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尽管销得解气，但它却使中英关系从此走向恶化。
在19世纪早期，鸦片还不是世界公认的毒品。当时认为有四种东西会使人乱性，依次是酒、茶、鸦片、香烟，鸦片只能排在第三，仅仅盖过一个香烟。
你要说有毒，英国人会说茶才有毒。他们还做过试验，找来两头猪，一头喝茶，一头不喝茶，结果一个劲地喝茶的那位八戒兄后来就呜呼了（谁也没想过它是不是水喝得太多胀死的），茶叶因此曾被像海洛因一样，在英国上层社会遭到严禁。直到后来茶叶普及，你喝我喝大家喝，也没见有什么事，这才开禁。
在当时英国人的眼中，鸦片并非毒品，只能算是普通商品。要说他们理亏，实际亏在鸦片属于走私贸易，而走私即使在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家”也不合法，所以英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此也是羞羞答答，曾经对商人们强调：你们要贩鸦片是你们的事，赚了钱自然归你们，要是被中国海关没收了，对不起，也别来哭着找我们！
可是虎门销烟之后就不一样了，原因是英国政府对被销毁的鸦片已经负有了保管的责任。
无知者无畏
义律上缴鸦片纯属无奈，他没料到林则徐会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将两万多箱鸦片毁个精光。事后他也只能在洋商面前装聋作哑，但洋商们可不干，他们抱定政府这条大腿不放，非得把损失捞回来不行。
西方国家好坏都在“民主”两个字上，政府得听从舆论。于是这些洋商就托人回国游说，活动经费采取搞摊派的法子，每缴一箱鸦片就摊派一元，两万箱鸦片，一共集资了两万元经费。
所委托的人当然都是有力道有背景的，他回国一讲，果然就把当地舆论给炒了起来。中英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原本就互不了解，最易生出敌意，只要有煽动力的话题一出现，自然不怕没有随之鼓噪的人。
鸦片商们的在华遭遇被无限扩大，包括他们如何在商馆里“无故”失去自由，失去饮食，“野蛮”的中国人还常常威胁要结束他们的生命。偶尔也有人提到走私这桩事，但立刻就会遭到反驳：“走私，那也是没办法！我们是想跟他们正常贸易的，可他们又不允许，合着你能贩我茶叶，我就不能卖你鸦片？”
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进行考证，说中国人禁烟是假，其实是那些贪官污吏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把英国的鸦片商全部赶走，然后好自己种鸦片做独门生意，用心何其毒也！
英国政府这下再也脱不了干系了，由此伦敦的空气对中国十分不利。
其实林则徐并没有那么蛮不讲理。在收缴并销毁鸦片的同时，据说他还以一箱茶叶换一箱鸦片的方式，给了英国人补偿。问题是中国的陋规实在防不胜防，经办的官吏以次充好，在茶叶里面掺了很多砂石。
彼时的茶叶贸易已不比从前，英国也在印度大量种植茶叶，英国人喝的茶大部分是印度茶，中国茶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印度茶叶的价格也很低，中国茶质量再不行的话，根本就卖不出去，所以英商最后只好自己花钱将茶叶重新寄回中国。他们不仅没能捞回本，还又搭进去不菲的运费，不用说，火更大，嚷嚷得也更凶了。
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发布命令，规定今后洋商如再向中国销售鸦片，主从犯将被分别处以斩首和绞刑，同时要求各国进口商船必须写下保证书，向中方保证“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
葡萄牙和美国都愿意写保证书，唯独英国不干，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与此同时，由于洋商对广州产生了畏惧心理，其商船经常停泊的地方也换成了香港九龙的尖沙咀一带。
1839年6月20日，水手们到岸上的尖沙咀村去游玩。就像遭查禁的鸦片贩子里，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一样，这帮水手里面，同样是英美混杂。美国水手喝了酒，跟村民吵起架来，美国水手人少，看看打架也不一定能占便宜，就溜掉了。
溜也没溜远，他们钻进了村里供奉神像的小庙。这帮家伙打不过村民，就拿神撒气，把庙里的一座神龛给捣毁了。这不算，临走时还顺手牵羊，偷走了神像头上的装饰金叶。
村民们发现后非常生气，拔脚就追。没追上美国水手，却碰到了一大群英国水手，而且这些水手也喝得差不多了。
谁也搞不清楚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蓝眼睛高鼻梁的洋鬼子，又全是一个个酒气熏天，村民便将英国水手错认成美国水手，双方发生了一场拳脚加棍棒兼石块的大冲突。在冲突中，有个叫林维喜的村民被打倒在地，最后不治身亡，这就是“林维喜案”。
骑虎难下
听说出了命案，义律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他对水手们打赢群架可一点儿都不觉得高兴：销烟案还没处理，又出这种事，真够闹心！
义律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钱来堵住嘴，他拿出一笔钱，除了赔偿村民和打点底层官吏外，还企图和死者家属“私了”。中国人的命本来就不值钱，村民们也并不难打发，林维喜的儿子写了张字据，证明他父亲纯属死于意外，与洋人无关。
拿到字据后，义律如获至宝，他为此一本正经地贴出悬赏，宣称谁能提供证据指证凶手，将重重有赏。
事情似乎办得天衣无缝，但林则徐那么精细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被轻易骗过。他下令当地知县重新查办，一查下来，原来是英国水手干的，于是当下便向义律提出交涉：交人，至少交一个。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义律同意继续给死者赔钱，但他拒绝将凶手交出，理由就是英国人要由英国人自己来审判，这叫领事裁判权。
义律以为，林则徐什么都不懂，抛些新名词出来，跟玩似的，不料对方竟回以“国际公法”。
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诚非浪得虚名。到广州后，由于经常要跟洋人打交道，他也意识到不能老是鸡同鸭讲，必须了解一些国外的法律知识。“林维喜案”一发生，他就让身边担任翻译的幕僚，再加上一位美国传教士，用合译的办法将《万国公法》的相关部分翻译了出来。
搞清楚了，英国在中国并不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的法律只在自己的国家才生效，别说区区一英国水手，就是英国女王来了，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义律很是狼狈，但又不甘心，他知道按照大清律法，以一命抵一命，交出去的水手难逃一死，于是决定单方面行动。
1839年8月12日，义律在英船上开庭，对五个打人的凶手分别处以罚金和监禁，并送回英国监狱服刑，之后他才通知中国官方。林则徐闻讯大怒，三天后，他下令中止中英贸易，同时派兵进入澳门，将在澳的英国人全部驱逐出境。
英国人想赖着不走，林则徐就仿照围困商馆之例，停水停食，撤走所有中国用人和买办。这个办法最为有效，英国人乖乖地撤出澳门，全挤船上去了。
船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义律也没了退路，何况他手里还拿着一张可以证明其“无辜”的字据呢。1839年9月5日，英方派人与林则徐进行谈判，可是双方的要价实在相差太大，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儿去。
谈判未果，中英在九龙打了起来，史书称之为“九龙之战”。作为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场战役小到不能再小，但却是两国海上军事力量的首次碰撞和测试。
英国海军船坚炮利，早在17世纪中期就已跃升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曾经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法国无一不是其手下败将。相比之下，广东水师都不能称为海军，所有舰船几乎就是武装了的民船，不仅吨位小，而且船上也没什么炮。观察家称之为“16世纪与19世纪的冲突”，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竟有三个世纪那么远！
在这样的对垒中，广东水师即使以多打少，也占不到任何上风。仗虽然打得异常难看，但是林则徐接到的战报却是一片飘红，这也导致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给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描述。
道光看到报告，自然是兴奋得不能自已。他头脑中浮现的，分明就是在南疆擒住张格尔或成功击退浩罕时的情景，亢奋啊！
说八百回了，让这些“英夷”小心点，不听，脑袋瓜跟豆子似的，非要往我枪口上撞，这回尝到苦头了吧！
道光给林则徐的批示是：“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既然打都打了，就不要跟他们客气，我不担心你们冲动，就怕你们胆小。
皇帝把话说到这份儿上，林则徐就算是想“客气”一些也不行了。中英双方至此枪来炮往，冲突不断。1839年11月3日，又发生了“穿鼻之战”。
穿鼻之战和九龙之战并没什么两样，损失的都是广东水师的人船，然而最后放到林则徐和道光案上的仍是捷报。
林则徐是以讲求实学、倡办实政闻名的大吏，做事又十分细致，虚假战报或许可以骗他一次，但绝对骗不了第二次，对前线真实战况不可能一点数没有，只是事情既然开了那么好一个头，不是说改变口吻就能马上改变的，这就叫骑虎难下。
经过权衡，林则徐决定采取分化战术，一方面宣布停止中英贸易，另一方面对答应“改悔”并写下保证书的英商区别对待，准许他们在广州经商，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可是皇帝批评了他，主要还是批评他“畏葸”：“什么区别对待？不用他们交保证书，全部赶走！”
到这个时候，道光已经完全不把英国放在眼里了，对方真的是“边夷”，瞧这软蛋样儿，分明与张格尔和浩罕还差着一大截子哩。他给出的方案是一刀斩断：“我知道会因此损失一点海关税收，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倒是英夷（英国人）惨了，他们卖不成鸦片，买不进茶叶，岂不是死路一条？”
接到谕旨，林则徐只好改“畏葸”为“孟浪”。1840年1月5日，他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
这下子，真把英国人给惹急了。
知道了
