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呼叫了罗伯特·布伦南医生过来给我会诊。他是林奇堡公共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在等待化验结果期间，他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病因以及相应的治疗手段。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化验结果终于出来了。虽然我被绑在了轮床上，但大声的呻吟和抽搐并未停止。在我身上，一种更令人迷惑的症状出现了。革兰氏染色法（是细菌学中广泛使用的鉴别染色法，以发明这种方法的丹麦医生Gram命名，它可以辨别出感染细菌的阴性与阳性）的结果显示，我感染的是阴性杆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同时，我的脑部CT扫描结果也出来了。他们发现，我的脑膜内部已经发炎肿胀。呼吸管插入了我的气管，呼吸机开始以每分钟12次的频率协助我的呼吸。一组监测仪器围绕在我的床边，以监测、记录我身体指标的任何改变，以及我几乎就要毁掉的大脑。
每年因大肠杆菌感染脑膜炎的成年人都极少，他们得病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有的人是因为经历了脑部手术或穿透性脑部创伤，也有些人是自发感染。而那些非外部原因感染此病的病人，基本上都有比较明确的病因，如自身免疫系统缺陷（大都因艾滋病毒引起）等。但我的身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让医生想到我患的是这种病。其他种类的病毒或许可以通过鼻窦或中耳入侵大脑，引发脑膜炎，但大肠杆菌不会。脑脊髓本身的封闭性极高，所以大肠杆菌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进入这里。除非脊柱或头骨被穿透了（比如被污染了的脑深部刺激器或神经外科手术的分流器等），否则大肠杆菌一般只会停留在肠道中，根本没有机会靠近脑膜。我曾经上百次将刺激器和分流器放进病人的大脑，所以如果我是清醒着的话，一定也会同意我同事做出的诊断：我得了一种我根本不可能得的病。
劳拉和罗伯特医生无法就眼前的检验结果做出最终诊断，他们开始打电话求助大型医疗学术机构的感染病学专家。所有人都认为眼前的状况只有一种诊断可能。
无缘无故地罹患大肠杆菌脑膜炎，并不是当天发生在我身上唯一奇怪的事情。在急诊室，我持续如困兽般嘶吼、呻吟、蠕动了整整两个小时；而将要离开急诊室的时候，我忽然安静了下来。然后，我毫无预兆地喊出了一句话。这几个字说得非常清晰，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听见了。几步之外、站在帘子另一侧的霍莉，也听见了。
“上帝，请帮助我！”
所有人都急忙跑到我的病床前。但他们再看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
对于急诊室里发生的一切，我毫无记忆。包括我喊出的这句话，我也丝毫不记得。这句话，是我持续昏迷7天之前，留下的最后的语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