣。贾平凹从古典艺术之迹的破解中获得了真正的启示。
莫言力图以西方文化和原始文化精神来改造现代中国文学，贾平凹则认同中国古典抒情精神，承续这种生活哲学，将人性中光辉善良的一面弘扬放大。月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在美学上，恰好构成互补，但是，在改造国民性格上，两者恰好形成尖锐的对立。本来，贾平凹力图以古典精神为现代乡土文学语言重新注入活力，一扫现代乡土文学语言的窘相。殊不知，贾平凹在沿用这种语言方式上，又沾染了古代文人思想的狭隘和封闭意识。认同乡土中国落后愚昧的历史真实，并将一些落后意识进行了诗意抒情和道德赞叹，这种对古典语言方式、古典思想方式和古典生命方式的默认，显示出原始故乡生活的价值信守之道。必须承认，贾平凹的乡土语言具有灵动活泼的美，那种带有古典韵律的汉语白话，传神而富有表达力，浑厚而又优美，既是直白的语言方式，又有说不出的内在韵味，与《聊斋志异》之语言魅力，异曲同工。
短言短篇，却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活信息，贾平凹的古典和白话语言的互渗实践，开辟了一条新路。他创造了典雅的美，掩盖了语言的野性和浅白，这种典雅，既在于它的经典性，又在于它的抒情性。因为经典，简约而传神；因为抒情，灵动而又有滋味。贾平凹正是借助这种语言魔力，把他的作品推入寻常百姓家。惟其典雅、清雅、风雅、儒雅、雅致，借助这种雅，迎合了商品时代文学凋敝时期接受者的渴望。语言即思想，贾平凹与莫言，借助不同的语言想象，创造出独特的乡土中国生命世界。粗野而神奇，是他们对原始故乡的独特体验：莫言企图复活历史，借历史的原始蛮性改良现实；贾平凹则看到了乡土中国的历史进步并认同这种进步，同时，不回避原始故乡的神秘并体味这份神秘，甚至，给神秘赋予诗性。可见，莫言已站在现实的边缘，正视现实，评判历史，唯有酒神精神才能彻底地改变现实。贾平凹则认同乡土中国的神奇性，体味到那不死的精神和不死的信仰，正是中国独有的文化支撑。这种差异性，正是他们认识原始故乡的根本宗旨。
6．5．3野地狂欢与乡土文明生活的价值混沌
乡土中国社会生活，有着神秘的生命存在价值信仰。既然有野性的壮烈的生命价值崇拜，生不为英雄，即为土匪的观念，在乡土中国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在文明的生命价值信仰中，超越而静雅的生命存在理想，佛禅明月般的精神境界，也是人们所极力扞卫与推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