英国的民主程序很烦琐，可是反应并不慢。早在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就做出决定，为恢复贸易，将派遣完整的海军舰队前去中国海域，“林维喜案”由此成为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这尚是威慑性的，等到中方封港，内阁议案便被提交国会进行激烈辩论。1840年4月，国会进行正式投票，虽然很多议员都不主张用兵，甚至有人认为销售鸦片乃不义之举，但在维多利亚女王及外相的影响下，最终还是以271票对262票，仅多出9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军事行动案。
英国政府并不把这次出兵称为战争，他们认为仅仅是在用武力进行交涉，交涉的目的是“对中国此前之侵害，要求赔偿，英人在华之安全，要求保证”。不过从后来战争的结果来看，英方的意图远不止于此，多数史家都认为英国其实是在报复，即对中国拒绝向世界打开贸易大门进行报复，正如当时一些殖民主义者所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6月28日，英军总司令懿律下令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了。
直到穿鼻之战，与广东水师作战的都只是少数英国军舰，林则徐就此认为，这“一小撮”军舰远道而来，兵饷补养都要依赖于商船，我现在封了港，断了贸易，只需再守上几天，到时你必然攻又攻不动，吃又吃不饱，除了打道回府，再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让林则徐料想不到的是，他即将面对的不是义律的“一小撮”，而是懿律的一大批，整整四十多艘军舰呢，对方也并不需要商船提供补给，随船而来的粮草已经足够。
就在广东局势陷入无比紧张之时，又一个意外出现了：懿律没有进攻广州，他除了留下几艘船继续封锁外，主力均随其北上，前往浙江定海。
当时及后来的很多评论，都想当然地做出判断，认为是林则徐防住了懿律，让他无机可乘，又不能干坐着，就去钻别的缝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早在出兵之前，英国内阁给懿律下达的指令就是占领定海，因为觉得定海处于广州与北京的中段，不仅能直接给予中国皇帝以震撼，还能作为继续北上的根据地。
尽管林则徐之前曾通知包括江浙在内的沿海各省，要他们防备英军进攻，但江浙官员承平日久，没人相信火会烧到自家门口。当英国舰队抵达定海时，当地政府还以为来者是被风吹迷了路的商船，其战备状况可想而知。
7月6日，懿律对定海发起进攻。战斗毫无悬念，几个小时之内，定海即告失陷。
道光获知这一消息后既吃惊又纳闷，他不明白那么软蛋的英国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坚挺，左思右想，得出结论还是浙江官员太熊包了。这些人平时养尊处优，像个木偶人一样，也不做好准备，临到打仗就张皇失措，当然只有挨人揍的份儿：革职，全部革职！
暂时的受挫，并没有能动摇道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这帮小丑，不过凭借着他们船快，小小得逞了一下，等我的军队开过去，他们还不是该咋的就咋的？
与道光不同，远在广州的林则徐则表现得忧心忡忡。英军攻的是浙江，起源却是广东，说明他事情没有办好，革职的人里面虽然暂时没有他，但并不代表他就没有责任。
在林则徐送往京师的奏折中，他向道光“自请治罪”，并要求把他派往浙江前线，以便戴罪立功。道光的回复只有三个字：“知道了。”
君臣间极其微妙的情感变化，尽在“知道了”三个字中。过去道光曾把林则徐列为最宠信的大臣，他百分之一百地相信这位能吏可以把广东那边的事办好，就在定海沦陷之前，他还下旨要将林则徐调为两江总督，以接替病逝的陶澍。
直到浙江送来报告，道光才知道，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林某还是那个天下第一能吏吗？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一旦在信任上出现问题，态度就完全两样了。林则徐在奏折中曾发出警告，指出英军极有可能再北上天津，提醒皇帝做好防范，但道光却不以为然地笑了：“定海被偷袭一把也就算了，天津是什么所在，那是国都卫城，还能让夷船占到便宜？”
洋窦娥
道光的轻蔑尚未从嘴角消失，对方就来了。1840年8月6日，英国舰队到达大沽口外。
你可以瞧不起“夷船”，但人家的船快却是个硬道理。现在别说收复定海，连防守天津都成了问题，根据直隶总督琦善的报告，天津方面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好防守准备。
琦善并没说假话，因为他也是个有名的能吏。
如果要给周星驰版《武状元苏乞儿》中的“苏乞儿”找个原型的话，琦善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属于含着金钥匙出世的清朝贵族子弟，一生下来连根手指头都不用动，就已经是一等侯爵了。
别人拼着命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我们的爵爷不用那么累，托老祖宗的洪福，他天生就拥有朝廷赏赐的荫生资格。这个荫生乍一看字面，还以为是“萌生”，而做“萌生”根本不用读书，只要假模假式地考一次试，过一过场，就能做官了，果真是好萌！
琦善得到的官职是刑部员外郎，这一年他才十六岁，在大人的世界里，还是个娃娃。年纪小，又没怎么读过书，毫无疑问是纨绔子弟和不学无术者的代名词。同一个部门里面，好多汉人官员从寒窗苦读开始，胡子熬到了白，都还没能爬到这个位置，你要想让别人心理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老资格的前辈有时就不免借用工作之机，对其暗中奚落几句：“这乳臭未干的小娃娃，除了身上那件大人给披的马甲，什么本事都没有，估计官也做不长。”
你还别说，爵爷的自尊心很强，听到议论后气得不行：要面子要脸，非得做出点名堂让你们瞧瞧不可。
琦善花了三百两银子，用重金从部里请来一个退休老吏，拜其为师，专门学习做官的技巧和本事。两年期满，“尽其技”，把能学到的都学到了。
出师后的琦善果然不同凡响，从员外郎升巡抚，又从巡抚升总督，尤其是直隶总督一职，在清代督抚中最为显赫，乃疆臣之首，连两江总督都要排在它后面，至此前辈们的预言彻底破产。
尽管这样，琦善经常告诉别人的身份，仍是“本大臣爵阁部堂”——请叫我爵爷！
爵爷之所以能飞黄腾达，一方面是由于他善于“阴探上旨”，像韦小宝那样，知道怎么对上司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也与其敢于任事有很大关联。
与陶澍、林则徐之类的知识型能吏不同，爵爷走的是古灵精怪路线，所谓诡道怪行，脑子里随时可以哗啦哗啦，冒出各种各样新奇的点子，而且常常能歪打正着，把事情给办妥。别的不说，当初漕粮海运的成功，实际就少不了琦善的一份功劳，他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海运的谋划和运作，连陶澍本人也请教过这位“点子大王”。
史书上因此称琦善“明干有为，政声卓然”，是一个精明强干且有不错政绩的官员，乃至于“宣宗至赏之”，道光皇帝特别赏识他。
在道光时代，尽管“模棱官员”到处都是，但道光看人的眼光并不差，除曹振镛这些需要摆在桌面上给人看的元老外，他真正欣赏和重用的人极少是平庸之辈。
道光知道琦善在天津防务这些大事上不会，也不敢胡说八道，所以心里立刻虚了起来。他不是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皇帝，当然清楚在敌方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防务空虚意味着什么。
事到如今，不改变态度都不行了。道光告诉琦善，只要“夷船”不先开枪开炮，我们也不要急着动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双方接触一下再说。这可以算是道光的缓兵之计。因为在此之前，别说皇帝，就连浙江巡抚对英国人都爱搭不理。
琦善奉旨前往大沽口，表面是去拿懿律递交的公文，暗地里也有刺探“英夷”舰队虚实的目的。不看还好，看了心怦怦直跳，英国那“夷船”一看就知道是高吨位的大家伙，其船舱分三层，每层都有百余炮位，军舰首尾还各有一门重炮。在速度上，“夷船”更是了得，按照琦善的形容，它们不管顺水逆水，都能飞奔来去。
琦善的报告就像在给道光放一部文字版的资料片，一直困扰他的一些疑惑顿解：原来英国人的船速和机动能力根本就不是他所能估测的，即便他可以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做到几乎一步不乱；原来英国人“船坚炮利”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难怪守备本来就差劲的定海会在几小时之内就让人给解决掉；早先林则徐曾从广州发来捷报，言称海上作战“七战七捷”，如今可算知道其中有多少猫腻了，还“七捷”，要做到“一捷”都不可能。
天津之战显见得是打不了。再看琦善拿来的英方公文，这实际上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发来的一份通牒，但你要真这么说，皇上面子往哪里搁？所以爵爷的解释是，它是“英夷”的申冤书，洋人像窦娥那样受了冤屈，连三伏天都下起了大雪，所以才不远万里上访，让您这个“大皇帝”来给他们洗冤昭雪。
洋人提出的条件也并不高，就两样，一是要“雪冤”，也就是处理查禁和没收他们鸦片的林则徐，二是要“乞恩”，请求您能够恢复广州贸易，给他们这些可怜的洋人一点活路。
话得分怎么说，这么一说，道光心里就顺溜多了。
能要人命的符咒
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效果，道光本来就已相当不满。说的也是，让你查查鸦片，怎么最后弄到大动干戈，让人杀到皇城门口来了？当然最惨的还是，由于来不及准备，一时间似乎还打不过他。这不光是谁赢谁输的问题，还关系到“天朝上国”的体面。
就在道光辗转反侧，考虑要不要扮演清正廉明的大老爷，给“洋窦娥”们一个公道，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的时候，不识相的林则徐偏偏发来密折，上面讨论的仍然是如何跟英国人干到底的事。
道光再也忍不住了，冷淡和不睬也终于变成了无法遏制的冲冠一怒：我这连耍猴都快用上了，就怕再打起来，你在那还要说空话，瞎呛呛，嫌我还不够闹心是不是？
林则徐是个宁折不弯的人，决不会因为外来压力而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接到道光怒气冲冲的批复，他立即意识到，皇帝在和战策略上正动摇不定，所以紧接着又发来第二道奏折。
“英国人船坚炮利不过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只要我们拿出银子来打造船炮，制服他们绰绰有余。如果不早点动手，只怕祸患将无穷无尽。”在这道奏折中，林则徐再次重申，禁烟是没有错的，“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就算尧舜那样的圣人穿越到我们大清国，也会力主严禁。
