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松道人曾经问道于四祖道信（四祖当时正驻锡于破头山）：“法道可得闻乎（您宣扬的禅法，我能够听闻吗）？”四祖回答说：“汝已老，脱（倘或）有闻，其能广化邪？倘若再来，吾尚可迟（等待）汝。”栽松道人听了，当即离开了四祖，来到河边，正好碰见有一位少女正蹲在那里洗衣服，于是上前问讯道：“寄宿得否？”少女回答说：“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栽松道人说：“诺我，即敢行（只有你同意了，我才敢前往）。”少女听了，点了点头，于是栽松道人转身策杖走开了。
原来，这位少女姓周，是周家的四女儿，尚未婚嫁。奇怪的是，自从那次洗衣回家不久，少女便怀孕了。在那个时代，少女未婚怀孕是一件伤风败俗的可耻事情。因此少女的父母对她极为厌恶，并把她赶出家门。这样一来，少女便没有了归宿，生活无依无靠，只好过着流浪的生活。她白天在村子里给人当佣人，纺线织布，晚上则随便找一家店铺的屋檐底下过一宿。这样过了几个月，她终于生下了那个不明不白的孩子。她自己也觉得非常秽气，不吉祥，于是便偷偷地把孩子扔进了一条脏水沟里。第二天，她去看的时候，大吃一惊，发现小孩却正向水沟的上游漂浮，而且小身子鲜嫩明好，底气好像很足，于是又情不自禁地把他抱在怀里。她暗下决心，不管今后受多大的屈辱，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就这样，她带着孩子，沿村行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村里的人都称这孩子为“无姓儿”。
转眼间这孩子便长到了七岁。有一天，周氏带着孩子乞讨，在路上遇见了一位出家人。这位出家人就是四祖道信禅师。四祖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孩子。发现这孩子骨相奇特，感叹道：“这不是个平常的孩子。细看，三十二大丈夫相中，只缺七种，虽然他的相貌不及佛圆满，但是如果他出家修道，二十年后，他必定会大作佛事，能够继承佛法慧命，堪当众生的依处。”
于是便问小孩：“子何姓？”
小孩道：“姓即有，不是常姓（我有姓，但不是普通的姓）。”
四祖问：“是何姓（既不是普通的姓，到底是什么姓）？”
小孩道：“是佛性。”
四祖又问：“汝无姓邪（你难道没有姓吗）？”
小孩道：“性空，故无（姓氏只不过是一个因缘假名，其性本空，所以说无姓）。”
四祖听了，暗自高兴，知道这孩子是个法器，叹曰:“此非凡童也……苟预法流，二十年后，必大作佛事”。于是命侍者来到孩子的母亲身边，请求她答应让这个孩子出家。孩子的母亲想起这孩子的身世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知道这一切都是宿世的因缘，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四祖的请求，把孩子舍给四祖做弟子。四祖遂给他起了法号“弘忍”。
弘忍禅师出家后，便住在双峰山，奉事四祖。弘忍禅师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宽忍柔和。同学经常欺负他，他也不争辩，泰然处之。《楞伽师资记》中讲，他“住度弘愍，怀抱贞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调心唯务浑仪，师独明其观照。四仪（行住坐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意思是说他心量宽宏，慈悲仁愍，纯洁无暇，不谈人是非，在日常生活中，心心在道，行住坐卧，起心动念，无时无处不处在觉照当中，而且经常干苦活重活儿，甘为大众服务。《传法宝记》说他“昼则混迹驱使，夜则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白天混迹于大众中，干各种杂活儿，晚上则摄心打坐，通宵达旦，精进修行，经年累月，不曾懈怠。
弘忍禅师的人品、精进和悟性，使他渐渐地成为同道们的学习楷模。道信禅师尚在人世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亲近弘忍禅师，所谓“四方请益”，“月逾千计”。这一点令四祖非常高兴。于是，四祖经常给他开示顿悟之旨，不断地随机钳锤，使他的道行很快地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终于有一天，四祖因缘成熟了，就把自己的法衣传付弘忍禅师。弘忍禅师也就成了中土禅宗的五祖。付法的时候，四祖说了一首偈语：
“华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
大缘与性合，当生生不生。”
同时，还把自己的弟子全都托付给弘忍禅师。
