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化门街西口与米粮库胡同东口中间只隔一条马路，两个胡同口斜对着，如患忧患难的兄弟，朝夕相处，几百年未变。
黄化门街在明清时期一直是太监们的聚居地，如旧时的司礼监、尚衣监、织染局等都围绕在黄化门街周围，所以这一带在明清时也自然而然地成了皇宫内院的“服务所”。
据朱彝尊《曝书亭集》记载：“康熙癸亥（1683年），予入值南书房，赐居黄瓦门之东。”黄瓦门即今地安门内黄化门街，当时仍在禁垣以内。朱彝尊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入值南书房时，在黄瓦门之东皇帝赐予的房子居住，写有《赐居禁垣诗》。如此说来，清代大文学家朱彝尊便是今黄化门街的早期居民。然而，一年后朱彝尊便遭弹劾，迁居到宣武门外海波寺街（今海柏胡同16号）居住。
1965年整顿地名时，“黄化门街”成为定名；“文革”中又一度改称“红化门”；后复称“黄化门街”。如今的“黄瓦门”街口为近年修复的黄瓦红墙，包括米粮库胡同东口、油漆作胡同东口、慈慧胡同西口的跨墙门楼，均为2006年复建的。
1.“帝师”清华学堂“行走”
王国维，字静安，一生淡泊名利，勤勉不怠，唯读书做学问为性命。在哲学、文学、文字学、史学诸领域，开山立派，卓尔不凡，是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
1923年6月，王国维出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之后，就搬入黄化门街内的织染局胡同10号。直至1925年4月，王国维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之聘任教，方迁居清华园西院17号、18号。王国维在织染局胡同10号住了近两年时间。
溥仪被赶出宫后，作为“帝师”的王国维便失业在家。此前，胡适通过得意门生顾颉刚牵线搭桥，顶着秋风如约去拜访王国维。胡适读过王国维众多诗文，对其心仪已久；王国维对胡适的大名也是早有耳闻。于是，两代学者就各自的学术难点进行探讨。
1924年春天，清华学校要改办大学，并将设立研究院，校长曹云祥写信给胡适，聘他担任研究院院长一职。胡适不可能离开北大，他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个人，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即：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这四位国学大师的名字，令曹云祥眼前一亮。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唯有当时没有工作、连生计都成问题的王国维却坚辞不就。
一开始，胡适并不认为王国维是真的拒绝，以为他就是做做样子，耍耍大牌，中国知识分子多是这样的“臭毛病”。而曹云祥甚至已经在清华大学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王国维的课程，但王国维自始至终不点头，这可难坏了举荐人胡适。为了不使这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埋没，胡适打电话找到王国维曾经的主子溥仪，以及同为帝师的庄士敦，请他们来给王国维下“圣旨”。结果同样全无作用，王国维连曹云祥设的饭局也一口谢绝，全然不顾溥仪的面子。
为了王国维的生计，更是为了国学的传承和国家育人，胡适对此始终没有放弃。某天晚上，胡适将王国维哄上汽车，带着他从地安门驶向城外的清华园。在实地感受和考察了清华大学校园后，又来到专为王国维安排的办公室，还将他未来的同事大名——章太炎、陈寅恪、梁启超等一一报上。胡适等人的真诚和热情打动了王国维，最终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答应就任研究院导师。
即便如此，当吴宓走进王国维家客厅呈送聘书时，先恭恭敬敬地站在王国维面前鞠了三个大躬，大礼之后才说明来意。吴宓在其日记中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在厅堂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但王国维“以院长须总理中大小事宜”，拒绝任院长职务，而专任教授职。
在清华大学，王国维月薪四百大洋，在全国教授中都是名列前茅的高薪。但在当时，他的名声远不及同为留学日本的梁启超，更何况他还留有那条象征“复古”的发辫。在清华园中，有个流传很广、意味深长的细节，有次王国维的太太为他梳辫子，问他：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正是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
一代大师王国维在其人生最辉煌之时，投湖自尽。其死因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至今未有定论。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告别清华园，坐人力车来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七十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而对于王国维之死，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老真是可爱可敬，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
王国维之子王登明撰文说：“1929年研究院师生立纪念碑于校园（大礼堂西南隅），由梁思成先生设计，陈寅恪先生撰碑文，林志钧先生书丹，马衡先生篆额。”碑文内容是：“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李莲英故居
黄化门街东口的墙壁上，有一块1993年制作的铜牌，上面写道：“胡同内19号四合院为清末慈禧总管太监李莲英的住宅。”但经实地查看，如今的黄化门街上，并没有19号的门牌，更没有什么四合院。原来黄化门街19号的门牌是1993年时的老牌子，当年的19号即今天的43号。
43号院位于黄化门街西端北侧，靠近地安门内大街。如今的院门看上去虽相当“低调”，却颇为精致。门首、门墩、门楣砖雕甚为完整；门洞内梁、栋、雕栏上的漆画犹在，只是颜色暗淡了许多。进得门去，是一通影壁，青砖磨缝，相当考究。因为年代久远，显得有些破败。步入院中，十余间南房、北房和厢房组成了前院。院子挺大，几棵粗粗的大树挺立于房前。北屋中间处是高高的石台阶，上去是过堂屋。高台阶西侧有一方做工精细的上马石，不知何时被推倒了，静静地躺在院子的角落，使人依稀可见院中昔日的荣华。
走过穿堂屋来到二院，迎面是一座菊花垂花门，门架倾斜、油漆斑驳，有些损坏，它本应通向第三个院落，但已被砌死。住在院内东西厢房的人说，后面院子的门开在南月牙胡同甲6号，原来两个院子是相通的，出于安全原因才将其封死。
据说从黄化门街43号院正门起，到南月牙胡同甲6号后门止，约有百米，真可谓深宅大院。值得玩味的是，它的后门还属于胡同后面的胡同。像一弯弦月的南月牙胡同深藏于慈慧胡同的里面，窄得连一辆小轿车都无法穿入。
有文字记载，李莲英出宫以后时居黄化门街。这宅子并不是李莲英买来的，而是他陪慈禧太后由西安避难返京时哭穷向“老佛爷”讨来的。据说，当时“老佛爷”回到紫禁城后说：“可回到家了！”李莲英借机下跪磕头，做出一副可怜相，说：“老佛爷回家了，奴才可连个家也没有！”慈禧太后看李莲英那副可怜相，就随口把黄化门街的一百多间房子赏给了他。
李莲英在京城很多地方都有私宅，除了海淀镇的彩和坊，还有帽儿胡同、棉花胡同，以及原崇文区的东兴隆街等处。从情理上分析，黄化门街19号距离皇宫最近，便于上下班。
3.张申府的“革命”足迹
在黄化门街5号，还曾住过一位重要的人物——张申府。
张申府（1893—1986年），名崧年，号申甫，河北沧县人。其父张濂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在民国时期当过众议院议员，自谓“留心翰墨近四十年”。张申府自幼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参与创办《每周评论》，任《新青年》杂志编委；1920年，参与筹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2月去法国，任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1921年，在巴黎建立共产党小组，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