可是这份“主剿”的奏折在道光那里激起的，只是更多更大的愤怒：“我要不要动手，早点还是晚点动手，还用你来教吗？你说英夷在吓唬我，我看，是你学英夷来吓唬我才对吧！”
道光提起笔，唰唰地给了个上联“无理”，下联“可恶”，最后是横批“一片胡言”。至此，林则徐在道光心目中的位置一落千丈，曾经“才略冠时”的光环也黯然失色。
1840年9月28日，道光下旨将林则徐予以革职，罪状为“受人欺蒙，措置失当”。虽然是朝廷内部的处罚，其实也是做给洋人看的，告诉他们，皇上替你们“雪冤”了。
换下林则徐，道光要起用一个更好的能吏，此人就是琦善。
见皇帝如此看重自己，爵爷也来了精神，胸脯一拍，看我的，凭咱这张嘴，就够洋人们喝一壶的了。他首先派人给懿律送去好吃好喝的，什么牛啊羊啊，鸡啊鸭啊，为的就是套近乎。近乎套够了，才跟对方商量：“眼看北方天凉了，要不我们到广州去谈吧？”
英国人没觉得这个提议有什么不合理，当即就同意了，于是海军舰队原路撤回广州。
能够靠嘴上功夫就把巨无霸式的强敌给哄回去，道光认为琦善太有才了，已经堪比诸葛亮那样的神人：“你的片言片纸简直可胜十万之师！”
11月29日，琦善作为新任钦差大臣到达广州，取代了林则徐。
曾几何时，琦善是和林则徐站一排的，都是坚决的禁烟派。在道光宣布第三次禁烟后，他所查获的鸦片数量居于全国第二，成绩超过了林则徐。不过这里必须说明一点的是，琦善禁烟禁得狠，并不表示他跟鸦片有多过不去，这纯粹属于官场技能，就是特能猜皇帝的心思，而且猜得既准又快。
在各方大吏都还大多摸不清风向的时候，琦善便知道道光要对鸦片动真格的，所以大事小情无不使着劲上。等到道光把态度摆明，封疆大吏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禁烟派，递上来的奏折清一色要痛打落水狗，可这时候已经晚了，因为人爵爷早就凭着禁烟的政绩排第二了。
现在重新站队，林则徐因“主剿”，下课，琦善改了“主抚”，上岗，不能不说，随风而变有时也是官场生存的一大法则。
12月4日，琦善正式接任两广总督一职，中英谈判也在同一天启动，由于懿律已患病回国，英方谈判代表换成了义律。
总督大人跟帝国所有督抚一样，不通洋文，英国人递上来的文件怎么看都像是一堆道士画的符咒。不过等到有人把它们翻译出来时，琦善蒙了：那真是能要人命的符咒啊！
出京时，道光和琦善所定的谈判底线是“雪冤”和“乞恩”，具体一点说，就是惩办林则徐和恢复通商。孰料义律对惩不惩办林则徐毫无兴趣，他要做的是生意：除了通商，还有割地赔款。
这可把琦善给难坏了，他做不了主，只能含含糊糊地向上汇报。谈判随后中止，义律见状马上拿出撒手锏，下令英军向广州发动进攻。
只有先谈一谈了
经过前面几次的较量，即便林则徐可以将错就错，不揭开真相，呈送假战报的广东水师也已有了自知之明，那就是自己的舰船没一艘合用。别看它们平时搞搞海岸巡逻，追追走私船，打打海盗还能凑合，要在海上跟人家正规海军作战，就等同于白给。
在此前提下，连林则徐也不得不承认，与英军“交锋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不过他转而想到，既然海上打不过这些洋鬼子，为什么不“诱擒于陆地”，把他们诱到陆地上来斗呢？
在被革职之前，林则徐采取的是一种“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古老战术，他特意对虎门炮台进行了检查和加固，力图以陆上炮台的优势来克服海上力量不足的弱势。按照林则徐的预计，英军只要敢登陆，有一个削一个，准保让他们鸡飞蛋打，连根毛都捞不着。
虎门是广州之门户，1841年1月，英军向虎门的第一道防线沙角炮台发起了进攻。
中国炮台所使用火炮，大多是明朝时的火绳炮，好一点的是经火绳炮改良的所谓“红夷大炮”，二者都是两三个世纪前的老东西了。这些火炮看上去体量不小，其实笨而无用，既瞄不准又打不远，在双方火炮对射时，根本就是你打对方不着，对方打你却一打一个准。
英军一直在现代战争中厮混，在战术上也已与中国军队拉开了长长的距离。登陆后，他们才不会傻乎乎地往火网里钻，而是直接就从炮台侧背摸了上去。
虎门炮台有一个致命缺陷，即防前不防后，侧背全空着，而且包括林则徐在内，也没人想到英军会出现于侧背。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洋人之所以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不能弯曲。这些只能直着走路的英国鬼子，怎么可能想象他们如猿猴一样攀爬炮台呢？
可是英国兵就那样爬上了炮台，而且动作极其麻利，炮台很快就告失陷。
有人说，沙角之战时，琦善拒绝向虎门增派援兵，是战败的主要原因。其实当时琦善已向虎门调派了足额的兵力，交战时，中国兵勇超过一万人，每座炮台都给塞得满满的，后来者连脚都插不进去了。可是即便数量上占有这样的绝对优势，中国军队仍然遭到惨败，不仅丢掉炮台，而且死伤达七百多人，素以骁勇著称的副将陈连升战死。英军方面却仅有不到四十人挂彩，死亡一个也没有。
这一战让琦善大为惊骇。据清末笔记记载，琦善并不是完全不懂兵法之人，胆子也不小。在他后来被起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督师有方的大帅。当太平军优势兵力逼近时，“众咸栗栗”，旁边的人都在发抖，而他仍然指挥若定，毫无慌乱之色，结果那一仗还打赢了。
太平军与清军，虽然也差着级别，但双方还够得着，看得见。英军与清军之间，只一个悬殊了得，琦善踮着脚，仰着头都看不清楚对方，不惊才怪。
既然还是打不过，那只有先谈一谈了。
林则徐在虎门销掉的那些鸦片，如今算是英国政府的财产，这些得赔，义律的开价是两千万两白银，但琦善只肯掏六百万。他可怜巴巴地对义律说：“我赔这些钱给你，不知道要给皇上讲多少好话，没准皇上一不高兴，还会重罪治我，而且我告诉你，其实皇上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得靠我自己想法子另外筹措。”
爵爷当年请家庭教师的巨额学费真不是白花的，这么多的宦场生涯也没有白混，在谈判时，他给自己设计的角色定位，一会儿像是义律和道光之间的劝架人，一会儿又像是义律的中国朋友，横竖就不像一个正式的谈判代表。面对义律施加的压力，他始终保持着一副真诚无比、掏心掏肺的表情：“你开高价勒索我不要紧，辜负我一片苦心也没事，就怕我被弄走后，整个天朝上国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事事替你们着想的好人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考虑其中的得失轻重才行。”
义律长年累月跟中国官吏打交道，哪个不是高高在上，又哪个不是妄自尊大，如琦善这般低调，而且口口声声替他着想的大吏真不多见，于是终于做出了让步：“六百万就六百万吧！”
谈判犹如做生意，起价高，还价狠，乃正常现象，可是足足三倍的差距，生意又好像不是这么做的，只能说，跟油头滑脑的爵爷在一起，英国绅士还是有些吃不消。
究竟安的什么心
对于琦善来说，菜市场买菜的事情好搞，最让他为难的是割地。义律坚持，葡萄牙有澳门，英国得取香港：“给不给？不给的话，定海和沙角你们也别想要回去，而且我们还会继续进攻，拿更多的地，都不用你给。”
彼时的香港，不过跟澳门一样，是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不毛之地”，定海和沙角要比它重要得多，倘若一定要割个地方给洋人，琦善无疑只会选香港。
可是再偏僻，如果皇帝不点头，琦善也不敢说割就割，毕竟这不是他家的私产。于是爵爷耍了个滑头，他将“割让”改成了“寄居一隅”，英国人择块角落住住可以，但无产权，而且税还得交给中国政府。
这就是“穿鼻草约”，属于谈判草案，不是正式文本。在未得到道光同意之前，琦善一直改来改去，而且以种种借口拖着不肯签字或盖印，其中仅笔墨官司就打了一个多月，双方来来往往的照会发了有十五通之多。
义律也不是一直都有这种耐心，可他一旦喊打喊杀，爵爷马上就会说：“我这就写报告，代为恳奏，好好地劝一劝皇上，你不要着急。”
等到义律真急了，爵爷索性装病躺倒在床：“我病了，而且病情很重，不过你放心，只要一息尚存，我爬也要爬过来给你签字。”
让琦善这么一说，义律不心软都不可能。事实上，“穿鼻草约”即便真的实现，距离英国政府的心理价位也还差着老大一截，这位全权代表之所以会弃政府指令于不顾，很大程度上倒真的是因为爵爷的表演太成功太感人了。
可是有一个人看不懂，不仅不懂，还为此大发雷霆，这个人是道光。他同时收到了两份奏折，一份是关于沙角战败的报告，另一份是琦善的密折。
作为一个主持过重大军事行动的皇帝，道光并不缺乏对战场的基本判断力。他相信，如果中英海战的话，己方可能确实不是英方的对手，但陆战则未必，过去平定张格尔和阻击浩罕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印象及自信心。
海战不行，陆战行，在这一点上，道光与林则徐算是想到一起去了。可是如何解释沙角之败呢，道光认为，这与琦善有关。
琦善在密折中描述了英国陆军力量的凶猛，强调了自己倾向于和谈了局的不得已，这在道光看来，纯属被英国人吓破了胆，有你这样的主帅，难怪打不了胜仗。
至于琦善提到的一些谈判细节，英方的要价，中方的还价，就更让道光来火了。在道光看来，英方的要价中除了“雪冤”和“乞恩”，其他都是非分之想，拣出其中的任何一项，大清立国以来都从无先例，而答应其中的任何一项，自己今后也将注定无脸见列祖列宗。
就这，你还跟他们谈，以至于代敌人索求条件，究竟安的什么心？道光给琦善下了结论：“林则徐是学着英夷来吓唬朕，你琦善是助纣为虐，帮着英夷来诓骗朕，十足的丧心病狂加丧尽天良！”
道光指示琦善，立即跟英方摊牌，关闭谈判的大门，通商也不给了，而且“朕志已定，绝无游移”，我下了最大决心，决不会再动摇。
道光的这道“关门谕旨”以六百里加急的方式发出，半个月后，它到了琦善的手中。
皇帝的脸板到如此可怕的程度，琦善就算远在广州，也能体会到那种不寒而栗兼如临深渊的感觉，但他却并未照皇帝说的办，不仅没有关闭谈判大门，反而更进一步，改变了先前由专使从中间说项的做法，亲自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这已经属于抗旨不遵了，琦善当然知道后果，可他不得不如此，因为负责军事防务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也需要他这么做。
关天培是武秀才出身的将领，胆略过人。当初在办理漕粮海运时，因风险太大，一开始没人敢督运护送，琦善和陶澍为此都十分头疼，关天培以区区参将身份毛遂自荐，主动要求担任了押粮官。当他护送船队到达天津时，百万漕粮完好无缺，由此得到道光的垂青，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如海运这种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毕竟少，关天培因此老是觉得不得劲。有一年，他出去跟朋友喝酒，喝醉了，忽然提到有人给他算命，说他“生当扬威，死当庙食”，也就是活着的时候可以扬名天下，死了也会受到人们的纪念。关天培认为算命先生根本没算准：“生当扬威，死当庙食，如今我都四十多了，哪里有啊？”
这回真不是装
驻守虎门时，关天培已经六十岁了。
关天培胆大，也不怕死，在战绩虚妄的“七战七捷”中，这位老将军的英雄形象其实并不虚妄。眼见得身边的水师舰船一艘接着一艘沉没，惊恐的水手们纷纷跳水，作为指挥官的他奋然拔出腰刀，大喝一声：“敢退后者立斩！”
