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中，孔子极力称道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像颜回那样的弟子，他在孔子门下修学，整天“如愚”似的不违老师的言教，但“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他就像《老子》中所说的那种上士一样，默默地去实践孔子的言教，也正因为如此，他闻一知十，居孔门弟子中的仁义之首。惟其如此，当颜回早死的时候，孔子感到非常地伤心，他失声痛哭道：“噫！天丧予！天丧予！”而且，孔子还在回答季康子询问门下“弟子孰为好学”时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从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可以看出，颜回应当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最佳弟子，因而，他的死亡引起了孔子无尽的悲伤。
孔子及其门人颜回的人生境界给了后世士大夫以深远的历史影响，到了宋代，由于禅宗的迅速发展，给当时的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也就在此时，宋儒为了挽救儒门衰败的气象，他们大胆地从禅门中吸收合理的思想，以丰富传统儒学的思想体系。而在早期的理学大师周敦颐那里，他就是从探索孔子与颜回等先圣的人生境界入手的。周敦颐的弟子程颢在回忆老师生前的教诲时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这种“寻颜、孔乐处”，实质上就是对孔子、颜回的人生境界的一种寻根与探求。通过周敦颐等一代大师的首倡，再经后世几位鸿儒的辗转发挥，遂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无论孔子、颜回等圣人当时的人生境界也好，还是后世理学家们所寻绎的那种境界也好，无疑都只是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境界罢了。
孟子（约前372—前289）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把儒家的人生境界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史记·孟子列传》所载，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作《中庸》）的门人，在学有所成之后，孟子先后事齐宣王等诸侯，但没有得到重用。其间，孟子以其仁义之道去游说梁惠王，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最终也因政见不合而离开了梁国。孟子在历游了宋、滕、魏诸国而其主张却无法得到当时诸侯的采用之后，只得“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从《孟子》七篇的文字内容来看，处处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诸如“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同时也充分表现了孟子那种“舍身取义”的崇高情怀，尤其是他的那腔“浩然正气”，则更是感化了后世的士子。通览《孟子》，不但他对心性学说的阐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其民本思想更具进步的历史意义。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因此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当时有位名叫曹交的人对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提出了疑问，孟子则谆谆告诫他说：
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在这里，孟子认为尽管人的能力大小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但他们的善性是本具的，因而是否为善，取决于人们是否去行善。孟子的这一思想不但做为激励人们努力去实现“仁义”的动力，而且也对中国的禅学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刘宋时期的道生法师在研究涅槃学时，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从而倡导“佛性皆有”，主张人人可以成佛。生公的这一主张，也为后世禅宗在激发起学人自觉、自证的宗门教理上，起了奠基作用。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主张人们努力去实现自己的尧舜德行，从而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的境界，因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与此同时，对于实现人生中尧舜的这一善行，孟子主张不遗余力，他甚至还认为可以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这种为了实现人生的理想（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不啻是孟子思想的闪光之处，而且也成了后世士大夫中的一种高尚的情操。在孟子看来，只要“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一种精神一直在激励着后世的士大夫之贤哲，使他们敢于为了民族与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岳飞、文天祥就是这类民族英雄的优秀代表。在文天祥就义后留给世人的《衣带赞》中，有这样名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显然，这种思想完全是从孟子中吸收过来的，也完全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对后世的延伸。这样一种精神的出现，难道不需要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来支撑么！难道不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的显现么！这就是儒家的人生境界的积极意义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最可宝贵之处。可见，在中国古代的孔、孟等鸿儒那里，他们早就有着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以此做为他们人生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与孔、孟积极进取的精神相对的是那偏重于消极隐遯的道家思想。按照《史记》的说法，老子也许要比孔子出生的年代稍微早一点，因而孔子曾就礼制方面的问题去请教过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不像孔子那样积极地入世，而是主张通过“无为而治”的途径，去实现那种“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具有庞朴特色的理想社会。
因此，他反对人们的积极进取与有为的人生理念，从而提出了“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主张。他认为，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会导致自性的迷失，因而主张清心寡欲，使人性恢复到本来的纯朴面貌。惟其如此，老子无论是对于哲学本体的认识，还是在哲理的思辩性等方面，都要比孔、孟高出一筹。他不但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哲学）本体论，而且还主张人们通过清虚的冥想去体验这一本体境界。由此出发，老子在认识论上主相对论的观念，提出了“有无相生”与祸福相因的观点，并由他的“道”本体的观念进而确立了其真、善、美的理念，给人们展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境界。
庄子（约前369—前286）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道家学说经过他的继承与发扬，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思想体系。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且具有无限时空（道未始有封）的本体，从而要求人们消除那种差别的心理，达到“万物齐一”的认识。因而，在庄子的眼里，“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种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的人生境界，在《庄子》那生动活泼的寓言或譬喻中、那汪洋恣肆的文笔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超越时空、无所不涵盖的道本体，与消融是非差别的“齐物我”的思想，对中国的佛教般若学的讨论提供了入门的方便，也对后世的禅宗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只要我们稍微翻翻《高僧传》，就会发现魏晋以来的高僧，诸如竺法深、慧观、支遁、慧远、僧肇、慧观、道渊等大师，皆与老、庄思想的熏习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我们很有必要说明，尽管《老子》一书被道教奉为经典，《南华经》（《庄子》）也为道教所崇奉，但老、庄的思想与后世发展起来的道教思想之间，应该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的。道教的宗旨，始终是针对人生的有限与宇宙的无穷这对现实矛盾展开的，无论是养生与长生思想也罢，还是服气与丹鼎的修炼也罢，抑或是对天堂乃至各种洞天福地境界的追求也罢，终归是要处理好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穷的宇宙之间的冲突。
诚然，道教在思想上吸收了老、庄“道法自然”的意旨，力求控制人们的情欲，试图合乎“道”的规律，这也不能说与老、庄没有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道教在后世逐渐建立起来的戒律与其它仪规中，也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佛教中的某些成规。但道教所致力追求的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永恒存在，因而在养生之道方面颇为见长，而在哲学意义方面，则似乎远不及老庄思想、尤其是禅学思想的那般谨严与具有思辩特性。
在道教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便有一种与孔、孟思想背道而驰的隐遯思想存在，这在《论语》与《孟子》中均有记载。事实上，一旦处在乱世之中，人们无不期盼全身远祸，这种隐遯思想自然也就在社会思潮中占有相当比重了。早在孔子之前，出世与入世两种思想的冲突便已经露出了端倪，诸如帝尧时期的许由，便是其例。在《论语·微子》中所载的孔子与隐者之间的会谈，似乎可以视为入世思想与出世思想冲突的早期记载。当时有个名叫接舆的楚狂在孔子面前唱着这样一首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听到后便下车，想与他交谈，但接舆却“趋而辟之”，他根本就不打算与孔子来沟通他们之间不同的人生理念。
还有一次，孔子在路途遇上了长沮与桀溺两人耦而耕，便打发子路去向他们问路，于是，子路与这两个隐者之间展开了思想交流：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在这里，孔子与隐者之间就各自的人生理想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孔子的“辟人”（逃避坏人，指孔子的入世观）人生观与长沮、桀溺的“辟世”（逃避人世，指出世观）人生观之间，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面对当时天下混乱的政治局面，隐者们选择了辟世的道路，他们遁世无闷，过着自得自乐的生活，以实现个体生命的快适。但孔子则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认为人生不可脱离社会，像鸟兽那样去栖隐山林，且正因为天下无道，则更需要像他那样的人出来奔走匡救。尽管孔子的一生是如此地不得志，但他在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奔走天下，游说诸侯，直至他的生命终止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