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祖既付法毕,随后便离开司空山,往邺都酬债。僧璨禅师谨遵师旨,并没有急于四处大肆弘扬禅法,而是韬光养晦,只在司空山和皖公山(今安徽潜县西部)之间往来,过着一种长达十余年的隐修生活。在这期间,只收了道信禅师一个弟子。《楞伽师资记》中载,“璨僧师隐思(司)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璨十二年。”
三祖僧璨大师寂于隋大业二年(606年)。入寂前,僧璨禅师曾对众人言道:“余人皆贵坐终,叹为奇异,余今立化,生死自由(别人都认为坐着入灭很重要,认为这样的是奇异的,我今天就要站着走,来说明生死自由)”,说完,便用手攀着树枝,奄然而化。后谥“鉴智禅师”。
三祖僧璨在世的时候,尽管从来没有公开弘扬过祖师禅法,但他留下的《信心铭》却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虽是一篇短短的文字,但通过他,我们可以了解三祖当年的所悟所证,更重要的是,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修习祖师禅的正知正见。《信心铭》虽然篇幅短小,但字字珠玑,对禅修者来说,极富指导意义。即使是不修禅的人,如果能时时从中拈取一句,细细品味,也会对生活产生极大的益利。
四祖道信
有一个人问四祖道信说:“何者是禅师?”
他说:“不为静乱所恼者,即是好禅,用心人常住于止,心则沉没,久住于观,心则散乱。”
这是禅宗史上一段很重要的话,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好的禅,这里的“止”是指“止息妄念,心定于一处”;“观”是指“观察妄惑,达照真理”。四祖告诉我们,止观不二,所以学人不应该落于止或落于观,而上说止观并非心性的本体。
——《好禅》
四祖道信(580—651),俗姓司马,生于永宁县(今武穴市),父名司马申。
公元579年北周占齐昌地,将广济境地从齐昌县划出,重立为永宁县,司马申为首任县令。580年三月初三日己丑(4月3日),司马道信出生。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向禅宗三祖僧璨求法,在吉州符寺受戒,26岁时被三祖授以衣钵。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于黄梅破额山正觉寺传经讲法。唐太宗李世民慕名多次派使者迎其入宫,坚辞不去,被赐以紫衣。后传法于弘忍(禅宗五祖),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坐化。后被唐代宗谥为“大医禅师”。元泰定年时加号“妙智正觉禅师”。
《续高僧传》和《楞伽师资记》都没提过道信的籍贯,《传法宝记》上说他是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道信七岁出家,是个重戒的人,其师虽不注重必守戒律,但他并未在这点上随师父。
道宣在《道信传》中这样记载道信和僧璨的传承因缘:
“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信)闻而往赴,便蒙授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
有人认为,这二僧中一位就是僧璨。《辩义传》中记载,僧璨禅师曾在庐州独山求法,独山和皖公山相邻。
僧璨传法于道信后到司空山隐居,留道信在皖公山修道。后来因朝廷寻访贤良之士,道信被允许正式出家,配住江西的吉州寺。这出家的时间,《传法宝记》上认为是隋朝大业(605—618)年间。吉州(今江西吉安县)一度曾遭反政府军事力量的围困,长达七十多天,道信为缺水的市民从城外运来水,又提出解围的办法(据说是念《般若经》),平定之后,道信到湖南衡山去修道,路经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时,被庐山道俗留住,居大林寺十年。这也说明道信当时在安徽、江西和湖北等长江沿岸已有一定声望。
十年后,蕲州(治所在今湖北省蕲春县)僧众请道信到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讲学,并特地为他造寺院。道信虽去,却仍选择在山中修行,最终选中双峰山(原名破头山,道信住此山时,改为双峰山),自此,便被为双峰道信。
双峰道场使得道信声誉大兴,从学弟子共有五百多人,并且许多经远道而来,道宣称作“无远不至”。后来有部分人认为,如果从僧团的规模来评断,禅宗的创始人应当是道信,因为是他首先组织了禅宗僧团。实际上仅就这一点是不足以说明禅宗之创立的,禅宗成立在理论上的标志是其革新理论体系的建立,而这是由慧能完成的。
关于道信,也有一些传说,比如他初遇僧璨求解脱法门时,两人那段“无人系缚、本自解脱”的对话,体现出的是“本性具足”思想。因此可以推断,这类传说应当与祖师禅系的僧人有关。
关于道信的禅法,所借之经教,有《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等。他曾写过一本《入道安心方便法门》,是以这两种经典的思想为基础而作。他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楞伽师资记》卷一)
从借教悟宗的角度看,“一行三昧”正是道信禅法特色。从法理上说是要观真如法界的平等之相,也就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文殊说般若经》卷下)。从事上说,是指坐禅念佛。
道信这种一行三昧的修行方法,从本质上讲,也是任心运作的无修之修。强调的是:“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楞伽师资记》卷一)这也是后来洪州宗立宗的根本。
至于具体的修行方法,道信主张方便法门,就是先要行忏悔,端坐不动,念诸法实相,除去障碍妄想,在此基础上,进行念佛,以进一步去除执心,念念不断,最后忽然而得到澄明解脱。
这种念佛并不是往生西方,念西方的佛,而是念自心之佛,因为佛在自心中,离开众生的自心就没有别的佛。这一看法把达摩以来的心性论进一步突出为佛性论,突出了众生与佛性的关系,并不是一般地讨论自性清净心问题。这种众生与佛的平等不二观正是祖师禅的宣言之一。