在关天培的督率下，已经破损不堪的旗舰仍然连续不断地开火，尽管炮弹根本就够不着对手。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天培几无生路，但他这种自杀式的英勇举动，却打动了英方担任指挥的义律，后者挥挥手，让下属不要再开炮，听任关天培突围而去。
如果可以坚持，关天培决不会轻言放弃，他觉得坚持不住，是沙角之战以后的事。沙角沦陷后，英军将上横档岛也围困起来。上横档岛是虎门防御体系中最关键的一道屏障，近半炮台设于此处。让关天培感到格外焦虑的是，上横档岛也有跟沙角一样的软肋，即侧背空虚，只要英军从侧背进行突破，正面的炮台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琦善喊停，正是关天培最需要的，他需要时间喘息休整，需要时间弥补漏洞，甚至如果可以实现停战，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沙角之战是守军准备最充分，表现也最英勇的一战，但结果很惨烈，使得官兵士气大挫，一部分士兵甚至因此“闹赏”，不增发饷银，就不打仗了。
谈判期间，在琦善的支持下，关天培一方面增发饷银，以鼓舞军心；另一方面，不顾英方的反对，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对炮台进行补漏。琦善的“公然抗旨”，实质上起到了拖延时间，为关天培打掩护的作用。
如果说以前与义律谈判，还有几分诚意的话，此后由于道光表明了“主剿”的态度，爵爷就只能完全靠说谎来维持了。那段时间，他不停地变换各种能想得到的招数，往往到关键时候，身体就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然后顺势要求会议延期举行。
有一次，两人连谈十二个小时，条文都重新拟好了，义律以为大功即将告成，结果竟然又让琦善忽悠了。
谈判间隙，琦善返回广州，迎接他的是两份文件，一份是道光的最新谕旨，言明会有新的“主剿”将军来广州就任，这表明他遭到罢黜只是时间问题。另一份是义律的照会，告诉他，按照两人的约定，英军已经从定海撤出，所以这次他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签字，否则再也不会客气。
两边的债主气哄哄地都来了，夹在中间的琦善再也支持不住，顺着椅子就滑了下去。这回真不是装，整个人到了天旋地转、心神恍惚的程度。
他还想再拖上两天。“重病缠身”的情况当然需要在第一时间通知义律，不然人家不知道啊，所以琦善让专使给义律送去一个照会：请个假，顺便通知会议延期。
在专使身上，另外还带了一份琦善草拟的文件，这份文件上将“只许香港一隅”，改成了“可许全岛”。琦善叮嘱专使见机行事，说如果义律见了照会后情绪不错，那就把这件“优惠”了的文件给他，继续讨洋人高兴高兴，反之，则不要给。
专使回来时，把“优惠文件”又原样带了回来——看来义律真的挺不开心，也是，一天天就这么跟个“病人”干上火，正常人能开心得了吗？
不开心，就要找别扭。义律算是给足了琦善面子，在限定时间到来后，又多等了三天，三天一过，见不着琦善的影子，他动手了。1841年2月23日，英军舰队向上横档岛进发。
虎门防御体系由关天培亲手设计，称得上是整个大清国最强大的海防工程，其特点就是形成三重门户，由分隔三地的炮台对来敌实行层层堵截，以达到御敌于广州之外的目的。不过这一设计针对的只是像“七战七捷”中出现的少量敌舰，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军舰艇的数量和攻击能力已远远超出了虎门炮台所能承受的限度。
短时间内，漏洞可以想办法修补，整体布局却无法改动。关天培只能吸取教训，争取让自己不重蹈沙角战败的覆辙。趁着琦善谈判休战，他在上横档岛侧后加建了隐蔽式炮台，并增派兵勇，以确保英军无法再抄袭后路。
可是他在补住一个漏洞的同时，另一个漏洞又被对手给紧紧抓住了，英军抢先攻占了关天培未能设防的下横档岛，并以该地为制高点，设立了野战炮兵阵地。战斗开始后，英军部署在下横档岛的野炮居高临下，火力齐开，完全覆盖了关天培主防的上横档岛，打得岛上官兵一片混乱。
中英军事上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武器和兵员素质上，技战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要知道，在西方的近现代战争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建立制高点和凭借野战炮火实施打击，都早已成为一个常识，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倘若把背景放到冷兵器时代，关天培绝对出类拔萃，但在横档之战中，他仅仅在军事思维上，就差着人家两到三个世纪。战斗一天就结束了，关天培英勇战死，“身受数十创以殉，天下痛之”。这位老将再次以自己的无畏表现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当家人领走他的遗骸时，英舰特地鸣放礼炮致哀。关于他个人命运的预言则分毫不差：“生当扬威，死当庙食！”
与沙角之战相比，横档之战输得更加无话可说，中国军队死伤三百余人，被俘千人，英军仅有五人受伤。
十多天后，琦善被革职并锁拿回京问罪，主要原因不是打了败仗，而是有人上密折，控告他“私许香港”。
曾经的“主剿派”林则徐，后来的“主抚派”琦善，最后的命运竟然都是披头散发地被装入囚车，其间相差不过几个月而已。
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随着虎门炮台的陷落，广州已经无险可守，最近时，英军兵锋距广州仅隔数公里之遥。
在需要英雄的时候，英雄终于出现了。1841年3月5日，杨芳赶到广州。
从沙角到横档，已连输几轮，不过那都可以算作海战，陆战就难说了。道光不是一个锦衣玉食的孱弱天子，虽然不是马上得天下，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起码也算骑马保天下，尤其在经历张格尔之役的重大考验后，他绝不会缺少指挥陆战并一战而胜的勇气和底气。
过去的张格尔不是也猖狂得不行吗？张牙舞爪的样儿，以为谁都拿他没办法，而当时的南疆纵然不算生死存亡，也在危在旦夕之间，形势之紧张，绝不亚于如今的广州，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让我给活捉了。
问题看来还是出在将帅身上。想想就明白了，琦善这小子那么怕死，整天就记着跟英国人谈判，仗能打好吗？关天培倒是不错，但他是水师将领，没有指挥过大规模陆战，输得也不意外。
召唤我的陆战宿将吧！这次出征广州，道光特地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杨芳不是一把手，但无疑最为耀眼，也最令皇帝所看重。
当年平定张格尔之乱的“三剑客”，长龄、杨遇春都去世了，只剩下杨芳仍健在。这位生擒张格尔的英雄，其时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爷爷了，按道理早该回家抱孙子，他自己也多次打报告，以病求退。可是环顾宇内，像杨芳这样战功卓著且经验丰富的战将实在太过珍稀，所以道光又再度起用，直到此次任命他为参赞大臣。
派杨芳出征，其实希望将张格尔一役在广州重新复制一遍，道光对此信心十足。他丝毫不担心杨芳打不了胜仗，他怕的是英国人船快，别一打不过，就要远遁外洋，朝深海里跑，这样过段时间又要卷土重来，他又要再次遣师出征，多麻烦啊！
“杨芳，你要这么干，像平定张格尔之乱那样，先出奇兵断其后路，务使片帆不返，让他一条船都回不去，然后再四面出击，扫荡干净，直至擒住义律，如此才算大功告成。”
在被任命为参赞大臣之前，杨芳官授湖南提督，干的活也是四处扑火，今天哪里兵变，明天哪里骚乱，都得他去招呼。接到谕旨时，他人正在江西，这倒也好，缩短了路程，使他成了新团队中到达前线的第一人。
当杨芳现身广州，立刻赢得一片欢呼，无论老百姓，还是大小官吏，皆“倚为长城”。
到任后，杨芳迅速调兵遣将，组织兵勇扼守各个要点，但他很快发现义律并不是张格尔，而英军也比南疆叛军和浩罕骑兵厉害了不知多少倍。
在张格尔一战中，叛军已经装备了燧发枪，但数量并不是很多，用“连环铳炮”足以应付，英军不同，他们手中拿的全是燧发枪或更高级一点的击发枪。中国军队使用的鸟枪本来就差着级别，就这样，还属于特种武器，只能配到一半，质量也差得要命，有的用了几十年都没更换过，最离谱的竟然用了接近两百年！如此算来，你得多少支鸟枪才及得了人家一支燧发枪啊，所以“连环铳炮”毫无作用。
比枪更有发言权的是炮，不过双方的差距仍可参照枪，也就是说，大家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于是乎，战场之上，大清国的兵勇完全成了对方的活靶子，上多少死多少。久而久之，底下将领们也都泄了气，有的临战前竟暗地派人与英军商量：能不能你不放炮，我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
后来一想不对，上头知道要杀头的呀，又赶紧觍着脸改口，说要不这样吧，我放几次没有炮弹的炮，算给皇帝留面子，然后马上就走掉……
杨芳傻眼了，以往的那些作战经验毫无用武之地啊。
非常规战术
野史中记载，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杨芳曾派人全城竞购克敌武器，这些所谓的武器既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一只只马桶！
马桶是所谓的不洁之物，在过去的所谓驱邪活动中，它是老法师的必备道具。甭管多么凶猛的魑魅魍魉，都抗不住洁癖，你只要拿马桶之类“秽物”一熏，对方指定遁地而逃。
除了马桶外，还请了法师，建了道场，扎了草人，整个是一天灵灵地灵灵，玉皇大帝来显灵的气魄。
据说，这就是杨芳穷极无聊下想出的非常规战术，更准确一点讲，叫作以非常规对非常规——洋鬼子整得这么吓人捣怪，一定是使用了“邪教善术”，那我也如法炮制，给他来个“以邪制邪”。
类似的段子很是有趣，但把它拿来逗逗闷子可以，却经不住仔细推敲。杨芳怎么说也是见过世面的百战之将，不是一天到晚偷看志怪传奇的书生，再怎么瞎合计，也不至于干出这么没谱的事来。
事实是，杨芳确实收集过桶，不过并不是装大粪的马桶，而是能灌装桐油的木桶。他收集这些木桶的目的，是要置之于广州内河的木排之上，对进犯英军实施火攻。可惜的是，这些来自古典兵书的精妙战策，在近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同样微乎其微。杨芳的苦心孤诣，换来的仅仅是英军受伤八人的回报，而己方却被打得稀里哗啦，一败涂地。
说是两军对垒的生死战场，但那些英军不像在打仗，倒更像在举行一场假日郊外狩猎。
杨芳再也无计可施。或许来广州之前，他对琦善之类的“软骨头”还会诸多不屑，若是两人见了面，没准连搭理一下的兴趣都不会有，可到这个份儿上，他也总算是体会到了滑头爵爷的难处，谁都不容易啊。
1841年3月18日，英军在时隔两年后，重新占领位于广州城外的商馆，并在那里升起了英国国旗。杨芳的努力只是维持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他的英雄形象便土崩瓦解，广州也再次成为危城一座。
这个时候，打已无力的杨芳不能不想到谈，走道，还是得匀称着走。3月20日，他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准许恢复广州通商。