弘忍禅师得法之后，不久开法于黄梅冯茂山，又称东山，手下有十位得意的弟子，包括神秀、慧能、智诜、老安、法如等，其中，又以慧能最为出色。
弘忍得法于道信之后，先后住双峰山和东山寺两地数十年，足不下山，唐高宗曾两次遣使请他到京城，都被他婉拒。高宗仰其德，慕其名，乃送衣药至山中供养。
龙朔元年（661年），弘忍为觅法嗣，乃命门人各呈一偈，表明自己的悟境。其时上座神秀呈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意尘埃”。慧能听说之后，亦作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将两偈比较，认为慧能的悟境高于神秀，遂将衣法密传给慧能，命他连夜南归。据《楞伽师资记》记载，弘忍禅师入寂于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二月，春秋七十四。
弘忍的禅学继承道信而来，主要有二依：一依《楞伽经》以心法为宗;二依《文殊师利般若经》的一行三昧。《宗镜录》卷九十七谓弘忍常说：“欲知心要,心是十二部之根本……诸佛只楚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由此可见弘忍的禅对心是十分重视的。据传弘忍有《修心要论》之作行世，但在历史上《楞枷师资记》的作者净觉不同意。他认为那是别人的伪托，因为弘忍是“不出文记”的。但是净觉又说他“口说玄理，默授与人”。这本书很可能是他说的“玄理”，听法的弟子记录,整理成书之后，取名《修心要论》。不过这也只是推测而已。弘忍注重的心，不是我们所说的杂染心，而是真心，或称为清净之心。此心本来清净圆明，只因烦恼所攒，不能显露。习禅的目的,就是要断除烦恼，体证自己的真心，即平常所说的“明心见性”。
中国的禅学，自达摩以来，以《楞伽》印心。至四祖道信，又增加了一行三昧的修持方法。弘忍是道信的弟子，他继承了老师的禅学传统，但他又增加了以《金刚经》印心的新内容。这反映禅学在不断地发展。
在生活作风上，弘忍也有创新。在他以前，禅者都是零星散居,一衣一钵，修头陀行，随遇而安。到了道信、弘忍时代，禅者的生活为之一变，禅徒集中生活，自行劳动，寓禅于生活之中，把搬柴运水，都当作佛事。又主张禅者应以山居为主，远离嚣尘。这种生活的变化，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后来的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创丛林，立清规，道场选址在深山老林,称道场为“丛林”，提倡农禅并重,主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都是受了道信、弘忍禅风的影响。
中国的禅宗在弘忍时代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学禅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弘忍的门徒数以万计,但是能够弘法的人并不多。《楞伽师资记》和《历代法宝记》说有十一人，《传灯录》作十三人。圭峰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作十人,又说十三人。各说不同，甚难统一。综合不同的说法，共约二十五人。弘忍临死之前也说到他弟字中能够弘法的人不多。他对玄蹄说；“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这十个人，据说就是神秀、智诜、刘主簿、惠藏、玄约、老安、法如、慧能、智德和义方。而在此十人中，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是神秀与慧能。此二人虽然是同一师承；但所传禅法则不尽相同。慧能在南方。其禅法宗《般若》为渐门，神秀在北方，其禅法宗《楞伽》为渐门，世称南能北秀或南顿北渐。后来南禅北移，其方法更为简便，使神秀在北方的神法逐渐失势，南禅进而形成一统的天下。无论是南禅还是北禅，都是出自弘忍门下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弘忍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六祖慧能
当六祖慧能去拜见五祖弘忍的时候，弘忍问他说：“你是哪里人？来我这儿求什么东西呢？”
六祖说：“我是岭南人，只求向你学习佛法。”
弘忍笑说：“你是岭南人，又是没有受过教化的蛮人，怎么能成佛呢？”
慧能说：“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却没有南北的差异，蛮人的身份与和尚的身份虽然不同，佛性究竟有何差别呢？”
弘忍暗中赏识，最后终于把衣钵传给这位岭南来的蛮子，自幼丧父的樵夫。