道信把这种念佛称为安心,他提出了五事方便来实现安心法门:
一是了知心之本体,这就是心的体性本来清净,无染无污,与佛相同。
二是了知心的相用,心能生灭万法,而心的本身却是不生不灭的,万法皆由心生,从本质上讲与心没有差别。
三是经常保持这种觉悟之心,了知诸法的空寂本性,而能于相无相,不生执着之念。
四是观身,观自己的色身是空,空幻如影,可见而不可得。
五是守一不移,不论是动是静,常守本心,这样就可以明见佛性,早入定门。
这个“守一不移”,是道信对于安心法门的具体操作方法的概括,他这样描述:
“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见,混然心自定。”(《楞伽师资记》卷一)这种具体的看心形式,却是祖师禅一贯反对的。
道信的方便法门也是针对不同根性的学人而施设的,他区分四种根性:有行有解有证,是上上之人;无行有解有证,是中上之人;有行有解无证,是中下之人;有行无解无证,是下下之人。
对于上根学人,只须任运而修:
“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念,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同上)
这就是既受祖师禅也受分灯禅赞赏的任运修习,其实这是一种无修之修,不过道信还没有像后来的禅人那样从入世的角度来讲任运。
对于下根众生,则可以行看心之法:
“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或可一年,心更明净,或可三五年,心更明净。”(同上)
这是需要长期渐进修习才能达到最终觉悟的,也是祖师禅所激烈反对的,在祖师禅前史中,可以说是道信首次明确地提到渐修渐悟的形式和具体方法。
对于学人的悟解方式,道信也做了区分,或者是听他人解说而悟,或者是不须人说而自悟。可以看出,道信的禅法已比较全面系统了。
《传法宝记》中对道信禅法的描述,十分简单,含两项内容,一是坐禅,二是作务(即劳作、劳动):
“(信)每劝诸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
这与口说玄理的僧璨就不一样了,这种“作”,不只是指一般的日常行为,而特别是指农业劳动。祖师禅是讲自立的,所谓自立,不仅仅是纯禅的自悟自修,这种意义的自立是没有多大争论的,主要的是指禅在经济上的自养,政治上的自立,摆脱政治依赖和经济依赖性。禅宗道 场一般都建在诸省交界处,或者是偏远省份,这都有助于实现这种自立性。在政治上自立的一种表现,就是和皇室保持一定距离,不入宫廷,不当国师(在祖师禅和分灯禅时代,入宫当国师的禅僧是很少的),这也是如来禅和祖师禅的一个区分点。在道信以及弘忍、慧能身上,都有敕命入宫,又都拒绝入宫的传说。
道信禅师听说舒州皖公山有二僧在隐修,便前往皈依。这二僧原来就是从北方前来避难的三祖僧璨大师和他的同学定禅师(亦说林法师)。
在皖公山,道信禅师跟随三祖僧璨大师学习禅法。道信禅师开悟见性,当在这期间。《五灯会元》卷一记载:
隋开皇十二年(592年),有位沙弥,名道信,十四岁,前来礼谒三祖僧璨大师。
初礼三祖,道信禅师便问:“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三祖反问道:“谁缚汝?”
道信道:“无人缚。”
三祖道:“何更求解脱乎(既然没有人捆绑你,那你还要求解脱干什么呢?不是多此一举吗)?”
道信禅师闻言,当下大悟。
原来,吾人所感到的束缚不在外面,而在我们的内心。束缚完全来自于我们自心的颠倒妄想,也就是分别、计度、执着,如果看破了这些妄想,知道它们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当体即空,不再被它们所转,那我们当下就解脱了。内心不解脱,到哪儿都不会自在的。因此,解脱在心,不在外。
道信禅师开悟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留在祖师的身边,一方面侍奉祖师,以报法乳之恩,另一方面,借祖师的加持,做好悟后保任的工夫。这样有八九年的时间(亦说十年)。
在这期间,三祖不时地点拨道信禅师,并不断地加以钳锤,直到因缘成熟,才肯把法衣托付给他。付法的时候,三祖说了一首偈子:
“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
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
并说道,“昔可大师付吾法,后往邺都行化,三十年方终。今吾得汝,何滞此乎(当年慧可大师传法给我之后,寻即前往邺都,行游教化,时间长达三十年,一直到入灭。如今,我已经找到了你这个继承祖业的人,为什么不去广行教化而要滞留在这里呢)?”
于是,僧璨大师便离开了皖公山,准备南下罗浮山弘法。道信禅师当然非常希望能随师前往,继续侍奉祖师,但是没有得到祖师的同意。祖师告诉他:“汝住,当大弘益(你就住在这里,不要跟我走了,将来要大弘佛法)。”
僧璨大师走后,道信禅师继续留在皖公山,日夜精勤用功,“摄心无寐,胁不至席”。在皖公山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因缘成熟了,道信禅师便离开此地,四处游化。隋大业年间(605—617),道信禅师正式得到官方的允可出家,编僧籍于吉州的某座寺院。
《续高僧传》卷二十记载,吉州城曾经被贼兵围困了七十多天,城中缺食少水,万民惶怖困弊,情况非常危急。道信禅师听说此事,心生怜悯,于是来到吉州城里。奇怪的是,自从道信禅师入城之后,原先干枯的水井突然有水了。守城的刺史对道信禅师感激不尽,连连叩头,并问:“贼何时散?”道信禅师回答说:“但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于是刺史便令全城的人同声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念了不多久,城外的贼兵但见城墙的四角站满了金刚力士,威猛无比,一个个都惊骇不已,纷纷四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