谈和，琦善可以，因为他是钦定的谈判代表，杨芳不行，他是军事统帅，打仗才是他该干的活，停战协定之类完全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不过事到如今，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该怎么跟道光讲，假如猛不丁地照直说出去，岂不要把皇帝和他自个都给活活噎死？
于是杨芳也捡起了文人那一套，写起了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经过一番文学加工和“合理想象”，一个又一个败仗摇身一变，全都转变成了鼓舞人心的胜仗。
在派杨芳出征后，道光的日子并不好过。大清国的运兵速度很慢，虽然征调令早已颁下，但先期聚拢广州的绿营兵勇不足三千，这三千人能否在杨芳统率下，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还真让人悬着心。
再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渴望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了，道光“日夜引颈东南”，天天都伸长着脖子，在焦急地等待前方凯旋的佳音。
佳音来了。读完杨芳的“胜利喜报”，皇帝如释重负，心里那个得劲，那个舒服，就别提了。欣喜之下，他对杨芳这位“晓畅军事”的大将尤其爱到不行：“没有我的参赞大臣果勇侯，广州还能保得住吗？”
唯一让皇帝有些不解的是，既然打了这么多胜仗，为什么杨芳不一鼓作气，把英国人全给灭了呢？
杨芳的答复是，不是我不能灭，您不是说过吗，这次一定要予以全歼，所以我使的其实是“羁縻之计”，等后续大部队到齐，再一网兜下去，管教一个都跑不掉。
听了杨芳的解释，道光恍然大悟。征调的军队还未完全集结，这个时候如果太狠，确实有可能把英国人给提前吓跑：看来杨芳你是真懂兵法啊，如果真那么做，是趋小利而误大局。你有眼光，有魄力，有计谋，待功成之日，一定要给你记首功。
道光是个打过很多仗的人，当然知道什么叫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过去平定张格尔，他就给长龄放过权，这次也决定不干扰杨芳的“从权制驭之术”，等大部队到达广州再说。
俗话说得好，丑媳妇总有见公婆的时候。经过前期的铺垫和试探，杨芳开始小心翼翼地触及实质问题，请道光对通商一事予以认可。
道光接到杨芳的这份奏折，已经是广州恢复通商将近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尽管杨芳在奏折上仍然依照从前的基调和口吻，把这说成“暂作羁縻”之计，但它骗不了皇帝，道光从梦境中清醒过来，变得勃然大怒。
如果我当时就答应了通商这件事，何必劳驾你老人家去广州，又何必费劲巴拉地调动这么多的军队，更进一步说，我又何必将琦善抓起来？
道光立即下旨将杨芳予以革职，但没像琦善那样押解进京，而是革职留任，概因道光清楚，此时正是前线吃紧之时，派得上用场的军事将领绝对紧俏，所以骂归骂，罚归罚，人还得用。
皇帝差你干什么来了
1841年4月14日，团队总负责人、靖逆将军奕山到达广州。
论出身，琦善已经是上等贵族，奕山还要“贵”，可以说贵不可言，其玄祖是康熙的第十四子、雍正的亲兄弟允。
在康熙的众多皇子中，允的武功最为显赫，他曾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亲自挂帅出征，而后一举平定了西藏叛乱，由此声名远播，被外界认为是继承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可康熙一朝又是一个优秀者相互猎杀的时代，康熙的儿子们都非常出色，结局当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雍正登基后，对骨肉兄弟基本上是一个都不放过，允因锋芒太露，自然也难逃厄运，不仅没做成皇帝，还遭到长期监禁。
不过这都是上上辈的事了。在奕山出世时，这些恩恩怨怨早已化为尘世中的一缕青烟，倒是奕山很出息，他似乎继承了玄祖遗风，在家道中落若干年后，再次走上了以武竞雄的道路，从三等侍卫、御前侍卫，一直做到领侍卫内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相当于御前侍卫总指挥，官衔为正一品，论品级，武官里面已经到了头。有如此争气的玄孙，九泉之下的允也应该知足了。要说还有缺憾，就是奕山尚未能够像老祖宗那样，在征讨“边夷”的战事中取得突出业绩。他虽曾参加过平定张格尔一役，但当时只是一个跑龙套的群众演员，观众压根就没能记住过他的脸。
这次不一样，一方面是三军统帅，连杨芳那样的英雄都要随其驱使；另一方面“英夷”嚣张，皇帝忧心，要想延续百年前家族的光荣，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奕山对杨芳非常倚重，可是他在向对方问计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待机而动，不可浪战取败”，乖乖地在家里守着吧，别出去瞎打，一打指定后悔。
别人说这话，奕山没准会一脸不屑，杨芳是谁，那是活捉过张格尔，连长龄、杨遇春在世时都要另眼相看的百战之将，他说会打败仗，十之八九就要打败仗，绝不会有多少水分掺里面。
听完杨芳的话，奕山倒吸一口凉气，心里影影绰绰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本来还想让杨芳打打前锋，至此也只好断了念想。
杨芳说的是实话。他这个人一辈子打仗，打的胜仗多，吃的败仗也不少，但是以往不管怎样，即使败也能败中求胜，广州之行却是唯一的例外。他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敌人，一言以蔽之，相当于看到火星人杀入地球，怎么打都打不过，区别只在于败到怎样一种程度，老将军因此再也不敢做任何建功立业的非分之想，他只打算“以通商换和平”。
杨芳以为说动了奕山，然而一个月后，奕山还是下达了进攻命令，杨芳闻讯急得拔剑大叫，说我给你讲了就是不听，这回要惹祸了，局面也将难以收拾，“事且败而局难收”。
其实奕山也很无奈。
当时从各省调派的援军仍未完全到达，奕山在分兵设防广州后，剩下的兵力并不是很多，而这些人马还大部分是陆军，防守城墙可以，要用于主动攻袭对方舰船就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了。
杨芳说得也许是对的，此时不宜主动进攻，然而他奕山能一直缩在家里吗？什么允之子孙且不表，那些毕竟是虚的，最关键的还是，皇帝差你干什么来了？
加封靖逆将军，位高权重可比当年的允，出京后六道谕旨，每道谕旨上都有“一意进剿”“星夜兼程”这样的字眼，道光如此欣赏看重，如此急如星火，可不是让你来广州坐着蹲点的。
自从到达广州，奕山又接连接到道光的两道谕旨。皇帝的思维和感觉仍然停留在张格尔时期，谕旨里左一个“抄袭路径”，右一个“片帆不返”，就怕让任何一个洋人溜掉，还在拿对方当南疆叛军和浩罕骑兵整呢。
不光是道光三令五申，英国人也不是傻的，义律在得知奕山重新布防后，又杀气腾腾地挥师扑了过来。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之下，纵算再难，奕山也势必冒险一攻，不然无法向方方面面交代，可是怎么攻呢？
拼枪炮，连杨芳都说了，指定没戏，使拳脚棍棒吧，奕山出京时倒也带了一批御前侍卫这样的功夫高手，问题是人家能让你近身吗，所以这是比枪炮更不靠谱的事。
剩下来就只有翻《三国演义》，向老祖宗讨教了，而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战法，又无非两种，一曰水攻，哪座城池一时攻不下来，就引水灌他娘的，比如水淹七军；二曰火攻，见对方势大，便烧他没商量，比如火烧赤壁。前面一招无法用于水战，因为无法以水灌水，后面一招用到水战则是再妥帖不过了，曹军水师“樯橹灰飞烟灭”的佳话传了一代又一代。
继杨芳之后，奕山殊途同归，也想到了火。不过杨芳点火，是为了守，奕山这一把火却是要用于攻，具体来说，就是要乘着黑夜，对驶入广州内河的英国舰船实施火攻。
你说爽不爽
桐油木桶已然不济事了，奕山命人在自己下榻的贡院内日夜打造秘密火器。这里面有射到对方人堆里就能引起大火的火箭，还有相当于现代燃烧型手榴弹的火球火炮，反正是绞尽脑汁，把大清国能搜罗到的各种大小发明都翻腾了出来。除此之外，又在广东佛山装配火船和火筏，它们与秘密火器一起，组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火攻船队。
以火攻水，一般陆军是玩不转的，因为光火船火筏就驾驭不了，奕山从福建雇募了近两千名水勇参战。
本来奕山在广东福建还招募了五千名水勇，这些人正在路上，此外准备工作也未全部完成，但由于道光越催越急，英军越逼越近，奕山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他在未通知杨芳的情况下，提前发动了广州之战。
1841年5月21日深夜，火攻船队出动。百余只火船从上游冲下，紧随其后的是运兵船，奕山的计划是先用火攻，继而让步兵登舰与英军近距离厮杀。
应该说，这种战法并无不妥之处，奕山的统兵指挥与临场表现也算中规中矩。遗憾的是，英国海军并非一千年前的曹军可比，那些大军舰的速度很快，移动也非常灵活，见火船冲过来，能闪的都闪了，遭到破坏的最多是一些来不及躲避的小艇。
倒是临近的炮台发了威，趁着英国军舰争先恐后地往后闪避，一时顾及不到岸上，他们噼里啪啦发炮，一连击中了三艘大军舰。
大清国炮台的岸炮虽然看上去个个“高大全”，但内囊都是虚的，甭管轰多少下，都轰不沉军舰，顶多在表面搞些小伤疤。不过就这样，已经算是不错的战绩，奕山也乐坏了，他当即以六百里加急的方式，给道光发去报捷奏折。
奕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皇帝身边转悠，你要他不说假话不吹牛皮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是多点少点而已。这份奏折也毫不例外，尽得添油加醋之能事，在那上面，击中三艘军舰变成了烧毁六艘，至于英军的死伤，奕山干脆眼睛一闭，用了一个“不计其数”来形容，还说“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英国兵的惨叫声几里之内都能听到，你说爽不爽？
道光没有理由不爽。实际上，自从广州开战以来，他几乎天天都盼着好消息，心情“焦切之至”，已经快急疯了。奕山的那份不知注了多少水分的捷报，如同春风化雨，立刻把可怜的皇帝从不幸中拯救了出来。
按照原来的要求，道光是要奕山一个都不放过，将英军予以全歼的，但人这东西，最受不了失望折磨。在林则徐、琦善、杨芳等“能人”一个接一个让他心碎之后，又等了这么多天，道光已经不知不觉地从全胜退向“能胜”，像这样扎对手几个眼的事情他也能接受了。
道光传旨嘉奖，奕山也以为自己得了手，但是到第三天，即1841年5月23日，风云突变，英军主力到达了广州。
义律的进攻令下得比奕山还早，但是由于此前英军驻于香港，所以迟了几天才在广州附近集结完毕。
