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岳母去中心医院做肠镜，检查出在直肠里生了一个肿瘤。医生很负责任，说怀疑是恶性的。老婆当时就吓堆了，给我打电话牙齿磕磕绊绊。我有种顽固的乐观主义精神，凡事都愿意往好里想，当即表示不信。我说咱这医院的烂水平，你害怕什么呢，一定是误诊。
其实谈不上误诊不误诊，最后的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一想，无论良性恶性都不敢在本地医院动手术，干脆直接去省城，就把岳母给送到了省城医大一，就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切片化验一看，果然是良性的。大家平白吃了一场惊吓。
很多人有类似经验，就是小医院不靠谱。常常把小病错诊为大病，把大病误认为小病，骗点钱也就罢了，耽误病情造成治疗不及时，搞不好出人命。
我有个拐弯抹角的朋友，画画的。有一阵总感觉胸闷背痛，自知是心脏病症状，却不重视，随便找了一家一级小医院挂点滴，所谓一级医院就是社区诊所一类。挂了一个星期，不见缓解，就升级到另一家二级医院继续挂水。这厮平日里不拘小节，没想到治病这么按部就班。
事后我们聊起他，都说他有点要钱不要命。他刚买了新房，打算用手里的积蓄把画室好好装修一下。艺术家嘛，有没有艺术尚在其次，必须有个充满艺术细菌的工作室。因此就没舍得花钱去大医院。而他就诊的那两家小医院，都以什么患者都敢收治著称，你就是有幸染上埃博拉病毒，他们都敢给你治。全然为赚钱。
结果可想而知。那位朋友久治不愈，终于心梗发作。被他所在的二级医院用救护车紧急送到丹东一家三甲医院。
这里有个救治心梗病人的常识：尽管冠脉支架是抢救心梗急性发作的重要手段，但在心梗发作时下架，风险性就成倍增长，相应需要更高超治疗技术。如果那位朋友早来一天，命就保住了。或者不在发病时下架呢？先做一般性的抢救会怎样？
总之人财两空。他打算装修画室的钱用在了保命上，命还没保住。就诊为时已晚肯定是重要原因，而丹东那家三甲医院的救治处理是否得当，我们这些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欧美的医疗分诊制就十分完善，家庭医生会为你提供最合理的治疗建议。不像我们，总要面对商场一样的医院、商人一样的医生，总要在身体挨刀和钱包挨刀之间做无头苍蝇似的选择，结果是这两刀哪个都躲不掉。
现在问题来了。我爸的心脏病要不要支架？如果支架要不要去省城大医院支架？我深知父亲的脾气秉性，别看他口是心非咬钉嚼铁地拒绝支架，一犯病指准第一时间认怂投降。
去省城的大医院做介入手术显然更可靠，但想走医保，本地医院会拒绝出具转院手续，他们自认为具备治疗这个疾病的能力，这符合政策，即本地医院若能治好你，你就不能带着医保去上级医院治疗。此中关隘虽可凭我的关系打通，但我实在不愿意开口求人。同理，去省城大医院想排到手术床位，也需动用关系。我未必没有这个关系，但我实在不愿意开口求人。
在我像那个丹麦王子一样犹豫不决时，我妈那边又来电话了。我爸出院已经三个月，状态还不错，成天不是满大街乱溜达，就是去楼下小卖店打麻将。让我的心情也随之放松下来，也许老头子心脏没大问题，上次心梗发作只是偶然现象而已。
我妈在电话中口气郑重，说你来一下，跟你们商量点事。我问什么事。我妈厉声道，让你来就来。喊完就挂了电话。
我才起床，顾不得洗脸刷牙，连滚带爬赶到父母家。一看我弟也在。大家表情严肃地在看《舌尖上的中国》的重播。我也跟着看了一会如何腌制火腿，我妈才慢悠悠地开腔道，你爸要去医院支架。
我说怎么，又难受了爸。我爸说没。我说那怎么想去支架呢？我爸说赵大夫说还是支上好。
见我爸语焉不详。我妈在一边做了解释，说是赵大夫打电话来，要我爸准备一下，一个星期后，沈阳人民医院的专家来给做支架手术。
我说好好的为啥要支架呢？再说支架也不能在本地手术啊。咱们那医院水平不行。
“怎么不行，人家这回来的是专家！”老头子莫名其妙怒了，坚决要捍卫专家的名誉。
“什么专家，就是一般医生，来咱们这走穴赚钱。”我弟不知好歹地插话。
“你悄悄的吧！你们都别管我，我和你妈自己去医院就行。你们都别管！”老头子不知道哪来的火气，顺手发了两顶忤逆不孝的帽子给我们哥俩。
我妈在一边做进一步解答。原来赵医生说了，在元旦和春节期间做心脏支架，价格上能便宜。反正早晚都得支架，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支上得了。
两节大酬宾？
我看了一眼我弟，他也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这个社会已经神奇到这种地步了吗？原以为药店凭积分送鸡蛋就够离谱的，想不到医院做手术都带促销的。
“支，支吧。”我冲弟弟使了个眼色，“谁说不管你了，我们不寻思去沈阳支架能更准成点吗。”
“去什么沈阳？我还不知道吗，咱们门口那个于三，去年就在中心医院支的架，支了三个，现在跟好人一样。”老头子犟劲又上来了，“我的病我自己说的不算吗，我就在这儿支，支死了拉倒！”
我妈和我们哥俩一齐闭嘴转头看电视。