批评、讪笑、毁谤的石头，有时正是通向自信、潇洒、自由的台阶。
那些没有被嘲笑与批评的黑暗所包围过的人，就永远无法在心里点起一盏长明之灯。
——《鞋匠与总统》
禅宗六祖慧能（638—713）唐代僧人，佛教禅宗的“南宗”创立人。 一作惠能。俗姓卢，范阳（今河北涿州）人。慧能家境贫寒，其父原是小官吏,幼随父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三岁丧父，父亡随母移居南海，稍长，卖柴养母。因听人诵读《金刚经》有悟，决心出家学佛。慧能于公元662年到湖北黄梅参拜弘忍大师。慧能初见弘忍，弘忍便问他：“你是哪里人？来这里求取什么？”慧能回答：“弟子是岭南人，来到这里不求其它，只求作佛。”弘忍听后问道：“你是岭南人，哪里能作佛！”慧能回答：“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这一番不俗的言语让弘忍刮目相看。但为了不引起众人的注意，就安排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慧能乐于从命，终日舂米，干得甚欢。当时弘忍的徒众有700人。在慧能入寺八个月之后，弘忍命各人呈上一首偈语，这实际上是一场考试，他要选择继承人。时神秀呈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以为未见本性，未传衣法。慧能口诵一偈，题于壁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此，唤慧能到堂内为其讲《金刚经》，并传以顿教衣钵。
弘忍为他的安全着想，亲自送他到江州的渡口，吩咐他不到必要的时机，不要把自己是禅宗六祖的身份讲出来，免得有禅宗的僧人来争夺。为躲藏“烦恼未断者”加害，他在广东四会一带的猎人中藏匿了整整15年，直到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才公开露面。是年正月初八，慧能来到广州法胜寺（今光孝寺）。观光法会。据《瘗发塔记》载，正当印宗法师在该寺讲《涅槃经》之际，见寺中“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印宗闻之竦然折服，请他升座说法，奉其为师，即于正月十五日为他落发，二月初八受具足戒，并自此在该寺从事传教活动。因而有瘗发塔的遗迹。
翌年，前往韶州住持宝林寺（今南华寺），并在大梵寺设坛讲经说法,为其后开辟“南宗”奠定了基础。慧能在宝林寺30余年,悉心传道，弘法不辍。他以“见性成佛”为宗旨，提倡不立文字，弘扬“顿悟”，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笈，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与“北宗”相比较而迥然不同的独特风格。由于慧能的弘法,“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并取代了“北宗”在禅宗中的主导地位，而各地投奔在慧能门下治学的门徒数以千计。其后，他的弟子集录其讲经的要义，编纂成《坛经》一册。在佛教中，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言行记录能被称作 “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该书反映出慧能对传统佛教教义做重大改革的思路，是禅宗进一步“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从而对中国哲学与佛教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慧能说法，“以定慧为本”，又曰“先立无念为宗”。所谓无念，就是虽有见闻觉知，而常空寂之意。关于“顿悟”。他的解释是：自心从本已来空寂者，是顿悟。即心无所住是顿悟；今于顿中立其渐者，即如登几层之台，要借阶渐，终不向渐中而立渐义。又说：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共说，为邪见故。他还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定偈语，不但扼要地说明了禅宗源于般若，而且为禅宗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后来各派禅师们的建立门庭，影响极大。
慧能于延和元年（712年）返归新兴定居，开元二年（713年），慧能卒于新州国恩寺。韶、广二州门人，迎慧能遗体至曹溪南华寺供奉至今。 今南华寺内所供六祖像，相传为慧能的真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