在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使出浑身解数，也进行了局部的有效抵抗。据英方统计，从5月21日到25日，英军共死伤77人，创造了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英军伤亡的最高纪录。
可是奕山并没有力量扭转乾坤，像杨芳一样，在传统的古典战争中他们也许可以如鱼得水，但对近现代战争却无一例外地寸步难行。5月25日，义律再次复制虎门战役时侧后包抄和抢占制高点的打法，从侧后攻占了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随即建立了野战炮兵阵地。
四方炮台可以俯瞰广州全城，只要英军愿意，野炮可以打到城内能看见的任何一个位置。到了这个份儿上，奕山不得不投子认输。5月26日，义律开出停战条件，除中国军队需撤出广州城外，另索要六百万元的赔偿，说白了就是“赎城费”。
撤是没有问题，残余守军本来就没什么作战能力了，主要是钱让谁掏，假如写个奏折给道光，包括奕山在内的好些脑袋就要骨碌骨碌地掉下来了。
还好，广州的本地商人有钱，不就六百万吗？我们给，只要你们不在城里打仗就行。
我与夷人的那点事
都说妥了，中间却插进一个花絮兼意外。由于在等待双方谈判条件，英军实际处于一种既不能打又不能撤的状态，按照军事原则，英军指挥官只能改集中屯兵为分散驻扎，以防御对手随时可能发起的偷袭。
当英军官兵集中行动或作战时，比较容易约束，所以纪律尚可，争吵、酗酒乃至对附近区域进行骚扰的现象也少一些，但分开来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英军从香港出发时，仅仅带了两天的口粮，两天过后吃得差不多了，就得到周边乡村去购买，中间免不了要顺手牵羊，干出点类似于土匪的勾当。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住在庙里的英军，闲着没事干，竟然寻求刺激，玩起“盗墓笔记”，把庙里寄存的棺椁也撬了开来。
“洋土匪”的行径在当地老百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5月30日，上万民众和乡勇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三元里包围了部分英军。当天正好下起大雨，英军的燧发枪失效，只得用刺刀进行作战，这使得广东人的功夫在雨中大显神威。英军被砍死砍伤多达49人，仅次于奕山组织的正规作战，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抗英”。
可是这实际上对整个局面已经影响不大，英军很快派出持有击发枪的部队前去救援。击发枪又叫雷击枪，这种枪械不怕雨淋，一开枪，民众即四散而去。
老天爷不可能每次都帮忙，相信奕山如果与义律一对一贴近肉搏的话，也未必就处于下风，可人家不会给你这机会啊，而且英军明确告知，这种来自民间的攻击若不中止，停战协定便作废，先把广州城给你占领了再说。
虽然在给道光的奏折中，奕山恨不能把“三元里抗英”的功劳也揽自己身上，但他是个聪明人，该服软还是乖乖服软，该交的钱也不敢少一个子。
1841年5月31日，英军拿到了全部的“赎城费”，开始陆续撤退。一周后，海陆军完全退出广州，甚至连虎门炮台都交了出去——以英军这样的机动速度，以中国军队这样的防守能力，他们眨眼之间又可以重新控制广州，哪里用得着捏在手心不放。
杨芳的担忧果然没错，折腾半天，什么效果没起到，反而损兵折将，还多付出去六百万。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作为主将，奕山得给皇帝一个理由，一个战败和“赎城”的正当理由。
在随后发出的奏折中，奕山没有否认英军攻占四方炮台的情节，但他说这是“汉奸”作祟，里应外合的结果，并不说明英军有多高明。
不管怎么编排，如此结果总是令人气短，而下面的发展，若是照实说的话，无疑会更令人沮丧——马上要到战败认输的环节了。
恰恰到了这里，奕山显示出了丝毫不输于优秀文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笔锋一转，端上了一盘比武侠小说还要精彩得多的“文学大餐”，题目或可称之为“我与夷人的那点事”。
据奕山说，即使到这种关头，他仍然临危不惧，下定决心要与广州城共存亡：你们不过占领一个城北，有种攻城啊，我逮谁消灭谁，准保把你们全给从城头上撸下去！
“这个时候，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是要说点啥。往下一看，几个英军头头站在城外，嘴里叽里咕噜，而且有画面配合声音，他们一会儿指指天，一会儿指指心，总之动作十分古怪。
听不懂啊，找翻译，翻译听了，说英国人是要禀请大将军出面，以便向大将军申冤叫屈。”
这个“大将军”指的当然是奕山。前面是铺垫，下面就轮到这位老兄尽情发挥了。
“要请我出来？知道我奕山是什么人吗？皇上派来的靖逆将军啊，奉命而来，唯知有战，来这里的使命就是代表月亮消灭你们，不见！
我下面的一个总兵就依令站在城头上，把这帮臭不要脸的痛骂一通，说你们敢无耻地再说一遍，大将军是你们见得了的吗？
亲爱的皇上，您都不知道这时候发生了什么情景，英军里面最大的头头忽然脱掉帽子向我们行礼。（请注意奕山文学态度之认真，他连细节都没放过，因为照传统的说法，夷人膝盖不能打弯，所以在他笔下，英军大头头的最高礼节不是下跪，而是脱帽。）
行礼之后，大头头又屏退左右，他把手上的指挥刀一扔，然后便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在城墙前。
皇上，您是了解我的，照我一向的倔脾气，是绝不愿意搭理这些洋人的，但您也看到了，他们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太麻人，好像搁一万片花椒放嘴里，能麻死你，所以我就派翻译走下城去，问他们，你等究竟有何冤屈。
洋人说了，由于我们不给他们通商，导致他们亏欠无偿，已经卖出去的货也收不回本钱，亏大了。他们占领四方炮台，其实就是觉得离得太远，怕说话听不见嘛，就选了这么一块地方来就近递话。
洋人们没别的奢望，就是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把商欠，也就是欠的那些本钱还他们，然后让他们通商，给个活路，从此再也不敢来滋事了。”
心累了
文学总是那么具有力量，经过奕山功力不凡的再创作，在广州之战中，求和的变成了英国人，“赎城费”变成了合理合法的“商欠”，给道光的印象，好像这一仗还打赢了。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应该说，自林则徐禁烟以来，所有大吏没有一个不说谎，不过总还有个限度，林则徐上报“七战七捷”，有鼓舞军心和让道光支持“主剿”立场的目的，但汇报英军的情况大多没掺假。琦善扯淡，主要是对着义律扯，他对皇帝讲的也基本都是实情。杨芳呢，迫不得已也编过一些无中生有的“胜仗”，可再怎么编，还不敢说英国人会向他“乞和”……
只有奕山，到底是在皇上身边做侍卫的，那真是艺高人胆大，什么都敢吹，什么都吹得出来，给人印象，他就是上嘴唇着天，下嘴唇着地，整个不要脸了。
倒是道光似乎完全被奕山给蒙住了，阅看奏折后，马上传旨嘉奖广州之战的一干“有功之臣”。
奕山可以撒弥天大谎，可是毕竟封不住其他人的嘴，有知道实情的官员，随后就发来密奏，弹劾奕山谎报战况。耐人寻味的是，道光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跃而起，怒发冲冠。
皇帝超常冷静，冷静得像换了个人：“再派人私下调查，看情况究竟怎样。”
调查的结果，说明奕山大部分说的是谎话。这时候大家以为奕山该倒霉了，孰料还是没有。道光只批复“留览”，说放着看看吧，就烟消云散了。
其实不需密奏，更不需私下调查，道光又不是足不出宫的小孩子，他能真的看不出奕山奏折里的虚假吗？再说他派新班子出征的目的，是绝不允许和英国通商，哪怕是“乞和”，那杨芳巴巴结结半天，还不就是奔着这个去的，要是通商就能止战，早就不用费这老劲了。
道光不是看不出有人说谎，他是心累了。就像从前对付陋规和推行实政一样，一开始都是除恶务尽，非要怎么样怎么样，到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方看似不咋的，其实厉害得很，该惊着的也不是它，而是你自己。
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林则徐到奕山，一圈人用过来了，可谓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而且都是帝国官场出类拔萃的人物，可仍然不能像张格尔之役那样完美收官。如果他不乐意，仗就还得继续拖下去，这一拖，消耗的都是白花花的银两，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国库显然已经承受不起了，所以他现在着急的是如何收场，哪怕是平局或略赢，也认了。
奕山明白地告诉道光，只要答应了英国人的“乞和”与通商要求，钱都不用他出，对方就再也不会滋事了。事到如今，道光已经没心思去追究奕山到底有没有说谎。他认为自己的这只股票已经跌得够惨，不亮跌停板就收不住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那就这样吧，夷人那种猪狗一样的东西，不值得跟他们计较，何况你在火攻中还惩戒了他们，何况他们还脱了帽子行礼，朕能够体谅你们不得已的苦衷，知道你们也挺难的，通商和商欠这两件事，准了！”
道光急于从奕山给搭的台阶上下来，可他疏忽了一件事，那就是义律与奕山达成的停战协议仅止于广州一地，他想不到的是，战火竟然还将向北方继续蔓延。
贪官亦是忠臣
道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这个错觉说起来还不能全怪他，甚至不能全怪说谎话蒙人的奕山，与义律也有很大关系。
义律的北上军事计划推迟了。本来六月份就要出发，但是军中流行疾病，连海军指挥官都病死了，躺倒在床的超过千人，远远超过虎门、广州之战中的死伤人数。好不容易熬到七月，恢复了一点元气，又刮起台风，停泊在香港的英军舰队遭到重创，包括义律的座船在内，共有六艘军舰沉没，其他舰船也不同程度受到损伤。
等台风过去，义律正要率军北上，却接到命令，他被免职了。义律下课跟杨芳和奕山无关，他其实是被琦善给抱着同归于尽的，出处就在那个从没被认可过的“穿鼻草约”。
当爵爷因为这份“史上最晦气的谈判草案”而被革职问罪的时候，义律也正被自己的政府骂得狗血淋头，外相巴麦尊甚至指责义律简直单纯到不可思议：“我们的海军舰队已经赢得了完全的胜利，可是你看看，你弄来的都是些什么烂条件！穿鼻草约里答应的那点银子，连赔商人的鸦片钱都不够，想不通你这个白痴怎么会坐地就答应。”
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召回义律，命令早下了，只是因为通信原因，相关文件才姗姗来迟。代替义律的是璞鼎查爵士，他的风格与义律完全不同。义律长期跟中国官员打交道，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没怎么被中方待见过，所以姿态一直放得很低。璞鼎查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殖民主义者，相信大炮就是真理，而且义律的下场无疑也给他敲响了警钟：软不得，只能一硬到底。
