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ihud和Lev（1981）通过对1961-1970年间财富500强企业的多元化并购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控制型公司中的管理者比在股东控制型公司中更频繁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股东分散型的公司比股权集中型的公司管理者更倾向于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公司多元化经营战略与股权结构和管理者激励负相关。
Lang 研究了1986-1990年美国3600家年销售额在2000万美元以上的上市公司。研究结果表明，Tobin‐Q值与公司绩效呈现负相关。另外，通过比较多元化经营与单一化经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Lang利用多元化经营企业在各经营方向独立经营的价值汇总后得到这些经营方向单独经营时的虚拟总价值IV，然后利用多元化经营企业的实际价值v与各经营方向单独经营时的虚拟总价值之比的自然对数ln（V／IV）作为评价多元化经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指标。如果这一指标大于零，表明多元化经营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如果这一指标小于零，表明多元化绩效将降低企业的价值。该方法的灵敏度比较高，对数据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研究结论显示，无论采用何种价值乘数进行转换，多元化经营企业的指标都小于零。以资产总额乘数转换，企业因为实施多元化经营导致价值下降12.7%，以销售收入进行乘数转换，企业价值下降15%。该研究还表明，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高价值损失就越大，两者成反比例关系。
Malkicds C.C在其博士论文《多元化、归核化与经济绩效》中，从多元化最优化水平的角度对样本企业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研究表明，任何企业都存在一个最优化的多元化水平，他结合鲁迈特的统计和分类方法，通过对企业绩效进行分析指出，企业最优多元化经营水平是企业的多元化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之处，企业只有达到其最优多元化水平才能取得最佳业绩。因此，为了达到最佳业绩，低于最优多元化水平的企业要增加其多元化水平，而超过最优化水平的企业则应降低其多元化水平，从而达到多元化的均衡。
Palich、Cardinal和Miller（2000）证明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多元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Aswin和Georgc（2002）在治理结构的研究基础上，利用118样本数据，通过比较公司之间多元经营战略的类型、程度和业绩，得到了治理结构影响公司多元化经营业绩。Manohar、Ike和Kimberly（2004）采用美国大公司数据，对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和公司多元化经营战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代理理论并不能解释公司多元化经营行为。多元化经营的业绩以及后来对于公司制度和股权结构的改变与代理理论无关。公司多元化经营与专业化经营的不同归因于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
Liu Yang（2004）使用1990-2002年间数据并采用G‐index作为公司治理的指标，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赢利性、过度价值和行业成长前景等变量后，治理因素对公司多元化经营战略没有显着性影响。
秦拯、陈收和邹建军（2004）利用方差分析，对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多元化程度高的公司，平均股权集中度明显低于专业化和低度多元化经营公司。
饶茜、唐柳（2004）对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股权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
股权结构与多元化经营有着显着的相关性，尤其是国有控股公司比法人控股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金晓斌等人（2003）套用Matsusaka（2001）的搜寻／匹配模型对中国的上市公司多元化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他们对该模型的唯一改动是将模型中的活动i的生产率指数θi∈［0，1］，赋予了一个具体的函数形式，θ（p，b），其中，P表示市场激励，b表示行业进入壁垒。尽管他们在模型创新的贡献上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是难能可贵地是，他们对中国的多元化经营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实证研究，比如观察到了用超额价值法度量的多元化折价现象，对多元化折价与一些基本财务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实证研究同Matsusaka（2001）的模型所要求的检验条件并不符合，因此，所得实证分析并不能支持模型的假设。比如，仅仅依靠他们提供的实证分析，不可能得出诸如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本身是中性的和实施多元化经营的市场激励主要来自市场主体对成长性的追求这样的结论。
辛矍（2004）对国内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提供了一个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过程中存在多元化折价：在对这种折价用超额价值法和托宾分析进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一些基本结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管理者的激励越大，企业价值越大（多元化折价越小）；多元化程度同超额价值呈负相关关系，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价值越小（多元化折价越大）。也就是说，多元化经营损害企业价值，上述结论支持代理成本理论假说。低效率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假说没有得到实证验证。财务杠杆与托宾值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支持了风险降低效应理论假说。当然，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对于多元化经营数据披露并不十分规范以及没有考虑多元化经营的年度效应，所以不能期待用上述实证结果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绩效问题的全部。
姜付秀、刘志彪、陆正飞（2006）以2001-2004年深沪两市的899个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企业经营所跨的行业数目、销售收入的Herfindahl指数等度量企业多元化，用调整后的每股收益的标准差衡量公司的收益波动情况，结果显示企业的多元化对企业收益的波动具有负效应，即多元化降低了企业收益的波动程度（即降低了经营风险）。
第三节、多元化企业价值评价模型
R.P.Rumelt从战略角度对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利润）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采用分类度量多元化方法。他认为，那些实施多元化且能将其活动严格控制在“核心能力和技能”范围内的企业有更好的绩效。克里斯蒂森和蒙特格利在研究了大量企业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实施相关多元化的企业比实施不相关多元化的企业利润率更高。后来，R.P.Rumelt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后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可见，战略管理的研究证明，实施相关多元化的企业能够取得较好的绩效，而实施不相关多元化的企业则不能获得这种绩效。后来，很多专家都对多元化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和见解，马其兹在1995年通过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研究证明，任何企业都存在一个最优的多元化水平，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水平是企业的多元化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之处，企业只有在达到其最优的多元化经营水平，才能取得最好的经营绩效，因此为了取得最好的经营绩效，低于最优化多元化水平的企业要增加其多元化水平，而超过最优化多元化水平的企业，则应降低其多元化水平，达到其所谓多元化均衡。
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很难笼统地说多元化战略一定是一种成功的战略，或者一定是一种失败的战略。但是在实际中，一些企业因多元化经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有的企业因多元化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可见，多元化经营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它似乎更像一门艺术。掌握这门艺术，取决于企业决策者和经营者对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清醒的认识，对市场未来发展准确的预测。
一、结构方程模型概述
（一）结构方程模型特点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Sewll Wright提出的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概念。1987年Loehlin用路径分析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对隐变量模型做了出色的介绍，两年之后Bollen提出了处理测量误差模型的更专门化的统计方法。到了90年代，结构方程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发展过程中较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发展了潜变量的概念，它是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共同发展的成果。
传统的多变量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变量方差分析等只能在同一时间内检验单一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而且这些分析方法往往存在理论上的假设限制及使用缺陷。因子分析能反应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无法得到进一步分析变量的因果关系。而路径分析虽然可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实际情况却难以符合其变量之间的测量误差为零、残差之间不相关、因果关系为单向等基本假设。
结构方程模型整合了路径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与一般统计检验方法，可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包括了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的优点。同时，它又弥补了因子分析的缺点，考虑到了误差因素，不需要受到路径分析的假设条件限制。
（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过程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过程是：在设定结构模型的基础上，为证实模型的准确性，首先要判断这些方程是否为识别模型，对于可识别模型，通过收集显变量的数据，利用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等估计法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对于模型的结果，需要对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效果进行评价。如果模型与数据拟合得不好，就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重新设定模型，一个拟合较好的模型往往需要反复试验多次。
一般来讲，结构方程模型由三个矩阵方程式构成：
η＝Bη＋Γξζ（7‐1）
y＝Λyη＋ε（7‐2）
x＝Λxξ＋σ（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