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也是张国焘、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并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申府在大革命时期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因政见不同而退党。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现在看到的很多周恩来在法国的合影照片中，多有张申府和刘清扬的身影。正是在法国期间，先是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入党，又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之后，张申府与刘清扬保持了二十八年的同居关系，并育有一女。
1946年，张申府重回北平后，便住在黄化门街5号。张申府之女张燕妮回忆说：“这是一座很大的宅院，分东西两院，我们家住东院，学生联合会在西院。东院有三进院落，雕梁画栋，轩敞雅静。院内花木扶疏，颇为宜人。”“新中国成立初，西院的学联想要东院这所房子。为此，市政府请示政务院（现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这样父亲就继续在此住了下来。”1958年，这里要建一所中学，张申府只好搬到了西城区王府仓胡同16号。
1923年底，张申府从欧洲回国，与李大钊久别重逢，十分高兴，他表示希望回到北大继续教书，李大钊写信向胡适推荐，但未获准。张申府猜测，也许是胡适认为他们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那时，张申府的思想与胡适确实太不一致了，他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信仰罗素哲学，他在法国巴黎的油印刊物《少年》上写文章，经常用“R”这个笔名，因为英文中“俄国”（Russia）和“红”（Red），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第一个字母都是“R”，他解释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
1924年，张申府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大学教授，并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任职；1925年在中共“四大”期间，张申府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意见争执，他不顾周恩来的劝阻而负气退党。继而，在1927年蒋介石实施“清共”政策后，刘清扬也选择了脱党。之后，张申府任暨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36年，参与发起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武汉、重庆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民主活动；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半月刊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给张申府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同年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开除了曾是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
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顾问，也是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著有《所思》《我相信中国》《罗素哲学译述集》《张申府学术论文集》等著作。
1957年，张申府被打为右派。“文革”中张申府更是被挂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和“里通外国”的罪名遭批斗。张燕妮回忆说，他们家住在王府仓胡同，1966年也就是她九岁那年，8月的一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乘凉的人们刚刚散去，一辆卡车疾驰而来，“嘎”的一声停在身边。“这就是张申府家！”一车人跳了下来，然后冲进屋中。这些臂戴“红卫兵”袖章的人大声地嚷着，脸上泛着亢奋的红光，把家里好一阵翻腾。“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远离政治好多年了，但也没有逃脱厄运，常被拉去陪斗……”说到这里，张燕妮眼睛湿了，“那时，家里更冷清了，除了几个‘好友’偶尔悄悄来往，其他人都不怎么敢来了。”晚年的张申府足不出户，每天读书看报纸。张燕妮回忆说：“他很幸运，能在86岁高龄时亲眼看到自己被平反，并在此后担任了两届政协委员。”
1986年7月，张申府逝世，《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称他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学者雷颐在《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张申府》一文中写道：“在大故迭起、思潮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中，张申府是位不应忽视却被忽视的人物，姑不论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仅其在唯科学主义、社会主义及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便值得作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张申府晚年曾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坦言自己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就是1925年他退出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另外一件事情则是1948年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而被民盟开除。
4.青年毛泽东住过的地方
在黄化门街中部向南，有一个三眼井胡同，后因井阻碍交通被毁掉。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二眼井并入，改称景山东胡同，1981年复称三眼井胡同。
今三眼井胡同61号院，是毛泽东早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民国七年（1918年）9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这里，直到次年3月12日去上海。与毛泽东同住的还有蔡和森、萧子升、陈绍林、罗章龙等。屋小人多，条件艰苦，夜里睡觉，“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载了毛泽东对当时生活的回忆：“我住在一个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罗章龙曾回忆他们寓此期间，为节省开支，自己做饭吃，因是南方人不会做面食，闹出不少笑话。房东是一个腼腆的中年妇女，曾教他们做面食。当时没有自来水，吃水靠水车送水。一位送水的工人也帮他们做饭，不要工钱，只是和他们一起吃饭，相处关系甚好。后来，毛泽东迁居吉安所左巷8号。
毛泽东到北京后，通过杨昌济，经当时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第二阅览室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还对斯诺回忆起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往事。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奇的书刊，结识北大名流和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毛泽东和陈独秀、胡适之、张国焘等，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