1841年8月21日，在璞鼎查的指挥下，英军扬帆北进，目标直指福建。福建的最高长官原先是邓廷桢，但邓廷桢因协同林则徐查禁鸦片，所以在处分林则徐的过程中也受到牵连，早已被革职问罪。正是在这个时期，道光碰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随着林则徐、邓廷桢这些人靠边站，海防前沿一时人才奇缺，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不管皇帝此前如何挑三拣四，但有一个事实连他也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林、邓都属于第一线的能吏，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找一个后继者，何其难哉。
没有一线，只能找二线，道光调颜伯焘接任邓廷桢的闽浙总督一职。颜伯焘家世显赫，从爷爷到父亲都做过一品大员，但汉人高干家庭不同于满人，没有叼着奶瓶就能当侯爵的道理。颜伯焘是堂堂正正的进士出身，然后从翰林院编修干起，累官升至云贵总督，从而给这个官宦世家又增添了几多荣耀，被称为“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
居官期间，颜伯焘曾让人刻一“官箴”石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上云：“公生明，廉生威”。这是前人句子，并非颜氏首创，但听起来煞是大义凛然。
如果你据此以为颜伯焘是个清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非但不“清”，还贪得很，所谓座右铭只是给别人看的。颜伯焘后来被革职还乡，那排场简直惊煞个人。光给他抬东西的杠夫就有六七百人，跟随左右的家属、仆人、杂役粗看一下，则有三千多，吃饭的时候，每天都要摆上四百多桌酒席，几天之内就花掉了上万两银子，简直比大观园的贾府还要奢侈。这还是在免了职的情况下，在任时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颜伯焘是贪官不假，但退一步说，能做事的贪官总比不做事的庸官要强，而颜伯焘属于前者。史书记载，颜伯焘“娴习吏治，所至有声”，虽然不能跟林则徐相比，却也绝不是一个烂角色，当然更重要的是，林则徐他们曾经站过的位置空了下来，急待添置人手。
作为伯乐，既要识人，也要知道如何把对方的能量完全调动出来。道光一向把德放在首位，对官员摆排场花大钱十分痛恨，但在颜伯焘进京请训时，他对这些一句未提，反而三天之内五次召见，一遍遍地鼓励新任闽浙总督“认真整顿，勉力而行”。
就是简单的这么几句话，差点没把颜伯焘撩扯得当场大哭，那印象真是刻骨铭心啊！
什么叫隆恩？这就叫隆恩！颜伯焘固然很贪，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发誓要做一个忠臣，一个粉身碎骨，也要报答皇帝知遇之恩的忠臣。
在颜伯焘去福建上任的途中，英军还未撤出定海，他听说奉命“主剿”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迟迟缩缩，不敢进兵，不由大为生气，当即上奏道光，要求重新起用林则徐，与伊里布一起负责“剿办”。
伊里布是颜伯焘过去的老上司，也算对他有恩，颜伯焘这么做摆明是不给对方面子，但他不管这些，因为他现在心里装的全是道光交托给他的使命，谁挡路，拍死他！
闽浙总督的任所在福州，但是颜伯焘没待几天就走了，他要去厦门。原因是广东方面传来消息，说在英国人想要开辟的通商口岸中，厦门已经榜上有名。这让颜伯焘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英军要进犯福建的话，这座良港将首当其冲。
在离开福州时，颜伯焘将其他所有事务都一股脑儿移交给了福建巡抚，从此一门心思地投入厦门防务。
打的就是你
鸦片战争之前，厦门的防御工事几乎是一片空白，战争打响之后，邓廷桢在海边紧急督建了一座炮台，但是仅半年光景，就快被海潮给冲散架了。颜伯焘一问，并非邓廷桢从中贪了工程款，而是经费所购材料只够支撑半年。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都属于比较清廉一些的官员，申请经费也是谨小慎微，能节约尽量节约，在颜伯焘没来之前的一年多里，福建动用的军费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五十万两白银。
这怎么能行，颜伯焘做事素来大手大脚，趁着皇帝倚重，他奏请户部拨银，一张口就是一百万。理由也很充分：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了。
道光准奏，只是在旁边加了四个字“核减节省”，知道前线急用，但请你老人家能省还是要尽量省着点花。
户部虽有意见，但皇上都批复了，是不能打回票的，只能打折扣。饶是如此，钱也不算少了，而在这么多银子里面，颜伯焘会不会贪，贪多少，是件说不清楚的事，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他没有把厦门工事给修成豆腐渣。
邓廷桢的炮台既然都要散架了，就干脆拆掉，免得留下来反而坏事坑人，颜伯焘要重新修建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海防长城——“石壁”。
用于建造“石壁”的材料是花岗岩，光听听那句俗语“花岗岩脑袋”，你就知道这种石头有多硬了。颜伯焘相中花岗岩，除了够牢够结实外，还因为比较好找，闽南本身便是花岗岩的主要产区。在“石壁”之外，他又修建了多处炮台，以与“石壁”形成鼎足之势，这样的构架有些像虎门炮台，但无疑比虎门炮台要坚固多了。
就这样，颜伯焘仍然觉得不踏实。他原计划在厦门外围设计一个岛链防守体系，即每座岛上都建有石型炮台，岛与岛之间则通过大型战船来实行联防，这样的话，英军尚未接近厦门，便可能被打得落荒而逃。
设计很是精巧，无奈没有这么多火炮来进行配合。“岛链”加战船，总共需要一千多门炮，一时之间，哪里造得出来，颜伯焘只得放弃。
即便没有岛链，光一个“石壁”，也够洋鬼子喝一壶了。修好“石壁”后，颜伯焘放话出来，说如果英军敢来厦门，便是自寻死路，我一定让他们“片帆不留，一人不活”。
颜伯焘不怕英军来，就怕他们不来，以致使自己错过立功报恩的大好机会。
世上的事，没有比等待更令人心焦的了。偏偏义律还很不给力，迟迟不动身北上，老在广州左一茬右一茬地磨蹭。颜伯焘实在着急，只能竖起耳朵打听，随时捕捉那里发生的风吹草动。
不打听还好，一打听，才知道奕山不仅打了败仗，“赎”了城池，还欺瞒皇上，这下把颜伯焘给气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恨不能把奕山从广州城里提溜出来，好好地揍上一顿。弹劾奕山的那份密折，就是出自颜伯焘的手笔，在这份奏折中，他不避嫌疑，也不怕惹怒皇上，再次保荐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
道光看了之后不置可否。过了不久，发来谕令，说战争已经结束，让颜伯焘减少海防兵力，这样可以省点军费。
颜伯焘的消息比道光灵通，判断也更准确，他可不相信战争结束这种说法。再说了，战争结束，对道光可能是利好，对他颜伯焘而言，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坏消息：都不打仗了，他苦心经营的“石壁”给谁看呢？还有他对皇上的耿耿忠心，还有他痛歼英夷的雄心壮志，不都堵一块了吗？
可是另一方面，圣旨颁下，又不能不敷衍一下。颜伯焘是老官僚，做这套可谓游刃有余，他先压，装着没收到或是没来得及办，接着再拖：要下面的官员调查，下面调查完了，他再调查，他调查完了再研究，研究了再请旨。
一套官僚主义流程办下来，好多天过去了，颜伯焘拿出的，不过是一份酌定裁减兵员数量的单子。这份单子还得上报皇帝批准，来来去去，又要许多天，所以自始至终，福建海防其实一兵未减。
颜伯焘的预计与英军攻击的首选目标完全一致，璞鼎查要占领的正是厦门。就在颜伯焘把那份单子发出去的当天晚上，英军舰队开到了厦门。
1841年8月25日，英军穿过外围岛链。岛链里面虽有炮台，但只有很少的几门炮，隔靴搔痒，起不到什么作用。接着就轮到了让颜伯焘引以为豪的“石壁”，大兵压境，他一点都不惊恐，只有兴奋：终于来了，打的就是你！
次日，颜伯焘坐镇厦门岛，亲自指挥，从三面“兜击”英军。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战事一开，“石壁”首先引起英国人的注意，他们对这种防御工事的防炮能力和坚固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名军官夸张地描述说，对着“石壁”放炮，就算放到世界末日，都伤不到里面的守军。
发现正面打不垮“石壁”，英军再次祭起“侧后包抄”这一战术。要说颜伯焘对广东情报是搜罗得很全的，对此早有防备，但要命之处在于，他也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广东方面宣传的当。
从沙角之战到横档之战，再到广州之战，英军每次都从侧后发动袭击，但中方的口径从来不说是英军袭击，都说是“汉奸”所为。汉奸能有多少能量呢，适当提防一下就行了。于是颜伯焘虽守了侧后，但是派去的守军不多，也没有添置火炮，当英军主力来袭，只能以鸟枪、刀矛、弓箭甚至石头来匆匆抵挡。
半小时之内，足足耗去颜伯焘半年心血的“石壁”体系便散了架。目睹这一场面的颜伯焘痛彻心扉，禁不住与身边的官员一起大哭起来。
他不能不哭，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从来没有想到过后退，但仍然被打败了，这个败还不是光荣的败，是毫无尊严和骄傲的败。战后统计，守军减员达三百多人，包括总兵在内的将领就战死了八人，而英方伤亡仅有十七人，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颜伯焘痛骂过奕山的无能无耻，可当败局已定，他也只有仓皇跑路的份儿，因为他的勇气早已被无声吞噬，剩下来的只有惊慌和不知所措。
在这无比现实的世界里，不管你曾经怎样豪情万丈，一旦剥开假面，其实亦不过是命运的傀儡或弃儿罢了。
9月13日，道光收到了厦门失陷的奏折，他这才清醒过来，知道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继续，遂赶紧谕令其他沿海各省加强防范。
这个时候璞鼎查已经奔着浙江来了，负责浙江军务的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裕谦和琦善一样，都是满蒙贵胄出身，但他这个家庭实施的是完全汉化的读书教育，这使得裕谦从小就规规矩矩，读书考试一样不少，之后考中进士，更成为上层八旗子弟中值得夸耀的例子。
裕谦在官场中也属于二线人才，比较勤勉，就是天资差了点儿，始终干不出什么值得夸耀的政绩，这导致他一直升得不快，老在知府一级徘徊。
正是鸦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裕谦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道光将其破格擢升，短时间内连跳几级，以钦差大臣直接署理（也即代理）两江总督。在给裕谦的谕旨上，道光写道：“朕只有早早晚晚地候着，等你报来捷音了。”
脑子不活络的人往往更容易认死理，裕谦就是这种人。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还要超过颜伯焘，那是真打算以一死来报君恩的。
裕谦堪称林则徐的超级粉丝，他对林则徐十分崇拜，不仅和颜伯焘一道，一有机会就为起用林则徐鼓与呼，而且时时处处都向林则徐学习，学他的耿直不阿，学他的强硬立场，几乎形同于林则徐的影子，被公认为自林则徐被撤换后“主剿派”的当然领袖。
“主剿派”的对立面自然就是“主抚派”。同为八旗子弟，裕谦最看不起也最憎恶的人却正是当时在广州“主抚”的琦善。他曾第一个上疏弹劾琦善，并列出了琦善的五大罪状，说琦善自以为得计，其实不过是被英国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小丑，这种头号奸臣早就该下课了。
裕谦的奏疏轰动一时，大长“主剿派”的志气，连他的偶像、被革职的林则徐都为之击节赞赏，还对这篇“名疏”予以了亲笔抄录和评点。
一个裕谦，让“主抚派”的官员个个抬不起头来。奕山敢欺瞒皇帝，却不敢得罪裕谦，论地位，他并不比裕谦低，但还是毕恭毕敬地写来亲笔信，信中一再解释自己的苦衷，话语中甚至不惜讨好求饶，就怕这位“大忠臣”来了性子，会抓住他不放，让他也跟琦善一样倒霉。
在裕谦的任职范围内，不需要道光提醒，他从来没有放松过迎击英军的准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精神上的准备。
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期间，由于严重水土不服，曾像香港时期一样遭遇大病疫，共病死四百多人，当时大部分做了就地掩埋处理。裕谦上任后，让人全部掘出来，先“鞭尸”，然后或挫骨扬灰，或投入大海。
这是对死的，活的也一个都不放过。抓到“通夷”的汉奸，斩，捉到零星的英国俘虏，杀，不给情面，不留后路。如此狠辣，裕谦就是要让众人知道他有进无退的决心和意志，断了部下们的首鼠两端之念：“我做得这么极端，英夷一定恨死了我们，所以你们别想再玩暧昧，更别企图搞什么谈和，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死战到底！”
不是一个好兆头
获报厦门失陷，裕谦马上集合群臣，在关帝庙举办了拜神仪式。当然免不了要祈求关帝爷显灵，保佑定海这里能转败为胜，但最主要的环节还是带着文武百官发誓。
裕谦的第一句话十分悲壮：“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接着他回忆起了他的曾祖父班弟。班弟在乾隆时曾出征准噶尔，最后一战被围困于伊犁，实在突不出去了，于是选择了自杀殉国。
裕谦说：“我会跟从我的曾祖父。自我以下，凡文武将佐，敢说退守这两个字，或者私自投降英军的，一定明正典刑，让他受到天谴神殛。”说这番话时，裕谦言语慷慨。定海总兵葛云飞等人原先信心不足，时有“张皇摇惑之辞”，见裕谦做出这番表白，也大受震动，不敢再犹疑不定。
除了思想舆论上绷紧弦外，裕谦还亲自部署，在定海建立了空前规模的防卫体系。
自中英爆发军事冲突以来，从最早的九龙之战，到最近的厦门之战，尽管战场逐渐内移，将领也逐渐换成了以陆战见长的将领，但要论战争性质，大部分仍只能算在海战范畴，这给包括道光在内的军事决策者们好歹留下了一份自信，那就是海战纵然不济，陆战还是有机会一决高下的。
有这份自信，人就还不会被逼得无路可走。裕谦在布阵时，基本舍弃了定海城外的岛屿，他将主要兵力全部集中于县城区域，为的就是要转移战场，把他认为“不善陆战”的英军聚歼于陆地之上。
浙东不像闽南那样容易找到坚硬的石头，裕谦没有条件筑“石壁”，他打造出的是一座面积很大的“土城”。所谓“土城”，是把县城前的空旷地带全部用土墙围起来，这种土墙系用泥土和石灰掺合所制，虽比不上花岗岩那样坚不可摧，但也具有相当的牢度。
裕谦显然对中国传统兵法做过研究，非常懂得利用地形。他在“土城”附近的山上都建立了炮城炮台和嘹望哨，以便对进入“土城”的英军进行俯瞰打击，可以说该注意到的地方都注意到了。
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裕谦信心满满，说“形胜已握，人心愈固”，既占有陆战地利之便，军心民气又被鼓了起来，这仗还怕打不赢吗？
1841年9月18日，英军舰队陆续集结于定海。当月26日，英舰在靠拢海岸时，遭到“土城”炮台轰击。此后的五天内，英军曾多次派出水兵分队登岸，守军也果断出击，予以一一击退。
五天的首秀是很让人得劲的，一轰就跑，一打就走，谁看着心里都会觉得舒坦。可是大清国的官兵们并不知道，这五天其实是英军完成火力侦察和部署的五天，真正的总攻并没开始，更糟糕的是，由于“土城”炮台的火炮射程太近，从头到尾也没能对英军造成什么损失，反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被对方瞧了个仔仔细细、明明白白。
裕谦用的是冷兵器时代的传统兵法，璞鼎查掌握的却是以热兵器为主的近代战术。在那五天里，他完全搞清楚了“土城”点线结合的布局，知道土城的要害其实是山上的炮台，换句话说，只要打垮了炮台，则“土城”不攻自溃。
英军有充裕的时间建立更好的火力制高点。他们在内港的山岛上设置了野战炮兵阵地，守军看到了，也曾用炮火进行射击，可惜的是根本够不着，人家完全可以哼着小曲，定定心心地把阵地工事垒起来。
10月1日是英军总攻开始的日子。战斗打响后，英军野战炮兵阵地率先启动，将中方炮台上的火力予以完全压制，紧接着英军大部队登陆，他们绕开“土城”，直接攻向各座土山。
在过去的五天里，定海连降大雨，守军对火力侦察这一套又不明就里，大动干戈的结果是把自己搞得十分疲惫，此时骤遭重击，很快就顶不住了。负责督阵土山炮台的葛云飞等三名主将都先后力战而亡，后来他们被合称为“定海三总兵”，三人至死一步不退，但仍无法挽回败局。
英军在付出伤亡29人的代价后，全部攻占土山，至此“土城”已起不到任何屏障作用，定海县城随即失陷。
定海的一水之隔就是镇海，亲自驻防此地的裕谦眼睁睁地看着悲剧一步步上演，终于认清了一个他始终不愿承认的现实，即以海战见长的英军不是不擅长陆战，而是太擅长陆战了，他们在陆战方面的水平和能力远在中国军队之上，在他们面前，无论“石壁”还是“土城”都一样不堪一击。
如果防守工事起不到作用，裕谦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当他经过读书人聚集的学宫时，忽然对着学宫前的池子发起了愣。池子旁刻了一块石头，上镌“流芳”二字，正是这两个字触动了裕谦的心思。
裕谦叹息着对幕僚说：“我的曾祖父班弟是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殉难的，现在也正好是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如此凑巧，真不是一个好兆头，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此地不错，你们以后要记着在池旁替我收尸了。”
黔驴技穷
1841年10月9日，英军舰队进至镇海。早前一天，裕谦遣退了身边的幕僚，让他们先走，并且嘱咐说：“我明天会在镇海城头亲自指挥，你们在离城池数里的地方观战，如果我赢了，就可以给我写捷报。如果败了，不要管我，你们自己逃命去吧。”
幕僚们悲戚不已，裕谦还不忘给大家打气：“东南尚可为，勉之。”不要怕，朝廷很快就会再派大将镇守曹娥江一线，大局还是有希望的，好好努力吧。
10月10日，英军发起登陆行动，裕谦闻讯，立即登上城墙进行指挥。这时由于战事不顺，浙江巡抚余步云登城面见裕谦，请求“暂事羁縻”：实在顶不住了，就服一下软不行吗？
余步云并非一般武将，他曾跟着杨芳参加张格尔之役，立下殊勋，画像还上过紫光阁，在幸存的纯武职官员中，论名气和功绩，杨芳以下就轮到他了。这使得他平时颇有些倚老卖老，对裕谦这位上司也瞧不上眼，但是当大难临头，看似文弱的裕谦又显然要从容镇定得多，余步云的请求被一口回绝。
第二次，余步云又回来了。这次他要求撤退到宁波，理由则冠冕堂皇，声称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镇海百姓遭殃。
此时炮声震天，声音小了对方都听不见，裕谦大声对余步云说：“你如果要撤到宁波，那你到时自行上奏，我不能下这个命令，而且我是不会走的，如果镇海沦陷，我会即刻殉节。”
余步云见裕谦毫不动摇，有些急了，索性把话挑到了明处：“这样打下去，无非死路一条。我死就死了，只可怜了剩下的一家老小。大人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女儿，正好今天出嫁，我都看不到了！”
裕谦当初连英国俘虏都杀，看上去何等绝情狠辣，但听余步云说到此处，亦不免黯然神伤：“我知道，儿女情长，谁都免不了，可是忠义事大，我们都对着关二爷发过毒誓，谁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必受惩处。”
余步云发现不可能再让裕谦改变主意，于是回营后就自顾自地跑了。当然他跑不跑，对战局而言关系都不大，只是跟他个人有关——一年后，余步云被问责处斩，成为鸦片战争中唯一被判处极刑的高级官员。
当镇海陷落的那一刻，裕谦来到学宫前的那座池子旁，他先朝着京城的方向磕头，完了纵身一跃，跳入池中。
一旁的随从急忙将他救起，抬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昏死过去，但还有一口气，接着送往余姚，半路上即气绝身亡。
1841年10月18日，道光收到了裕谦殉难、镇海失陷的奏折，裕谦自杀的细节，让他忍不住落泪，而英军的逢城必拔，则令他“愤恨之至”。
道光随即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并从内陆八省调集一万多兵勇赶赴浙东参战。这完全可以被看成一个复制了的“张格尔模式”：在征讨张格尔一战中，道光就将扬威将军授予长龄，而调兵一万之举，同样可类比于当时大规模的调兵遣将。
你可以说这是在重拾梦境，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黔驴技穷。因为道光手里能打的牌实在已没几张了：海战打不过，陆战更够呛；一线的能臣用完了，二线的也基本出尽。
面对“有将不可恃，有兵不可用”的困境，道光只能勉强再搏这一把，至于结果如何，他已不敢去多想了。
作为皇室成员，新任扬威将军奕经比奕山更为显贵，他是雍正帝的四世孙。到雍正立嗣时，皇子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已不像康熙时那么激烈了，一方面是前面的骨肉相残，把后面的人都给吓得不行，另一方面则是雍正设计了“秘密立储”制度，大家都不要抢，到时打开匣子就知道谁能当皇帝了。
皇位争不了，众人都变得本分起来，奕经的爷爷就是个很有名的书画家，一辈子跟笔墨丹青打交道，从没有扛过枪拿过刀。到了奕经这一辈，才开始拿刀，不过是拿的小刀，也就是像奕山一样做宫廷侍卫。
奕经虽说曾外放担任过黑龙江将军，还曾跟着长龄出征南疆，但他似乎继承了书画家爷爷的血脉，性格偏软，适合从文而不是从武，对征战杀伐这套学问也始终没能真正领会。
要论兵略，奕经都不如奕山。这么说吧，奕山算是皇室成员中的一线能臣，奕经至多排在二线，皇室成员与满汉大臣在能力方面又差着档次，因此奕经的实际水平只能到三四线外面去找。道光也不是不知道奕经有几斤几两，只是他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